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1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这么大一场变故,而且又是“宋太宗”所为,在后来的《太祖实录》中为何不见记载?就说太宗“篡改”《实录》,最不应“篡改”的就是这事啊!
至于各种史料“失记”,就更是解释不清的事了。
我以为此事子虚乌有。
更有一奇书《烬余录》。此书据称在南宋时已有,但七百年间不见著录,最后到大清光绪年间,世人才第一次目睹它的出版。此书记载,说宋太宗盛称花蕊夫人之美。孟昶死,花蕊夫人进入赵匡胤后宫,“有盛宠”。等到太祖病重时,太宗呼之,太祖不应。于是太宗“乘间挑费氏”,乘太祖不注意时,挑逗费氏。传说中的花蕊夫人,或姓徐,或姓费,《烬余录》选择了“费氏”。太宗调戏费氏时,太祖醒觉,然后气得起来抓起玉斧斫地。据说,“皇后、太子至”而太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又说“太宗惶遽归邸。翌夕,太祖崩”。太宗赵光义吓得慌忙赶快回到自己府邸。第二天晚上,太祖病逝。
这个记载不但人物对不上号(太子根本就不在皇宫),事件也不对(皇后来时,太宗从府邸赶来皇宫)。最重要的:没有任何记录说赵匡胤册立了花蕊夫人。如有册立,必有记录——而记录为零。
顺便说几句,在历代王朝中,赵匡胤的后宫可能是人数最少的。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帝治出宫人”条记载,开宝五年五月十六日,因为久雨,太祖对宰相说:“霖雨成灾,是不是政制有缺失导致上天示警呢?哪里有缺失呢?朕恐宫掖中女子有所幽闭。”他认为宫中女子太多,得不到婚嫁,有人因怀春而郁闷。如此,就是政制的缺失。“天人感应”学说,可能有“怪力乱神”的倾向,不一定是孔子儒学的方向展开,但它具有“天道制衡权力”的意味,是历代君王不敢无视的现象,也是历代贤相用来批评、监督、纠正君王的思想工具。老赵对天道有敬畏。于是让人“遍籍后宫”,对后宫做一次彻底的人口普查。总数是二百八十余人。然后,老赵下诏:愿意出宫归家者可以说真话。当时统计,有五十多人,愿意出宫。老赵赐给她们白金、帷帐,遣还其家。赵普等人知道后,“咸称万岁”,认为老赵做得对。
信天道、畏天命的老赵,收纳花蕊夫人?我不信。
赵光义射杀花蕊夫人,仿佛警惕“红颜祸水”,大义凛然,但事不足信;赵光义调戏花蕊夫人,很像是一代情种的风流记录,但事也不足信。
一首难得的“艳词”
孟昶有才,曾有一首跟花蕊夫人相关的词,江湖流传甚广,但与上述种种相类,也是问题重重。
据说孟昶怕热,每遇炎暑便要哮喘。于是在宫中摩河池上建水晶宫殿避暑。大殿很少砖石,多用楠木沉香,珊瑚窗,碧玉门,琉璃墙。殿内高挂明月珠,池畔花木葱茏。盛夏夜,水晶宫里设鲛绡帐、青玉枕,又有冰簟、罗衾,诸如此类。孟昶就在这里与花蕊夫人夜夜逍遥。
有一次花蕊夫人要孟昶填词,说是愿意按照曲谱吟咏。孟昶遂作《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一作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词很美,但作者不是孟昶而是大宋才子苏轼。
近人唐圭璋《宋词纪事》引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此事,略如下:
东坡作长短句《洞仙歌》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时见一老尼,年九十余,能言孟蜀主时事,云:蜀主尝与花蕊夫人夜起,纳凉于摩诃池上,作《洞仙歌令》。老尼能歌之。予今但记其首两句,乃为足之。”……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全载孟蜀主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櫽括稍协律以赠之也。予以谓此说近之。”据此乃诗耳,而东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盖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未之有也。
弄懂这段话,有几个要点。
