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布道的场合证明了它在早期新英格兰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尽管大多数情
景已被人们淡忘。星期日有两次布道仪式，星期四通常也有一次宣讲。法律
规定所有人都得出席，缺席者被科以罚金（1646 年的一项法令规定缺席一
次罚五先令）。法律把星期日的仪式说成是“恭听《圣经》的公共典礼”。
几乎没有一样公共活动不是以布道作为最令人难忘的特色。或许最特别的是
选举日的布道，牧师们以此影响政治事件的进程，而且一直到美国革命时这
仍然是新英格兰的一种制度。这些布道就选民面临的各种选择来阐发正统神
学的含意，讲述一个好的统治者有哪些品质，以及人民与统治者有何种共同
责伍大约在 1659 年，开始进行“火炮布道”，即在召集民兵和选举军官的
场合讲道。另外，斋戒节和感恩节期间的好多日子（在马萨诸塞海湾，1639
年里这种日子共有十丸天，1675 至 1676 年问共有五十天）也以布道为中心
活动，它们向民众说明上帝为何贬抑或褒奖他们。
即使某一布道场合是以英国的某个传统为依据的，它作为新英格兰的社
会仪式仍取得了新的意义。对即将走上绞架的死刑囚犯布道是英国的古老惯
例，但由于群体的范围狭小和正统观念的力量，它在新英格兰却有新的含义。
甚至死囚本人也积极参与。
1686 年在波士顿处死了一个名叫詹姆斯·摩根的杀人犯。我们这儿有
一份亲眼目睹者的记述，说明行刑前发生的情景。“定于 3 月 11 日处死摩
根，为拯救他的灵魂，行刑前向他作了三次极好的布道：两次在主日，一次
在即将行刑时。”两次星期日的布道是由科顿·马瑟和乔舒亚·穆迪做的，
每次都有整整一小时，而绞架前的布道则由英克里斯·马瑟所为。听乔舒亚·穆
迪布道的人如此之多，以致他们聚集在波士顿新教堂时竟将楼座挤裂，不得
不移往另一个会堂。这些布道都充满感情，富有说服力。它们要求罪犯及时
悔罪，恳请会众（即全社会）从中吸取教训。摩根在和陪伴他走向绞架的牧
师进行的最后谈话中说：“我愿对我的所有罪孽表示追悔，但我特别痛借自
己忽视了蒙受天恩的途径。每逢主日我本应上教堂，但我却常常在家睡觉，
或在别的地方厮混。这毁了我！”
摩根站在通向绞架的阶梯前面，看着他即将葬身其间的棺材，试图发挥
他在这个仪式中能起的作用。他抓住最后机会，做了只有他才能做的布道。
他的话被一名听众记了下来：
我向主祈祷：我愿为你们全体的鉴诫，愿为遭受此种惩罚的最后一个人……我，一个几分钟后
将去见主的垂死之人祈求主，让你们都听着我的话：切勿酗酒，切勿交结坏人，切记一切善训
良言，切勿象我那样背弃《圣经》。我过去逢教友聚会就溜出会所，造罪作孽，以满足我肉体
的贪欲……啊，在我一命呜呼以前，我或许能趁此片刻弃恶从善！啊，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
让大家都记着我现在的肺腑之言！啊，记取我的告诫，祈求主使你们不犯这已经毁了我的罪孽
吧！
这样一场由一个死囚所作的布道绝不是独一无二的。科顿·马瑟在他的
《马格纳利亚》一书中，用印刷得密密麻麻的二十页篇幅，记载了“某些因
死罪在新英格兰被处以极刑的罪犯的历史，包括他们的一些临终讲演”。
由于缺少其他娱乐，布道对于新英格兰的请教徒自然有着格外的吸引
力。它提供了一个场合，使相隔较远的街坊邻居可以会面，交换各种新闻和
闲言碎语。没有布道，早期新英格兰人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公共活动。他没有
报纸，没有剧院，没有电影，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而没有这些东西，
牧师就格外能使他的布道吸引听众的全部注意力。不过困难也不少。在若千
年间，新英格兰的聚会所没有人工照明，也没有取暖设施。寒冷的秋冬季节，
外面寒风怒号，里面四壁冰冷，接合不严的护墙板上有许多裂缝，一股股冷
风就从那里灌进来。虔诚的听众们有时冻僵了手，以致无法做笔记。几十年
