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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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正巴不得有这样好结局，当下应允。

于是，范延光带上他的所有财货，准备向家乡河阳（今属河南孟县）开拔，史称“重载而行”。但杨光远早就觊觎他的财富，史称“利其货，且虑为子孙之患”，贪图他的财货，并且担心他以后会成为杨氏子孙的祸害，决计施出毒辣手段，杀掉范延光。

后晋首都迁移到汴梁，洛阳成为后晋西京，杨光远当时正做着西京留守，但兼领河阳军镇。于是上奏道：“范延光是个叛臣，他养老不把家放在汴梁或洛阳，而放归都城之外，恐怕他还会勾结敌国。说不定哪天就跑到敌国去了，成为我晋国之患！不如早一点除掉他！”

但石敬瑭认为既然已经赦免他的罪，且颁发了“铁券”，许他不死，如果再杀他，会失信于天下，就没有答应杨光远的奏章。杨光远不死心，又上奏要求敕令范延光留居西京洛阳，不能去河阳。石敬瑭答应了这个要求。范延光只好转赴洛阳。

杨光远派出自己的儿子带领甲士包围了范延光下榻的府邸，逼他自杀。范延光不服，质问杨子道：“天子在上，赐我铁券，许我不死！尔父子怎能如此待我？嗯？”这一番话透露了这位昔日藩帅的“不达时务”。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无道邦国，试图讨论规则，实在是昏妄愚蠢至极。“铁券”背后的规则没有成为他的挡箭牌。杨子抽出白晃晃的钢刀，找个理由逼迫着他上马，向黄河渡口走去。上了浮桥以后，杨子将其连人带马挤到水里，看着这位曾经梦想得到赭黄袍的人物，一点一点地，沉了。

杨光远上奏说：“范延光自杀，投水而死。”然后堂而皇之地将范氏家财全部据为己有。石敬瑭明知个中缘由，但是惧怕杨光远的彪悍，也不敢深究诘问，只追赠了范延光一个“太子太师”的荣誉职衔，为他“辍朝”三日，三天哀悼，不上朝，完事。

很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实：董温琪遇到秘琼，秘琼遇到范延光，范延光遇到杨光远，各自一世经营、掠夺的财富转瞬间成为他人囊中之物。而杨光远也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后来试图谋取更大利益，勾结契丹，终于让石敬瑭下了狠心，派出大将李守贞围死了他。再以后，李守贞的死相也很惨。

他们无人如愿得到并享用那件梦想中的赭黄袍。

他们也无人平安地得到并享用一世用之不尽的金山银山。





玖　从刘知远到郭威


安史之后，拥戴新主案例屡见不鲜。所以，纵容士卒将帅，演成骄兵悍将之局面。郭威立威，严格执行军法军令，有刘知远的传统，但比刘知远更公正——刘知远是滥杀，郭威是按法诛杀。这是二人威权正当性的不同处。





深藏不露的刘知远


后梁已矣，后唐已矣，后晋已矣，现在轮到了后汉。

后汉的建国者刘知远，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野心勃勃又极具战略构想的人物。船山先生对他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图度深密”，“有志略而几于豪杰者”，图谋规划深藏不露，志向远大又有谋略，近似于“豪杰”的人物。“几于豪杰”，这四个字有春秋笔法，意思是说他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豪杰”，只不过在乱世之中，从朱温以来，矬子里头拔大个，刘知远算是“比较”能耐，捍御契丹，又“比较”坚定的一位近似“豪杰”的人物而已。

史称刘知远“弱不好弄，严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凛如也”。小的时候不好玩耍，庄重沉稳，少言寡语，紫色脸膛，眼白多于眼珠，望上去有威风凛凛的样子。

后唐明宗李嗣源时，他与石敬瑭在一起，算是一员偏将。有一次跟后梁的军队作战，石敬瑭战马的装束出了问题，马甲折断，后梁兵马上就要追及。危急中刘知远将自己的战马换给石敬瑭，自己骑着没有马甲的战马殿后，竟然平安返回大营。从此以后，石敬瑭开始信任刘知远，任命他为帐下押衙，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这类故实可以看出，刘知远确有大将风度，关键时刻可将生死置之度外，有春秋以来的士风，不是凡夫俗子。

