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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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个社会的被监护者，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怨天尤人。伦敦的慈善家们精　
心规定了他们所设想的殖民者的需要。从“1735　年法规”中，我们可以了　
解到这一关怀的程度。仓库管理员弗朗西斯·穆尔的记录写道：　


受托管理人今年想在佐治亚另辟一个县，并建立一个新镇。　

他们将给遣送来享受施舍的人，每人一件值岗风衣，一支步枪和一把刺刀，一把短斧，一　

把榔头，一把手锯，一把铁锹或铲子，一把大锄和一把小锄，一把手钻，一把刮刀，一只铁壶，　

一副锅钩，一只煎锅；每个区或每个村给一盘公用石磨。每个劳动力（按受托管理人酌定的份　

量与时间拨给）一年安家之用可得牛肉或诸肉三百十二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　

零四磅，面粉一百零四磅；劳作时每人每天一品脱浓啤酒，不劳作时不给；五十二夸脱蜜糖供　

酿造啤酒之用；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盎司调味品，十二磅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　

十二夸脱灯油，一磅棉纱，十二磅肥皂。　

对这些人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子女，即对于十二岁以上者一年分配的份额如下（发放办　

法同前）：二百六十磅牛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　

粉，五十二夸脱酿啤酒蜜糖，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盎司调味品，十二磅糖，四加仑醋，　

二十四磅盐，六夸脱灯油，半磅棉纱，十二磅肥皂。　

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者每人可得上述份额之半，被视为半丁。　

两岁以上七岁以下者每人按上述配给得三分之一，谓之“三一丁”。　

受托管理人支付移民由伦敦到佐治亚的船费；航行途中每周四天吃牛内，丙天吃诸肉，一　

天吃鱼……　


对迁往佐治亚的移民提供的这种给养，听起来像是管理得当的监狱或雇　
佣军的样子，而不像是到新世界寻找出路的殖民地自由民。　
受托管理人及其评议会（佐治亚的政府机构，开会地点则在伦敦）的会　
议记录弥漫着家长制气息。据说该殖民地的官库总管托马斯·考斯顿曾当众　
宣布殖民者“既无土地、权利。亦无财产；受托管理人授与的一切，受托管　
理人可以随意收回”。凡军官分外英勇者，奥格尔索普必吁请受托管理人予　
以犒赏，因为“若不实行有功者奖、失职者罚，任何社会都不能生存。”如　
果萨几纳出了一位中小学校长或助产士，伦敦的受托管理人就得在当年预算　
中加上补助款项，无论是拨款买一口平底锅，还是拨款为萨尔茨堡来的二十　
六名妇女缝制围腰，受托管理人都一样地郑重其事。一言以蔽之，受托管理　
人亲自经管这些素不相识、生活在他们从未见过的土地上的人们的日常生　
活。　
在　1735　年　7　月的一次会议上，受托管理人一致宣布：“本托管会要做　
的事总是正确的，人们应当相信我们。”统治者的这种傲慢态度，或者充其　
量是恩赐态度，滋长了被统治者的依赖与不满。佐治亚的移民们对发给他们　
的食品、住房和农具怨声载道，盼望或要求远在伦敦的慈父们给予补偿。第　
一年得到事先保证的补助以后，仍感生计艰难的移民要求第二年再给补助。　

受托管理人除依允外别无他法。受托管理人为使殖民者满意和提供良好供应　
所作的努力推迟了殖民地独立之日的到来。　
早在　1739　年，琅西瓦尔勋爵就认识到，如果慈父般的政策继续下去，　
财政上将难以为继。尽管主持者身不由己愈陷愈深，殖民者却并不见兴旺发　
达。在佐治亚，这些穷苦的英国城里人不仅吃尽性格软弱之苦，也因其缺乏　
拓荒者的技能而无所作为。过不多久，受托管理入便不得不承认穷人“在英　
国无用，到佐治亚来也一样无用”。　


