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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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威更说了一句够得上伟大的话：“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利益在农民那里，就如同在国家一样，朕用这些卖地得来的钱干什么！
短暂的帝王生涯
广顺四年，公元954年，郭威已经病重，在气息奄奄中，多次告诫柴荣说：
“从前我在西征中，曾看到唐朝留下的十八座皇陵，竟然没有一座不被挖掘的！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多藏金银钱财、奇珍宝玉的缘故。我死后，你，一定要给我穿上纸衣，要使用黄土烧制的棺材收敛我。丧事办理要迅速，安葬要迅速，不要把我久久地留在宫中。墓穴里不要用石头，就用砖来代替。工匠役徒都要由官府出钱雇佣，不要白白给百姓添麻烦。安葬完毕，就招募靠近陵墓的百姓，三十家够了，免除他们的各种徭役，就让他们看守陵墓。不修地下宫室，不设守陵宫人，不要造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刻一块石碑立在陵前，写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后继天子不敢违约。’这是我最后的遗嘱。你如果违背我的话，我可就不施福给你！”
郭威主张薄葬。
按儒学思想，薄葬未必有益于天下，但厚葬的弊端也可以考见。无论如何，郭威想到的是俭朴下葬，这也是有益于民生的举措。对比一下秦始皇即可知道他节约了多少民力，省却了多少民脂民膏。
有记录说：郭威病逝当夜，“东北有大星坠，其声如雷”。
《旧五代史》的主编薛居正对郭威的评价用了近两百字，文采华美，史论精当，值得录在这里：
周太祖昔在初潜，未闻多誉。洎西平蒲阪，北镇邺台，有统御之劳，显英伟之量。旋属汉道斯季，天命有归。总虎旅以荡神京，不无惭德；揽龙图而登帝位，遂阐皇风。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所以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及鼎驾之将升，命瓦棺而薄葬，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诛，议者讥其不能驾驭权豪，伤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周太祖郭威没有飞腾之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声誉。等到平定西部的河中李守贞，坐镇北部的邺都天雄军，开始有了统御军政的功劳，显示了英伟出众的器局。不久赶上后汉国运衰微，天命有所归属。郭威于是率领雄师扫荡京城，不能不说连他自己也会感到内心有愧；等到手握乾纲而登上帝位，就开始开创美好的风气。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清除了往朝的弊政；过了一年就使天下人心大服，怎么能做到这样改恶从善呢？应该说是郭威应变无穷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所以鲁国故地的慕容彦超，在被征讨中，望风而散；河东并州的刘氏残余，在后周压力下，只能苟延残喘。等到太祖临终时刻，又命令瓦棺薄葬，这种勤俭的美德，有始有终，值得称道。虽然他享有帝王的时间不长，但作为开创基业来说，已经做得相当充裕。然而最后处决王峻、王殷，谈论这件事的人都讥讽指责他不能驾驭权臣豪士，这种诛杀大臣的无情，亏损了他自己的德行。从因果来看，他之所以在位时间这么短，大概也许是有缘由的啊！
船山《读通鉴论》对郭威的评价也不低。他认为：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乱不可止，自康承训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讨庞勋始……朱温甫灭，沙陀旋窃，石敬瑭、刘知远皆其部落，延至于郭威，而中国始有得主之望，祸亦烈矣哉！
大唐灭亡之所以不可救、五代祸乱之所以不可止，原因从康承训上奏让朱邪赤心带领沙陀三个部落讨伐庞勋开始……大唐帝国之后，后梁的朱温也被灭掉，从此以后，中原被沙陀人窃取（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人建国），石敬瑭、刘知远等都属于沙陀的部落。这种异族占据中原的格局，直到郭威出现，才使中原有了得到自己君主的希望。引沙陀进入中原的祸患实在是太严重啦！