他的野心应该是逐渐形成的。

随着年岁越长，乱世人物一个个看过来，心里有数了：原来不过尔尔。他也许会有想法：我可能未必天下第一，但天下确无第一之人。正所谓：朱砂没有，红土为贵；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也是将军。

当石重贵等人对他有所猜忌的时候，他在心理上有了独立坐大的念头。而他的资本，就是河东。这样，契丹，在刘知远那里也不过成为一粒棋子，就像石重贵也不过是一粒棋子一样。他也开始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杜重威、赵延寿、杨光远之流是以勾结并投靠契丹的方式下棋，刘知远则是以羁縻、抗击契丹的方式下棋。

当初安重荣也是以抗击契丹的方式“下一盘很大的棋”，但他与刘知远比，少了“羁縻”契丹的智慧。

“羁”是用军事和政治压力与手段，控制对方；“縻”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与诱惑，抚慰对方。这是秦始皇以来中央政权对边远地区或异族地区的一种管理模式，是以大管小。但刘知远虽然并不大于契丹，却有这种襟怀和战略，控制契丹、抚慰契丹。





“羁縻”契丹


刘知远不去招惹契丹，有时还会示好契丹，在晋阳大战中，他就奉石敬瑭之命去夹击后唐，斩获千余人。他不去与契丹打仗，但契丹一旦袭击河东，他也不客气，即刻派军出击。而在与契丹大大小小的几次战役中，他都是胜利者，但又不是“辉煌胜利”者——他会将契丹打痛，但不会打得太苦，他只要契丹懂得他不好惹，即随时收手。

后晋开运元年（944），耶律德光南下时，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相当于北方幽州一带前敌总司令）的刘知远，就在忻口大破契丹，之后又在朔州阳武谷再破契丹。一次战役，甚至将契丹来犯者斩首七千级。但他从来不去追歼穷寇，也不按照后晋的安排发起协同破袭。他既不拼命树敌，又有效保留元气。就用这种“羁縻”政策，契丹没有成为他称帝之路的障碍。

他在等待时机。

他相信这个时机，他能等到。

当初景延广吹嘘“十万横磨剑”时，刘知远即完成一个判断：此举必然招致敌寇来侵！但景延广当时正在风头上，刘知远知道劝谏无用，更知道后晋出帝石重贵对自己也并不信任，于是，干脆不以后晋社稷为社稷，只管经营河东。当然，他也知道此举风险较大，等于在契丹与后晋两重压力下玩三国杀。过去将坐骑换给石敬瑭那样“忠心救主”的一点士风，他是没有了；他有的是：韬晦、待时、他年敢笑石氏不丈夫的帝王之“远猷”。

当年石敬瑭向后唐末帝李从珂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赵德钧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杜重威也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刘知远也曾如法炮制：上表石重贵，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

刘知远与那几位不同的是：他不待朝廷降诏，上表后即开始在河东诸险要地区建城，设立军事要塞，一年间，这样的要塞建设了十几处，各派出大将镇守。与此同时，开始募兵。

刘知远之所以能有此举，除了他自己的智慧、能力、构想之外，还得力于他倚为心腹的大将郭威。





耶律德光赐书刘知远


契丹入侵后晋时，出帝石重贵多次命令刘知远到崤山以东与诸将会师，但是早过了约定时期，刘知远还是没有动。

崤山位于河南西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豫陕晋三省交界。占据此地，即可对晋安大寨构成呼应关系。大军迤逦北上，就相当于围棋中的“接”；晋安大寨相当于围棋中一块生死未卜之“地”，“接”过这块“地”，就活了；“接”不住，就死了。这类军事常识，打过仗的都懂。

刘知远不动，啥意思？

石重贵作为与耶律德光“下棋”的“棋手”，看到了这盘大棋“不接”的后果，因此极为失望，疑心也更重了。

他对亲近的人说：“太原根本就不帮朕，这人必有反叛图谋。嘁！如果这人有当天子的福分，干吗不早点干！”

从此以后，虽然任用刘知远为诸军都统也即总司令，但实际上没有给他施行指挥的权力。朝廷密谋军国大事，也不再让刘知远参加。刘知远也自知被朝廷疏远，隐忍不言，更加谨慎处事，自我守护。