　　15．福利计划的破产　


即使受托管理人真的发现殖民地人相信“本托管会要做的事总是正确　
的”，也还是免不了失败，因为他们建立的是一个驯顺的侯国，而不是一块　
有事业精神的殖民地。　
殖民地人也备受官僚机构通病之害：烦琐、专横、腐败。“靠施舍为生”　
的移民的配给保管在仓库里，让一些忍不住顺手牵羊以肥私的人来分发。例　
如，托马斯·考斯顿就是一例，奥格尔索普于　1734　年把他留在殖民地充当　
代理人和官库总管。他有权决定发不发配给品，从而他成了佐治亚最令人痛　
恨的人物之一。任何人处于考斯顿那种不值得羡慕的地位都无法既付好其伦　
敦的雇主，又使他监守的人称心如意。不久他就成了各种指责的活靶子：坏　
牛肉、短斤少两、投机牟利、行贿受贿。大部分指责看来证据确凿，不过考　
斯顿作为受托管理人的代理人拥有政府权力，因而可以设法使自己兔受惩　
处。　
受托管理人的计划中，最为基本的、也是构想最差和后果最糟的是土地　
计划。五十英亩佐治亚松木稀疏的砂地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而且，清除树　
木种植作物的活计，对于一个只靠家人帮忙的壮汉也就够呛了。至于一个更　
加清心寡欲、勤奋不息、英雄豪迈的民族是否干得了，那是题外话，因为受　
托管理人是以特定种类的人移居殖民地为己任的。　
他们移民实边的硬性规定把促进殖民地生产力的积极性扼杀了一大半。　
一个没有男性后嗣或者子嗣不愿耕稼的移民，干了若干年后发现原来不准他　
出售自己的财产。他千吗要为受托管理人积聚财富呢，由于移民们被认为是　
“边防要塞”的战士，故而每一次土地交换都是有关政府政策的问题，只有　
在证明其有利于公共利益时才能为伦敦所批准。据伦敦会议的记录，凡涉及　
五十英亩业田的转让问题总是满篇诡辩。　
受托管理人终于发现他们承担了既无法履行又推卸不得的责任。他们制　
度的每一步强行实施，似乎都使得以后的每一个例外更加不公道。例如在　
1738　年，佐治亚小镇汉普斯特德的居民抱怨他们的业田只能长松树，请求　
调换好一点的土地。受托管理人在伦敦奥格尔索普邪宅审议了这件事：　