船山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夷夏之辨。这一层道理，在五代乱世中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引动异族入主中原，也许可以解决一时的政权危机，但长久看，为害中原、令衣冠文明沦丧的根源也往往在此。郭威以后，中原政权重新回归本土，这是一件有关族群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宏大事件，从中入手，钩沉潜隐其间的故实，也许可以演绎重要的人类文化学成果。
郭威短暂的帝王生涯结束。
后周，进入了大帝柴荣的时代。
贰 南唐的前世今生
契丹之外，体量最大的是南唐。它几乎奄有了大半个江南，还占据了江淮之地，就是这个江淮之地，让南唐有了令人羡慕的北部屏障。
乱世中，南唐何以做到这一步？
中原对北敌的战略
柴荣继位后，最想解决的是契丹问题。
契丹问题中，最急于解决的是燕云十六州问题。
但解决燕云十六州问题，几乎需要倾国之力。中央禁军几乎要全部出动，而大军北上，究竟需要多少时日，难于预期。这样，就留下了空虚的后方，而后方，其他小国不去说了，单是南唐、后蜀，两大“藩镇帝国”就对中原一直虎视眈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生的北汉。这个北汉，看上去不大，所辖之地无非就是过去的河东之地，却是过去石敬瑭、刘知远等人赖以成就后晋、后汉的根据地。况且，北汉又与后周已经结成世仇，谁又能知道在征讨契丹的时候，它会做出什么动作来呢？
柴荣，那一颗年轻的鹰隼之心，在思考。
他知道，解决契丹问题之前，先要面对北汉问题，后蜀问题，淮南问题。这之中，个头最大的是淮南问题，因为，淮南属于南唐，而南唐，不仅享有江南广袤的富庶之地，而且属于“衣冠之国”，在“五代十国”中，最具有“正朔”的性质。后周动江淮，就要直面南唐；而直面南唐，就是一场“正朔之争”，不仅可能很惨烈，而且还要付出道义风险——有什么理由跟一个安静地待在江南近二十年的大国发动战争呢？
石敬瑭以割让国土为条件，获取国家政权及天子地位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它启迪了北方与南方诸国的政治想象力：中原王朝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似乎也可以联手契丹，对付中原王朝。
基于这个想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居于北方的北汉、西夏，就与契丹有过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居于南方的后蜀、南唐，也与契丹有过试探性的战略联盟。目的只有一个：牵制中原王朝。
这一格局，南唐与契丹的勾结最为凶险，因为它一旦勾结成功，即意味着对中原王朝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这是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到大宋王朝出现，都不愿意看到的地缘政治格局。
但南唐确实与契丹有过接触，甚至是实质性接触。
南唐联系契丹，是“赵匡胤时代”的一大关节，涉及中原诸国与北邻的地缘政治大问题。由于后周与大宋都以中原正朔自居，因此，对勾结契丹的邦国会相当敏感；而后蜀和南唐，也会尽可能地争取境外势力，牵制中原武装力量，进而对抗中原席卷天下的趋势以求自保。这样，中原南方邦国与北方草原帝国的接触，探索合作之可能，就成为“赵匡胤时代”出现的一种战略联合，在这个方向，互相间甚至不惜动用间谍手段。
问题还有另外的复杂性。如南唐，在与契丹勾结的同时，也曾拒绝了契丹试图“册封”南唐的政治模式；但也可以反过来说：南唐尽管拒绝了契丹“册封”的政治模式，但从没有忘记勾结契丹南北夹击后周或大宋。
青年柴荣看到了契丹入主中原，但也看到了后晋与契丹决战中的光荣。阳城之战，是中原险胜契丹的辉煌战例；中原将士战胜草原帝国，纳入中国史来看，这样的胜利也为数不多。用俗话说：这是彪炳史册的重要战役。其间，中原将士奋勇杀敌舍命向前的斗志，成为鼓舞后来爱国将士的故实。它预示了：石敬瑭以来，草原帝国，并非不可战胜！
但从大唐帝国晚期以来，契丹屡屡入侵中原的故实，以及契丹颠覆后晋的故实，确实给中原衣冠造成了沉重的阴影。
——草原帝国居然可以灭亡中原帝国！
它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
契丹灭晋，灭亡中原帝国。这一故实引发了更多中原俊秀、有识之士不得不长考中原对北敌的战略。这些人包括李璟、柴荣、王朴、赵普、赵匡胤……