后才出现了暖和但容易出事的脚炉，而壁炉直到十九世纪初才有。硬硬的长
条板凳坐起来很不舒服。当靠背长凳终于（由坐的人自己出钱）安装后，便
使年轻的听众得以掩盖自己的漫不经心，或者能隔着有雕饰的隔板同邻座窃
窃私语，这从他们口中白霜一般的呼气便可推知。为来到这些很不舒适的聚
会所；早期新英格兰人往往不得不选择路线，穿过不存在任何起码的道路的
原野，有时要走上好几英里。隆冬，跋涉于积雪；春秋，陷足于泥泞。而且
有几十年，除其他困难之外还存在着印第安人这一严重威胁。所有这些只是
更加显出了布道和聚会所在新英格兰清教徒生活中的重要性。
虽然出席布道仪式是强制性的，但人们绝不想草率从事。由于缺少书籍，
主题又很重要，许多听众便带上笔记本记录。通常，一个牧师在一个教区年
度过终生，并不指望一群人数更多或更富裕的会众。而且，他的听众就那个
时代来说，是很有文化，很认真的，他也不可能指望用“书评”、乐队或外
来的演说家来逗乐或打岔。所有这些情况都有助于使早期新英格兰的布道者
保有很高的才智水平，并鼓励他精益求精，使他的布道不愧其所具有的中心
地位。
从而，新英格兰的布道是这样一种公共仪式：它使强烈的正统观念运用
于日常生活的细节——诸如某男孩在查尔斯河上溜冰时溺水而死、地震、蝗
灾、海船到达、选举官员、召集民兵等等。神学是在美洲建立基督教天堂的
工具。
3．探索新英格室方式
对于请教徒和许多随后来到这里的人来说，美洲的命运是和群体建设的
使命分不开的。我国文明史上几乎从未出现过人们从完善其制度转向改良其
教义的时刻。就象以后许多代美国人那样，请教徒关心的与其说是华丽炫目
的一般原则，不如说是实际运行的具体制度。
“新英格兰方式”是“美国生活方式”这一现代概念的早期形态（虽然
两者在内容上有巨大差别，但在精神上并非完全不同）。清教徒希望在英国
国教会中“清洗”的不是它的神学，而是它的政策，不是理论，而是实践。
在教义问题上，新英格兰人是直言不讳的遵奉国教者。约翰·诺顿解释说：
“我们身居天涯海角；我们只改变了自己的风气，而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
美洲请教领袖们多次在聚会时宣布遵奉正统。
他们的表述方法就显示了这一点。新英格兰清教的基本文献不是“信
条”，而是“纲领”，这比美国第一个政党提出“纲领”早了近两个世纪。
政党的“纲领”证明它注重行动计划而非理论思想，而美洲请教徒也以此表
明了同一倾向。关于他们宗教怠旨的最清晰的表述，出自 1648 年在坎布里
奇举行的一次教会长老会议。这个文件以“教规大纲”为题发表，被人称为
“坎布里奇纲领”。牧师们宣布：
我们各教会在此宣告，我们（仰基督圣恩）信奉欧洲一切业经改革的基督教会所普遍接受的福
音教义；我们尤其希望不偏离我们祖国各教会的真诚教义……我们生来是英国人，亟愿按照福
音书信奉我们所见所知英国教会所信奉的教义（尤其是它的各项要旨）。
根据约翰·科顿的前言，使新英洛兰人不安的是“我们的兄弟和同胞在教会
管理问题上互相争斗，不仁不义，违背教理。”新英格兰的牧师立志改良教
会管理。作为新英格兰公理会教派的宣言及其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基础，“纲
领”的正文从头至尾只关系到这些实际目的。
早期宗教会议一次又一次地申述新英格兰教会的正统性。1680 年牧师
们在波士顿宣称：“在教义方面我们和其他经过改革的教会完全一致。不是
教义、而是教礼教规问题使我们的父辈来到这片未经播种的荒原上，以便自
由地实践他们的信仰。” 1726 年，即半个世纪以后，科顿·马瑟坚决认为
英国国教教义在新英格兰仍比在任何国家更普遍地被人信仰和宣讲，而新英
格兰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教规。
清教徒们如此强调生活方式，以致任何笼统的“教会”概念成了不真实、
甚至是危险的了。他们唯恐用“教会”一词来指信奉某一套教义的人们，甚
至唯恐把教徒聚会的建筑物称为“教堂”。新英格兰人把自己做礼拜的地方