他说他知道汉普斯特德的土地刮刮叫，诚然那里的地大多数是只长松树的砂土，但只要肯吃昔，　

　　　砂土可以变成米粮仓，有人已经把其他地方的砂土改变了嘛：如果在这方面迁就这些人，那未　

　　　就连眼下还没有想到要迁居的人在这块殖民地上也留不住，也要择良田而迂了。由此在殖民地　

　　　引起的混乱就难说了。我们应当考虑到，如果允许这些人迂往新土地，他们就想再要一年的津　

　　　贴，我们没有条件再给，而且其他人也会想要的。　

怏怏不快的殖民者于是身不由己地被束缚在小块贫瘠的土地上。既然法　
律不准他们增加上地，亦不准买卖和调换土地，唯一的出路便是逃跑。　
尽管移民们承认有必要限制任何人占有土地的数量——“因为这样可以　
防止不合理的乃至不得当的土地垄断，这种垄断已大大妨碍了其他地方的强　
盛和进步”——但这种限制与实行强制性的平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问道，　
如果没有机会改善境遇，哪有积极性来勤奋苦干？有个姓普里的船长于　1733　
年从佐治亚返抵伦敦后向受托管理人报告说：“因为人们中间有许多懒汉，　
还有些人没有劳动力，那些使劲千的人便觉得别人坐享其成：每到土地开垦　
出来就大家均摊；而靠抽签来决定每个人的份地时则机会均等，这是不合理　
的。”　
佐治亚传来的喧嚷抱怨与日俱增，奥格尔索普却试图使其他受托管理人　
相信，发牢骚的只是一些懒人、追求私利者和“心怀不满”分子，他们是受　
了南卡罗来纳土地投机商的煽动。直到　1738　年，受托管理人才开始对佐治　
亚的土地政策作一系列修改，而每次修改都被看作是对原则的忍痛割爱。1738　
年，受托管理人准许女性在佐治亚继承土地；次年，允许无嫡嗣的佃农立言　
遗赠业田；1740　年，允许土地出租并要求在经营方面作一些改进；翌年，　
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从五百英亩增加到两千英亩。受托管理人承认土地质量　
有差异，逐渐允许砂土地与较肥沃土地之间比较自由地交换，凡对原授地已　
加垦殖者，则另授地五十英亩。退佃金额，先是减免，后来干脆废除了。直　
到　1750　年受托管理人即将放弃其特许状时，殖民地土地占有权己演变为绝　
对继承权的制度。到这时，佐治亚人终于能同任何其他美洲殖民地居民一样　
地买卖、租赁、调换或遗赠土地了。但是奥格尔索普仍然板着脸唱反调，他　
争辩说，只是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土地法规，才使这块殖民地免遭入侵。　
奥格尔索普认为，一种制度废其部分则无异废其全部，这是完全正确的。　
所有种种幻想彼此丝连网结，一毁俱毁。例如，个人占地面积一增加，反对　
使用黑人劳力的许多论点便告破产，而主张贩进黑奴的新论点旋即产生。大　
面积占地需要更多更廉价的劳动力。年复一年，佐治亚北部的殖民者在卡罗　
来纳黑奴贩子的怂恿下向伦敦提抗议，说黑人缺少，造成殖民地经济停滞，　
怨声载道。1748　年　3　月，受托管理人在伦敦议决“决不允许把黑人运进佐　
治亚殖民地，因为由此在边防重镇形成的危险十分明显；而且，那些叫嚷着　
不使用黑奴殖民地便势难获成效者，显然不想靠自己的勤奋成其事业，因而　
必然不愿促进而是妨碍殖民地的建设。”他们奉劝那些不靠黑奴便无法成功　
的人，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但仅仅过了两年，即　1750　年，受托管理人便全　
面退却；他们解释说，殖民地的情况变了，于是对奴隶制经济开了方便之门。　
受托管理人振兴佐治亚道德风尚的计划也一无所成。通过一项字斟句酌　
的法案来“严禁可恶可憎的酗酒罪孽”是一回事，而要对稀稀拉拉散居山林　
沼泽地带的居民实施这项法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位记者提醒受托管理　
人，贫困、不幸和幻灭感总是驱使人们借助酒力“鼓起勇气”。即使在英国，　
多数人也是“孤苦无望或发发酒疯，并无其他选择。为今之计，要引导他们　
（佐治亚移民〕处事中庸得体，就要使他们确有改善境况的盼头，并逐步以　
对他们最有用的恰当概念使他们心情舒畅。”　
也有人严肃地反对禁止运进朗姆酒。因为佐治亚殖民地最可能出口的是　
木材，它理所当然的市场是盛产蔗糖的英属西印度群岛，那里能够拿出来交　
换的只有朗姆酒，禁止朗姆酒进口实际上切断了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这样　

会使英帝国得不到必需的木材，而佐治亚人则做不成有利可图的贸易。还有　
“医学上的”理由，“美洲居民的经验证明，必须以酒搀水喝（千真万确，　
美洲没有哪个地方的水比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水更需要搀着酒喝），对于可　
以买到这种酒并有节制地加以使用的佐治亚居民，其好处则是家喻户晓的。”　
最后对于一些无法实施之法还有通用理由：走私酒贩的利润本可落到奉公守　
法的公民口袋里；还有，“愈是得不到的东西就愈是渴望得到、也愈是无节　
制地使用，一般说来，这是人类的天性，特别是俗人的天性；佐治亚的朗姆　
酒问题就是一例。”事实证明，敢作敢为的卡罗来纳朗姆洒贩比任何论点更　
具有决定意义。　
诸受托管理人终于不顾奥格尔索普的强烈反对，不体面地退却了。1742　
年，他们尽管尚未勾销禁止朗姆酒的法令，但却命令其代理人停止予以执行。　
同年晚些时候，他们取消了禁酒令，但仍只允许从别的英国殖民地进口朗姆　
酒，以交换佐治亚上产。　
佐治亚计划各项目中，最后告吹的是养蚕缫丝这一项。一位殖民地官员　
于　1740　年报告说：“在蚕丝成为商品之榆，该殖民地仅有的贸易只能是将　
木材和鲜肉运销西印度群岛。”受托管理人诚然对酒的生产调查个没完，但　
他们想入非非的却是蚕丝——也许纯粹是因为他们不怎么懂。然而，伦敦的　
穷人可不听受托管理人宏图大略的安排，而吐丝的蚕儿更是如此。佐治亚蚕　
丝业的流年帐只是一部无谓争吵和希望落空的实录。　
事实证明，要在美洲荒原上出产蚕丝这种娇气的新产品无疑是困难的。　
养蚕缫丝是一种精工细活，而且其精细程良决不亚于同受托管理人赖以教会　
移民养蚕缫丝的喜怒无常的皮德蒙特人打交道。第一场灾祸涉及到一个名叫　
尼古拉斯·阿马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