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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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宗李存勖被颠覆，混乱之际，需要内府出财帛犒赏军人，要皇室奉献，刘皇后吝啬，内库使根本调不动皇室，最后刘皇后只拿出两只银盆犒军。军人得不到犒赏，也没有啥积极性，李存勖没有了最后的依托力量，导致在军人作乱中被杀。李存勖遭遇颠覆，刘皇后的“吝赏”肯定不是唯一原因，但却是原因之一。李存勖优待优伶，也是将士离心的原因。
李存勖称帝之前和之后，几乎判若两人。之前，那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之后，那是纵情演艺事业，不懂体恤民情，管理失控的昏君。所以才会让石敬瑭觑见帝国破绽，让李嗣源得了后唐天下。
李嗣源进入京师后，令各路诸侯访求李克用诸子，也即诸王。但他并没有要杀害诸王的意思。他的手下大臣安重诲等，私下谋划道：“现在咱这个殿下，正在监国，处理先帝丧事，咱们应该早点安排诸王，以此来统一人心。但殿下性慈，咱抓了诸王，不可以告诉他。”
于是，安重诲等人抓了诸王直接就杀了。这事一直到一个多月后，李嗣源才听说。但他知道一切无可挽回，只有痛切地叱责安重诲等人一通，自己却暗暗伤惜很久，不能平静。
刘皇后在战乱中，带上价值连城的四条犀带，还有一囊黄金，找到年轻的申王李存渥，准备逃往太原。那里有当初李存勖的战将李彦超镇守。
一路上，这位刘皇后开始和李存渥乱伦，通奸，史称“同箦而寝”，在一块炕席上睡觉。
李存渥到了太原之后，李彦超已经心向李嗣源了，所以不接纳李存勖的各位皇子。结果李存渥被下人所杀。李彦超不敢杀刘皇后，但也没有安顿她，刘皇后自己在太原出家为尼。
但李嗣源已经听说了刘皇后的种种丑闻，史称“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明宗李嗣源听说这个女人太肮脏了，当即令她自杀，给她留了全尸。
“法乳汤”与“同阿饼”
李嗣源也鼓励权贵们能体会民生之艰，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这个世界上喜欢过奢侈生活的人多，喜欢过简朴生活的人少。但简朴而又合理的生活才是符合天道，事实上也符合人性的。奢华，尤其是那种过度的奢华，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虚荣作怪。李嗣源没有这种虚荣心。考三千年史，帝王出于虚荣，追求奢靡生活，看来看去，处处透露着小家子气；相反，那些出于天性而不是刻意表演简朴的帝王，反而有一股直通哲学终极意义的大气。给大树都包上绸缎，给城墙都铺上锦绫，吃饭时上一百多道菜，乘个辇还用黄金装饰，诸如此类，好玩吗？反而透露着颟顸可笑的土鳖习气。简朴，在李嗣源那里，似乎就是一种天性，犹如在赵匡胤那里就是一种天性一样。世俗的奢靡，对参透人间真相、明了天道秘密的俊秀人物而言，不构成诱惑。
李嗣源在藩镇时，待客有一种东西叫“法乳汤”。他召集幕属论事，每人案前就奉上半盏（还不是一盏）“法乳汤”。这是用酒罂浸过小米然后煮熟了的饮料，略相当于米酒。
他平时爱吃的东西也简单，有一种叫“同阿饼”。
估计这玩意儿有点像京津一带的面食“懒龙”。但“懒龙”的做法是，发面，擀薄，放上肉馅，卷成长条形蒸，熟后切块。“同阿饼”的做法，则是碎肉与面掺和，团成胳膊那么粗的一溜，然后刀截成一片片二寸厚的圆饼状，蒸食。
他的大臣也大多很简朴。冯道，生活就不算奢侈。更有个宰相叫李愚，生病时，李嗣源派出近臣去探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李愚家里四壁几乎没有啥装饰，病床之上也不过就是一条破旧的毯子。这里看不到官宦之家的雕梁画栋，锦衣玉食。李嗣源听到汇报后，很感动，下诏赏赐李愚绢一百匹，钱十万，还给了他床上的铺陈之物，比较讲究点的东西共十三件。
说李愚“廉介”，而不是“廉洁”，是有原因的。“廉洁”，不过是清廉；“廉介”，则是清廉加耿介。耿介，就是正直，就是恪守君子之道。李愚，是乱世中难得的耿介清廉之人，值得在此特别表彰。