最终一定要解决契丹问题，给我中原衣冠之邦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
但是南唐、后蜀怎么办？
北汉怎么办？
先解决哪一个？先动契丹，还是先动南唐，抑或先动北汉、后蜀？
契丹之外，体量最大的是南唐。它几乎奄有了大半个江南，还占据了江淮之地，就是这个江淮之地，让南唐有了令人羡慕的北部屏障。
乱世中，南唐何以做到这一步？
杨行密斩杀朱延寿
南唐的前世今生，与当时一个自称为吴国的藩镇有关。
吴国，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第一任首领为杨行密。
大唐帝国晚期，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后来因为有功，得到提升，被大唐拜为吴王，建都广陵（也即扬州），称江都府。
传统中国职务的行政级别，“帝”，最高，全国只能有一个“帝”；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那就意味着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是“王”不同。一个版图内可以有多个“王”。作为“王”，一般都据有领地，如果没有领地，也会有“汤沐邑”，也即圈定一块地方，将这个地方的租税收入划拨给他，等于是该“王”的固定的税收来源地。这个领地，就可以称之为“国”。“王国”在“帝国”之下，是可以和平存在的，不算是国家分裂。“王”是被“帝”“封”的，因此“王国”又称为“封国”。
“王”之下，才是“公侯伯子男”诸爵位。这类爵位一般没有领地，但可以“食邑”，也即“吃地方”，有地方贡献租谷、布帛、钱粮、草料什么，可以折合成粟米，计量单位为“石”，统计单位为“户”。所谓“万户侯”，就是“食邑万户”。如果每户缴纳租税二斗，万户就是“二千石”，就可以称“食二千石”。当然，“食”多少户，很多时候是虚数，实际得到的要少得多。
有辖地的“王”，比较威风，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于帝国的独立王国。历史上的独立王国很多，有人干好事，有人干坏事，都以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地方，甚至比帝国对地方的影响还大。所以，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帝”对中国影响最大；但如果细细地做计量分析，“王”可能比“帝”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杨行密所据有的“江都府”，可以称为一个“国”，史称“吴国”，是被大唐“帝国”封赏的一个“王国”。
“吴国”辖地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有州郡一百多，是个事实上的大“国”。
说来杨行密这个人物，够得上江南一大枭雄。他出身贫寒，但长得人高马大，有力，能举起三百斤的东西，一天可走三百里路。早年参加江淮地区的造反活动被抓，但就像郭威因为被主帅喜欢，虽然闹事，还是被有意释放一样，杨行密也遇到这样一个欣赏他的人，将他放掉。
大唐时代，他曾被招募到宁夏去戍守，一年期满，返回家乡庐州（今属合肥），但有军吏不喜欢他，欺负他，令他再戍守一年。杨行密接到通知，啥也不说，准备了行囊就出发，特意路过这个给他使坏的军吏门前。军吏假装没事人，问他：“您呐，这是要干吗去啊？”杨行密走近他，大声道：“干吗去？来取你的项上人头！”说着当即砍下军吏的脑袋，提着就出了门，开始造反，占据了庐州。这就是杨行密“起家”之始。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断扩大地盘，在江淮之间跟人打了许多次惊心动魄的战斗，最后拥有了江淮和江南的十几个州郡。
杨行密独处的时候，据说常有一个黑衣服的人侍奉在他的后面。后来他有了军队，一律弄一块黑布裹在脑袋上，史称“黑云都”。
跟随他一起起兵的人有个朱延寿，此人比杨行密手段还要辣，打仗时，多次以少击众而获胜，靠的是他说一不二的“纪律性”。据说，他安排的战事，如果不胜，所有退后的士卒一律杀之。而且他下的命令，不准许有一点折扣。有一次与后梁军队作战，他让士卒二百人带着大剑前往，但又指着其中一个士卒让他留下。这个士卒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和勇敢，就说：“我也愿意去杀敌效劳！”朱延寿当即将他斩首。这就是所谓“令必行”。士卒们怕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