郭威察觉到刘知远的忧虑之色，有一天对他说：“河东地方，山川险要而坚固，风俗又多崇尚勇武，况此地还多产战马，咱们无事时可致力于耕作生产，有事时积极操练军旅之事，这是成就霸业和王道的资源依凭，我们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郭威这个意见并无出奇之处，但此时此刻，刘知远需要一个“同谋”，一个“知音”，以此“心心相印”，可在日后的战略展开中，默契配合。郭威一番话，成就了他在后汉最重要的“合伙人”地位。

刘知远接受了郭威的说法，反意已决。

契丹进入汴梁之后，刘知远先是派藩将王峻带上三道表章去见耶律德光。

这三道表章的主旨分别是：

一、祝贺契丹入据中原。

二、告知耶律德光，河东之地，夷、夏杂居共处，天下有事，士卒屯聚，所以我刘知远不敢离镇前往汴梁朝贺。

三、本应献上贡品，但契丹有一支部队屯于太原附近，太原城中人心忧惧，等皇上您召还此军，道路畅通，我就派人来汴梁送贡品。

三道奏章说的道理，言不由衷之处，傻子也明白；无懈可击之处，鬼头也无奈。耶律德光知道遭遇的这个对手不是等闲之辈。

耶律德光在石敬瑭时就见识过刘知远，据《新五代史·汉高祖纪》记录说，耶律德光送石敬瑭去攻取后唐京师洛阳时，走到潞洲，有个告别仪式，他指着刘知远对石敬瑭说：“这个都军很是‘操剌’（音蜡），以后没有大的事故，不要丢弃他，要好好任用！”

“操剌”是当时流行的一个俗语，意思就是“勇猛”。

刘知远曾在契丹奔袭张敬达时有过战役配合，耶律德光应该能感觉到刘知远的分量。现在，这位“操剌”的翻着眼白的将军据守着天下第一大藩河东。耶律德光知道奈何不了他，于是干脆取怀柔政策，也即“羁縻”政策。

他“赐给”刘知远一道诏书，给予称赞和表彰。诏书由翰林们拟，待到他审批诏书时，又在刘知远姓名之上加了“儿”字，同时赐给木拐。按契丹人传统礼节，称“儿”是表示亲近；赠拐是礼遇优待。一般人得不到这个待遇。契丹主期待这样的控制与抚慰，能换来刘知远的臣服。





怀大志“远猷庙算”


刘知远得到契丹礼遇之后，觉得应该礼尚往来，有所表示，于是又派出使者，向契丹献上珍奇的丝帛、名贵的马匹，但他就是不“归朝”，就是不到汴梁来朝见新主。契丹主没有等来刘知远，不免失望。等到河东使者返回时，他让使者告诉刘知远：“你既不奉事南朝晋国，又不奉事北朝契丹，你打算等什么？”

这时郭威正做着蕃汉兵马都孔目，这是负责各族兵马日常事务的秘书总长，他听到使者回报后，对刘知远说：“胡虏对我们河东怨恨很深啦！王峻此前说过，契丹贪婪、残暴，已经失掉人心。可以预期，契丹必不能长久占据中原。我们的机会在后面。”

刘知远深以为然。

刘知远与郭威战略思路一致，配合得相当默契。

天下有识者投奔河东的人很多，每一场大战之后，都有人来投河东。在以后的日子里，刘知远已经有了五万精甲步骑。此时，他的基本战略是：首先称霸河东，以此作为“龙兴之地”，而后伺机进取中原。

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刘知远，应该说，他的谋略远在赵延寿、杜重威之上，甚至远在石敬瑭之上。他善于等待时机，更善于选择时机（我没有说“窥伺时机”），尤为重要的是，他懂得顺应人心（我没有说“利用人心”）。就事论事而言，刘知远这一番思考，在公元947年，是一个可与“隆中对”相媲美的战略规划。

一切皆在刘知远预料之中。

当时各藩镇州牧，天下精英，无人有此远猷庙算。在五代乱世“争天下”的大格局中，他在这一年的表现无人能及——连耶律德光也不及。

就在后晋亡国的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远在川陕甘交界处，有一位原属于后晋的藩帅没有为后晋复国而努力，也没有投降契丹求富贵，更没有依靠河东等时机，而是——归附了地当川巴的后蜀国。此人就是前述的雄武（今甘肃榆中）节度使何重建。

刘知远听到这个消息，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