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愈的病人，从此对天花有了免疫力。于是马瑟挥笔给伦敦的一位医生写信说：
为何这种方法在英国竟然有如石沉大海，无人试验，也无人传杨？成千上万的人愿拿出成千上
万镑金钱，一劳永逸地驱除这可怕的疾病的危险和恐怖。我恳求您，先生，开始行动，拯救比
西德纳姆医生所拯救的还要多的生命。就我自己来说，要是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天花再度侵入我
们的城市，我将立即与医生们磋商，实施这个可望产生喜悦结果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有幸
得知您率先行动，那将使我们受到多大的鼓舞！
1721 年 4 月，马瑟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一艘来自西印度群岛的
船只将天花时疫带进了波士顿。此后数十年中发生的事件，更加鲜明地对照
出医学发展机会在大西洋两岸是何等不同。也是在那一年，伦敦发生了不同
寻常的天花流行。从土耳其学得了接种方法的爱赶时髦的玛丽·沃特利·蒙
塔古夫人费尽口舌，总算说服国王乔治一世让他的两个孙女接种。尽管有王
室作榜样但响应者寥寥，整个伦敦只有二十余人零零星星分散地做了接种；
但在发生了两例死亡后，公众的反对趋于强烈，医学界则从中推波助澜，接
种试验在英国 便暂告中止。不久，接种又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恢复，接
种的人数也不少；然而，在任何一个社区，接种的人数都不足以得出结论，
肯定或否认接种技术作为一项公共保健措施的价值。伦敦是一个无计划扩展
中的城市，天花在这里始终存在，这儿不是进行试验的理想场所。直到 1752
年，当严重的天花时疫席卷伦敦，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时，接种
才有了较大的进展。而这个时候，美洲取得的成就（在英国已广为宣传）早
已成了旧闻。
美洲在防治天花方面的进展始于 1721 年 6 月初。当时，马瑟公开呼吁
波士顿的医生试行接种预防，以保护当地人民。他的呼吁激起了激烈的争论。
总的来说，博学的医生们——以该城唯一有医学学位的医生、脾气暴躁的威
廉·道格拉斯博士为首——反对进行试验。他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对医
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竟然对他们指手划脚，而要求他们采用的技术又是从“穆
罕默德的徒子徒孙们”那里搬来的。他们也确有实际的理由反对这样做，因
为当时的接种方法还很粗糙，实际上很可能扩散天花。但是，他们的反对主
要是以神学观点为依据的。他们说，接种“过于信赖人们所外加的、毫无根
据的图谋，而忽视了我们的护卫者所确定的正常的自然进程”，因而违背了
“上帝的旨意”。一份刚由詹姆斯·富兰克林在其弟本杰明·富兰克林帮助
下办起的报纸《新英格兰报》，遵循殖民地时期报纸的保守主义传统，也攻
击马瑟的耸人听闻的新花招。但是，许多牧师声援马瑟，要求给接种以正当
的试验机会。双方以感情冲动、语辞尖刻的小册子进行论战，马瑟本人就写
了六、七本这类小册子。公众舆论真正达到了爆炸的程度：十一月间，一枚
炸弹扔进了马瑟的寓所。
每个人都同意，天花的防治是一个事关公众的问题。尽管面临强烈的反
对，尽管面对城镇行政当局的禁令和天意报复的威胁，扎布迪尔·博伊斯顿
在马瑟及其教界追随者的支持下，设法在天花流行时期的波土顿做了一些接
种。接受接种的人数已足以提供有统计意义的证据，它表明接种可能引起的
死亡危险小于自然感染造成的危险。1722 年 3 月，在天花流行高峰过去后，
马瑟向在伦敦的皇家学会秘书长指出，在波士顿接受接种的近三百人中，仅
有五、六人死亡（而且这几个人有可能在接种前已自然感染天花），而在自
然地感染上天花的五千余人中，死亡者将近九百人。这就是说，人们因为在
普通的感染中得到天花而死亡的可能性，大约是经过接种后丧生者的九倍。
鉴于在时疫流行时大约有一半左右的波士顿人口得过天花，因而从整个社区
的角度看，还是很值得冒接种的风险的。
波士顿这些统计数字的汇集是公共保健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是对这么一
种医学问题进行计量分析的最早尝试之一。它们后来证明具有重大意义，因
为不仅接种由此被确立为一种防病措施，而且为数学家（当然是欧洲的数学