李愚在大唐末年中了进士，天下大乱时，客居西北，在地方藩帅麾下做幕僚。他看到天子蒙难，就多次给藩帅上书，要求举义兵“勤王”。信写得慷慨激昂：“我常常读书，读到史上父子君臣之间，有伤教化害礼义的故实，恨不得将这类败坏世风之人杀死并陈尸于市！……”这个意见今天来看，当然问题重重，但在乱世中，也不失为一种“耿介”。
藩帅不能用他的意见，他就坚决辞别，不干了。
后梁皇上听说了李愚的大名，知道他学问、操行都不错，就召他来担任左拾遗（谏官），并充当崇政院直学士（秘书）。当时后梁的衡王朱友谅位尊身贵，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见了他都要行跪拜礼，但李愚见朱友谅，不过行拱手礼。后梁皇帝听说后责备他：“衡王朱友谅是我哥，我见了他都要跪拜，你却行拱手礼，这样合适吗？嗯？”李愚答道：“陛下您是以本家人的礼数来见衡王，他是您长兄，您向他跪拜算是应该的。其他人都不过是陛下的家臣。而我，和衡王素无来往，没有礼节上的什么规定，不想因此而妄有所屈。”
后梁皇上看着这位“耿介”的读书人，也一时没有办法，最后就以“抗直”（固执抗命）的罪名，罢了他的左拾遗，让他到地方上去做了观察判官。
李愚是后唐最重要的大臣，在李嗣源之后，没有得到重用。
李嗣源对于敢于直言上书、讨论政事的大臣，总是给予鼓励和表彰。他不怎么喜欢听奉承话，因为他知道下属的各类阿谀奉承，实在说，没啥意思。他就主动约束自己的各类欲望，常召文武百官“极言时政得失”，要大臣们将国家优劣现状真实地反映给他，他接纳臣下忠谏，在位七年，从未杀过一个谏官。
李嗣源对民生尤其关心。他曾下令天下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准许民间自铸农具或杂件（唐末和后梁是禁止民间铸造的），还开放酒禁，许百姓造酒。这样，就等于取消了国家对盐铁业和造酒业的专营垄断。这是汉代以来儒学倡导的一种经济模式，相当于放开了民营经济。在“崇本抑末”“与民争利”相沿成习的国家惯性中，李嗣源做了一次不俗的努力。此事在中国历来经济展开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但还很少看到经济史学家瞩目于这类案例。
他到民间视察时，有一次看到田间有农民父子三人挽犁耕田，因为这一家人太贫困，没有耕牛。于是，他做出了特殊的安抚。史称“帝悯之，赐耕牛三头”。又有一次，他到龙门（今河南洛阳）视察，看民夫修伊水的石堰，很辛苦，就颁赏给了民夫酒食。几天后，有关部门上奏说：“这些民夫的服役期十五日已满，但活儿还没有干完，请延长五天。”李嗣源回答：“现在天寒，不宜延时；更不可以失信于民。”于是，宁肯留下“烂尾工程”，徭役中止。这正是孔夫子“民无信不立”的儒学思想治理模式。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步的帝王也不多见。
但他有一个政治“败笔”，这事与后来的西夏有关。
“定难军”暗藏隐患
大宋帝国享国319年，西夏是仅次于蒙元、金人和契丹的地缘之敌。它困扰了北宋几十年，消耗了北宋大部元气。而这事的肇始，在李嗣源。
李嗣源时，定难节度使（治所在陕西靖边）党项族人李仁福去世。不久，定难军的将士拥立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也即在朝廷正式诏命之前，暂时代理定难军的节度使。
所谓“定难”，是唐代在西北边境设置的要塞。要塞称为“军”，定难军、天雄军、天平军等等，都是临时设置的军事要塞。大一点的军事要塞也即战区，辖境可达数十州，史称“藩镇”。镇守这些藩镇也即军事要塞的将军，一般要由朝廷授权，授予节钺，故称之为“节度使”。节度使与刺史、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意思相近，但只有节度使是被授予节钺的，权力或荣誉要大于刺史等。定难军很长时间里由党项人控制，但接受朝廷节制。
唐代以来的节度使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特点，唐以来的节度使，本来是军职，是藩帅，但久而久之，这些藩帅们也同时掌管了辖境内的政府事务，司法、财务、教育等，统归于藩镇大权之下。故节度使，事实上是军政两吃的地方大员。这样的节度使，全国有十几个“合法”的；不合法的就更多。他们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省军区司令。