叫做“聚会所”。理查德·马瑟曾说，把聚会所称为“教堂”是个危险的修
辞手法，“从《圣经》中找不到根据来证明可以把 church 这样一个比喻用
于供公众集会的房屋。”因此在许多年里，当新英格兰人讲起他们可以给世
界作的贡献时，他们既不是指自己的“信条”，也不是指自己的“教会”，
而是指新英格兰方式。
推动他们向这方面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他们神学的独特性，特别是“联
合”思想，以及他们的殖民地司法状态。新英格兰清教徒尊崇的“联合”神
学是一座理论的冰山。洋面下隐藏着坚实的神学主体，它比上面的部分更大
更重。要充分阐明这一隐蔽的基础不亚于解剖整个新教①。在新英格兰生活
中明白可见并起着显要作用的部分，是被称为公理会教派的联合教会方式。
公理会教派的基本点在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现行关系。每个教会不是等
级体系的一部分，也不是某种完美的机构的分支，而是由探求神圣生活方式
的基督徒个人组成的一种俱乐部。公理会好比一组营业兴旺的商行，而不是
铁板一块似的大企业。即使请教徒使用“教会”一词，他们通常也是说新英
① 基督教的一派，与天主教、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其主要宗派有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浸会、
公理会、卫理公会等。——译者
格兰“诸教会”，而不是“教会”。使他们给合在一起的不是统一的行政机
构，而是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生活方式。
公理会思想的核心是这么一种联合观念：一个好的基督教会能适应所在
地的具体环境，并通过某些基督徒不断取得一致意见而产生。“坎布里奇纲
领”开头一章问道，教会礼拜的形式如何？它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礼拜“用
权衡所有情况后最有利于开导人的方式来做：这样，它的确定就将被认为如
同出于神授，其间并无人的错误。”教区规模大小也根据实际的考虑来确定。
“教会在人数上不应超过通常可以在一个地方方便地聚会的数目，也不应少
于可以方便地开展教会工作的数目。”每个教区有它自己的问题，“别的教
区不会由于它的功德而受到赞美，也不会由于它的腐败而受到责备。”
因此，一个教会既不是根据行政命令组成，也不是由宣称信奉基督教的
人偶然凑合而成，而是按照一群“圣徒”、即具有特殊“皈依经验”的基督
徒的“契约”或协议组织起来的。牧师职位不是从神学院取得，也不是由宗
教界授予。相反，它是由一个虔信者在和一群其他人的关系中行使的一种职
能。一个人要成为牧师，就必须得到一群基督徒“招聘”；当这种关系终止
时，他就不再是个牧师了。在公理会的政治形态中，人和人的关系超过了世
袭或神权地位，方式超过了形式。
在促成这种观点方面，请教徒对《圣经》的使用方法并不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说清教信仰有任何典籍依据的话，那就是《圣经》。请教徒希望“受一
个定则、甚至是《圣经》的指导”。他们受《圣经》指导的程度或许甚于他
们那个时代任何其他基督教派。他们在“坎布里奇纲领”中解释说，每个人
都可以通过《圣经》找到预定的生活道路和真理的形态：
治理之则己在《圣经》中规定，因为我主耶稣基督，基督教会之君主和立法者，对上帝的忠诚
不亚于摩西，后者在《旧约全书》中将上帝所定治理之则授予以色列之子。《圣经》现亦尽善
尽美，可使圣徒臻于完善，具有行一切善事的全能，并对上帝的完善安排笃信无疑。
然而，试图按《圣经》生活完全不同于试图按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的法律、
亚大纳西的信经、甚至威斯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