家！）发展出“概率演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马瑟在接种方面的实际成就，比任何一个事实都更清楚他说明，天花最
后是能被征服的。同时，这打开了人们对其他疾病可治愈性的思路。道格拉
斯博士本人也来为美洲经验主义气氛的强大力量作证：到 1729 年至 1730 年
间波士顿发生了由爱尔兰传入的另一次天花流行时，他和他的大多数同行已
经相信，只要适当地控制，接种大有好处。他们也确实还为自己的病人施行
了接种，1755 年，道格拉斯宣布接种的危险只有百分之二至三，而且还可
进一步降低。他说：“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为何在我们的母国大不列颠至今
仍很少施行接种，尤其是考虑到在我们的殖民地或种植园，特别是在波士顿、
纽约、费城和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已经相当成功地施行了接种。”
波士顿试验的影响遍及各个殖民地。1738 年初，当一艘来自非洲的船
只将天花时疫带进地广人稀的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时，这里已有近三十年没有
受到天花袭击。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博士和他的同行们立即大规模地施行
接种。在当时大约有五千居民的查尔斯顿，一位医生估计，他一个人就亲手
为四百五十个人做了接种。在时疫逐渐乎息之前，约有一千人接受了接种。
根据基尔帕特里克博士的叙述，受接种者的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一，这与受
自然感染者的死亡率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在接种法被确立为美洲医学的一
种惯例的过程中，强烈的即使有些粗糙的经验主义倾向、对理论的漠视和对
效果的强调起了决定作用。人们经常运用基尔帕特里克的宣传小册子中这么
一种令人将信将疑的逻辑：“除了这个方法真正成功这一事实，没有任何东
西能使它沿用至今。”但是，他要医生们谨防“先天存在的浅薄和后天获致
的糊涂”，以免因此而闭眼不看明显的成效，这个告诫是很有道理的。美洲
的医学实践具有一种自觉的连续性；例如，基尔帕特里克仔细地提供了关于
1721 年波士顿天花流行期间早期的接种成功率的统计图表。但与此同时，
接种法似乎与人的常识抵触。基尔帕特里克说：“用投入疾病怀抱来防止疾
病这一新奇办法，一开始自然很少有受欢迎的可能。”而且，当公众和医主
们的恐惧又有英国那边的“权威观点”作依据时，它们就更不容易被克服。
几乎每一个殖民地都曾在某一段时间里禁止施行接种法，但这样的法律并未
坚持下去。到 1760 年，各殖民地已开始对施行接种作出具体的规定，而不
再是明令禁止：到 1775 年，至少在中部和南方的殖民地，法律只是旨在规
定合理的安全措施，防止由接种而引起的疾病蔓延。甚至在法律全面禁止接
种的新英格兰，禁令在天花流行时也哲停实施，以便接种得以进行。1774
年 9 月，当大陆会议在费城开会时，该城的医生同意在会议期间停止接种，
“因为参加会议的几位北方和南方代表据信尚未得过该病。”
独立战争初期，军队的流动使天花传遍了各个殖民地。按照美军总医务
官约翰·摩根博士的建议，乔治·华盛顿将军命令全军实施接种。接种在专
门为此目的设立的医院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接种，大概是到那时为止的范
围最广泛的一次接种试验。当 1792 年天花再度侵袭波士顿时，它的二万居
民中已有近半数受过接种。
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前，天花的威胁——直到将近 1800 年之前，还在
英国逐渐增长——在美洲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天花流行已不那么频
繁，也不再激起那样强烈的恐怖。美洲取得的实际成功还有着更大的意义：
它为大洋两岸对这种疾病开战的下一步行动作了思想准备。当爱德华·詹纳
在十八世纪末期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种牛痘时，对于理论上的自
相矛盾之点感到害怕的人己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在詹纳作出发现和本杰明·沃