第二个特点，大部分节度使，在镇守地方较长时间后，获得了“独立王国”的优势。这个优势，让他们将“节度”的战区辖境看成是自己独立管辖的“汤沐邑”，也即经济收入的领地，他人不得染指。至于是否给朝廷缴纳赋税、缴纳多少，那已经完全是个“良心活儿”了。因此，大部分节度使不愿意接受朝廷“节制”，政令由自己颁发；即使接受朝廷政令，也要看看是否损害战区辖境的根本利益；一旦违背利益，就拒绝接受。
第三个特点，节度使往往世袭；或藩帅没世之前，将这个军事要塞按照自己的心愿交给某人，事后到朝廷备案即可。继任者一般都是先自称“留后”，而后报给朝廷，朝廷一般也会下达一个诏书，正式委任这位“留后”为新一任节度使。朝廷无可奈何，只能答应。不答应，那就要出事。
唐代管理西北，将今天属于陕西绥德北部、甘肃东部、内蒙古南部等地，设置为“定难军”，五代因袭了这个称谓，也称“夏州”。这块地方，名义上一直受大唐、五代“节制”，但到了大宋真宗朝以后，渐渐独立，史上有了“西夏国”，与大宋分庭抗礼。
李嗣源刚刚任命了一位叫孟知祥的枭雄出任四川方向的节度使，并封他为蜀王。这事成为以后巴蜀割据的伏笔，一直要等到赵匡胤来收复。
同时，李嗣源接到了夏州的消息。李仁福之后的李彝超，这位“留后”，让李嗣源不安。
平“夏州”无功而返
在此之前，已经有传闻，说李仁福暗中与契丹勾结。如果李仁福与契丹联合一气，那就有可能对后唐西北边境造成无法测度的危害。河西（黄河之西）如果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关中；关中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中原……那可不能掉以轻心。
李嗣源做出了一个决定：任命李彝超为彰武（今属陕西延安）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军留后。这意思就是要李彝超“移镇”，离开原来的藩镇，换个地方。移镇，乃是剥夺藩镇大权的谋略，李嗣源也知道这活儿不好干，李彝超未必答应，又命令附近的静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药彦稠，带兵五万，护送安从进从延安到夏州去上任。李嗣源当时的态度相当强硬，为此，他甚至给夏州附近诸州传达了一份文告，大意说：夏州地处贫穷边远地区，李彝超还年轻，不能抵御外敌入侵，所以让他往内地里面迁移一点，去延安。如果服从，就会享用富贵，如果不服从，那就有灭族之祸。
他以为这样可震慑年轻的李彝超。
不料李彝超上表称：我是想尊奉旨意去延安，但被军士拥戴挽留，走不了啊！
李嗣源闻言后，还带着希望，派了使者去督促他赶紧离开夏州。
李彝超不仅不“奉诏”，还派遣他的哥哥屯驻夏州的南部边界，一面聚集辖境内的党项、胡人诸部，准备战斗。
药彦稠等人进驻夏州边境地区后，李彝超就派出了党项兵来抄掠官军的辎重和攻城器械。官军受挫，退守数十里。安从进知道李彝超已经不可能听从朝廷节制，如此局面，只有战争解决。于是他与药彦稠调整部署后，开始准备攻城。
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夏州城上燃起了烽火，这是召唤远处救兵的信号。四周各路胡兵看到夏州烽火后，有数千人驰奔而至。安从进令先锋大将将这一伙援兵击溃。
安从进开始攻打夏州。
但他没有料到，夏州的城垣是过去那位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所修筑，坚固得铁石一般，任凭斫凿，都不能使它破毁。
赫连勃勃是四百多年前，十六国时期的胡夏国建立者。夏州曾为其属地。当初他费尽心血建筑了这座西北大城。安从进等人用种种办法试图摧毁城垣一角，都不可能。下挖地道，准备进城，但不料城垣地基也极为坚固，根本挖不动。这时候党项人的四万多骑兵又在四野流动，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专以劫掠为目的。官军试图长久扎营、屯垦、放牧，解决军粮问题，也不可能。而官军的人吃马喂，全靠关中输运，但从关中到夏州，山路艰险狭隘，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过来，要费钱数贯，就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