一、《洞仙歌》是“近世”所见。《墨庄漫录》作者张邦基是靖康年间人物,他所谓“近世”已经距离孟昶至少一百年过去了。苏轼的活动时期,距离五代、宋初也有近百年时间,故,《洞仙歌》不大可能是孟昶所作。
二、孟昶原诗可能只有“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两句,也可能是一首七言古体(不是近体,即不是七言律)诗。但这些诗是写给花蕊夫人的,还是写给别人的,很难说。
三、《洞仙歌》乃是苏轼的“櫽括体”。所谓“櫽栝”,乃是流行于宋代以后的一种概括并改写的文学体裁,一般用诗词、散曲,概括、改写前人的诗文。事实上就是原作的艺术翻版、再创作。《洞仙歌》就是对孟昶诗作的“櫽栝”。
四、苏轼之所以“櫽栝”孟诗,其实是借以“自晦”,也即自我隐藏并有所寄托。真相很可能是:苏轼少年时与某美人相爱,当时场景与孟昶诗中描摹很相近,于是“櫽栝”之,诗赠美人。但才子风流,在大宋并不受人多少诟病,苏轼不肯明言,其间难言的隐情也可以约略考见。
五、至于“老尼”,不过是苏轼虚构的一个人物而已。
《洞仙歌》越读越有味道,纳入中国诗歌史中,也是一首难得的“艳词”,但不足信。老尼传花蕊夫人故事,真有沧桑感,让人听后对人世浮沉的变异感慨良多,但故事不足信。
与花蕊夫人相关的“传说”讲述,那一篇篇故事,花间波澜,令人惊艳。故事中寄托的那种家国之恨、男女离愁,文笔间那种旖旎缠绵、万千风情,都是文学史中注定传诵久远的经典。那些讲述者,虽然不必是史家之良才,但却是文人之能手。“传说”的创作、传闻和流变,自有其别样价值。
一个惊艳的传说
文学,不是历史。
此事之真相,我猜测就是陶谷“记录”之后的“传奇流变”。陶谷第一个讲述“花蕊夫人是孟昶妃”,启开后来者一拨又一拨的讲述。现在看得到:这类讲述都在无意或有意地“黑”赵匡胤。如果讲述“阴谋论”,我甚至怀疑,很可能是陶谷布下了这个“阴谋”。他有意将王建妃的故事讲述为孟昶妃的故事,将这个故事夹杂在《清异录》的种种传闻故事中(内中甚至还有表彰老赵的段子),用来启发后人的想象。史称陶谷“狡狯”,他一生怨恨赵匡胤,是很有可能在私家著述中暗藏了这类“狡狯”,编派老赵的。在他的编派之后,于是,有了民俗学性质的想象:孟昶投降了,花蕊夫人呢?后来的故事呢?于是,民俗学的传播逻辑开始呈现,一个口口相传的链条出现了——
孟昶投降;
花蕊夫人与孟昶一起到汴梁;
从成都到开封,路上插入了驿站题诗的段子;
到了大殿,插入了《国亡诗》的段子;
花蕊夫人被充入后宫,插入了“宜子神”的段子;
最后要“安排”红颜薄命的故事,插入赵光义与花蕊夫人的风流段子或一箭毙命的段子;
甚至插入烛影斧声的段子;
……
于是,在这类奇异想象中,赵匡胤成了纳娶战败国君王妃子的好色之徒。
我愿意在这里趁机说说我的史学观。
讲述历史,固然不妨引用“传说”(我的《赵匡胤时间》就引用了很多与“传说”相关的“故实”),但除了瞩目于其人类学意义之外,还须别有寄托。赵匡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比比皆是,其中一些故事明显带有(有意无意)“阴毒”老赵的企图。我辛辛苦苦又乐此不疲写作《赵匡胤时间》时,很在意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告诫:
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历史学的目的,不是重建或还原历史现场(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或给出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事实(也同样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按照科氏意见,“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需要“现在的”(当下的)历史学家的自我介入。