特豪斯向美国报刊读者报道这一发现（1799 年 3 月 12 日《哥伦比亚卫士报》）
后的十来年里，种痘在美国十分普遍。州政府开始对此提供补贴，国会则授
权联邦疫茵署以免忖邮资的方式向美国任何地方运送疫苗。
36．通科医主
在美洲仍处于殖民地时期的英国，”职业”一词可以确切地定义为“适
合于绅士”从事的行业。通常所说的“职业”是指”神职、法律和医学这三
种职业”（约瑟夫·艾迪生语）。如果说这三种职业都不一定能使人发财致
富，那未其中每一种都确能使人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医生被视为“职业”，
但却不包括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不管他们技术多么高明，学识如何渊博，因
为这些行业并不彼认为是适合于上层阶级人士从事的。在英国，各种行业之
间的界限，各门知识之间的界限，反映了地位稳固的贵族阶级的势利眼光。
门户之见、自私自利和懒散怠情，形成了刻板的社团组织和凝固忆化的学术
机构；对于新知识和新方法，它们一概拒之门外。
在英国只有学者才能从事的各行业中，医学是仅次于神职（也可能稍次
于法律）的出现最早、分类最琐细的一个。它的各行会的差异，比其他任何
行业都更加微妙、更加错综复杂和根深蒂固。到了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巨
大力量正使古老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垄断逐步解体，政府调节越来越不起作
用。但是，在高等和专门的学术领域里，尤其是在医学方面，传统的垄断并
没有打破，在某些情况下还变得更加壁垒分明。这种行业的分隔延续了思想
的分隔。
中世纪早期的医生，一般是由寺院所办的学校训练的。到了十五世纪，
医生须从医科毕业，并从大学得到行医执照。然而，当时医生的领域比现代
医生的领域要狭窄得多。他必须通晓使过去的医学知识得以保存下来的拉丁
文，还要有各方面的学问。因此，当亨利八世在 1518 年特许成立皇家医生
学会时，他是打算既将它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又将它作为一个排外的行医者
行会。
外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的社会地位低得多。在中世纪的大学里，根
本不设这一学科。禁止教士千流血的事是原因之一，而需要动手操作也使它
显得不那么高尚。治愈外伤、作各类手术以及拔牙，成了理发师的职能，他
们从十四世纪早期起就有了自己的行会。1540 年之后，从事这类技能的开
业者们组成了理发师一外科医师行会，但行会内部还有区别：理发师不得兼
行外科医师的职责（拔牙除外），而外科医师则不得为任何人剃发。这样，
一条社会鸿沟分隔着两个现在看来是如此紧密相连的医学分支——年科和外
科。
制药又是另一个专业。药剂商原是杂货商的一个类别，是杂货商行会的
成员。1617 年，药剂商们得到特许的药品专卖权，杂货商被禁止出售药品。
接生又是一个行业。至少在十七世纪末期以前，接生几乎全由妇女包揽。她
们的执照由其主教签发，后来也间或由理发师一外科医师行会发给。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构英国，众多医学行业的组织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它们多半变得更加糟糕。刻板和复杂的程度有增无减，而在医疗训练的质
量和职业标准方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到了十八世纪，皇家医生学会
挑选入会者主要依据候选者的社会声望，而且它已拿不出与其名称相符的带
指导意义的东西。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都不再有生气勃勃的医学院。不知
因何缘故（也许是由于出现了一系列出类拔革的人物），理发师一外科医师
行会中的外科医师分支似乎避免了僵化。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内科
医生们依然高踞于他们头上。还有一项令人十分讨厌的古老规定一直延续到
十八世纪前期，即外科医师在施行手术前，必须从主教那里获得许可证。直
到 1745 年，外科医师才设法与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