修昔底德、蒙森、奥佩曼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凯撒,但他们笔下的凯撒不是同一个面目,元脱脱、蔡东藩、李逸侯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赵匡胤,但他们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那种讲述谋杀孟昶是要得到花蕊夫人的赵匡胤,与我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甚至,是不同的人物。当我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时,我发现了赵匡胤的磊落。
科林伍德还引用席勒的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以此来告诫历史学家要介入历史“重行思想”,在自我的思想中重新审判过去。这类“批判性思维”的法官只能是讲述者自己。
当然,就像科林伍德说过的那样:
历史学家们都会同意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
我的读者都会看到:我正在“解释证据”,并在“解释证据”之后,给出了不同的结论性意见——
花蕊夫人,一个惊艳的传说。她很可能并不存在。
陆 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割据在中华国境之南的“南汉”政权,视生民如草芥,残暴酷毒超乎想象。刘岩、刘玢、刘晟、刘鋹无一不是无能奢侈、残暴荒淫的精神病,其行迹荒诞诡异,匪夷所思。南汉甚至一度出现“欲从政,先自宫”满朝皆宦官的病态景观。老赵看不下去了。他决定扫平南汉,救此方哀民于水火。
痴迷卜卦的南汉皇帝
赵匡胤已经准备向南唐用兵了。
但在南唐用兵之前,按照当初与赵普等人设计的意见,应该先平南汉。
刘氏建立的所谓南汉,位于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是史上最为残暴的政权之一。欧阳修《新五代史》说刘氏南汉是“牢牲视人”,拿人当牺牲,当牛肉、猪肉、羊肉般看待。
唐代有个人物叫刘安仁,曾经出任潮州长史。他的儿子叫刘谦,曾为广州牙将,邀击黄巢有功,任封州(今广东新兴县)刺史。当时此人有兵万余人,战舰百余艘,从此刘氏据有两广,成为藩镇大员。此即南汉开国的最初本钱。
刘安仁,史称原籍河南上蔡。《旧五代史》说刘安仁出任潮州长史后,迁居岭南。《新五代史》称刘安仁迁居福建。有史料说他曾到南海做生意,他的孙子刘岩称帝后追尊刘安仁为文帝,庙号太祖。陈寅恪和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人,都说过刘安仁很可能是“大食商人”,也即阿拉伯商人,从西亚来到泉州,假称为河南上蔡籍贯。据说唐宋蕃客中刘姓多为伊斯兰教徒。此说颇有争议,有人不认同。聊备一说。
像所有的藩镇故事一样,刘谦死后,由他的儿子刘隐继续拥有两广。刘隐趁中原大乱之际,广招北方而来的三种人物:逃难的士人、名臣后裔、不得北返的两广地方官员。与此同时,还不断派出将士侵掠周边各类割据势力。五代后梁时,刘隐先后被封为彭郡王、南海王、加检校太尉、兼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兼侍中,等等。刘氏开始势力坐大。
刘隐死后,由兄弟刘岩继位。此人,精通占卜之术。南汉“称帝”就始自此人。他定都番禺(今广州),先自号为“大越”,后又表示自己是汉朝刘邦的后裔,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南汉”。
南汉隔着湖南的马楚、湖北的南平,与中原很少来往,称帝后也不联系。一直到后唐颠覆后梁,刘岩听说后唐的兵士身穿黑色兵服,人称“鸦军”,很能打仗,心下有点不放心,就派使者到中原去探听底细,还给唐庄宗李存勖写了封信,称唐主为“大唐皇帝”,自己没敢称“大汉皇帝”,只称“大汉国主”,并在书信中报告说正在准备大批贡品,秋天时估计可以运抵洛阳。但使者回来后就告诉刘岩:中原大乱,石敬瑭正在拥兵自重,后唐覆亡在即,不可能对我南汉构成威胁,云云。刘岩听后大喜,已经准备送给后唐的贡品也取消了。从此,他瞧不上后唐,跟一些亲信、使节谈到后唐皇帝时,说他们是“洛州刺史”。当北方来人时,他总要向人表白,说他刘氏不是本地人,而是咸阳人。那意思就是:他是大汉刘氏的正宗传人,而不是区区两广“蛮夷”之人。
刘岩常用《周易》卜卦。他曾经改名“刘龚”,但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