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龙变局:资本和舆论的搏弈-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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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谁都可以上网发个帖子议论一下，至于责任却不必担当。当时，出于对科龙的热爱，也出于对非理性“民意”的担忧，笔者选择了该地覆盖面最广的某都市报，连续发表短评，评析对郎顾公案中非理性“民意”的担忧。
第一篇《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发表在8月26日：
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
学者郎咸平的质疑，一时间引发舆论哗然，被涉及的名企成了众矢之的，一些评论者以“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来佐证民心向背。
可惜，这样的“民意”并不能说明什么，相反，它恰恰证明了我国政府大力推行“以法治国”的道路上，无时无刻潜在着的一股汹涌暗流，这种暗流就是非理性“民意”。“民意”加了引号，意思有二：一是这种“民意”的盲目冲动性，完全有悖于“法治”的理性；二是这种“民意”极可能是某有舆论话语权的机构，引满腔热情的群众入毂以达到某种目的的产物。
就这一事件而言，被郎点名的这些企业由于关系重大，还不曾全面作出反应。只有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作出了强烈反应——起诉的决定。格林柯尔被总结的“安营扎寨、乘虚而入……”七宗罪，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严谨、充满实证理性的经济学家的口吻，倒给人一种格林柯尔是盗贼的印象，引起官司也在意料之中。郎的言辞也处处激发观众的共鸣，比如称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在威胁他，虽然这仅仅是个人臆想。在这种情形下，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被人们广泛认同的正义的符号，引领舆论走势。
在“民意”这一方，郎完全占了上风。然而，在法治的另一方，事件还只是个开始，毕竟，遭受起诉的郎教授要证实自己的言行确凿，没有言过其实。既然事件未完结，一切有待于司法取证以得出公正判决，就提供给我们两种可能。在这样的前提下，“民意”真的不能说明什么！
紧接着，针对报纸上出现的商榷文章，笔者又写了一篇《“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发表在8月31日的该报上，以为回应：
呼唤理性民意（2）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
贵报8月29日时评版刊登的某先生《法治社会需要民意》一文，对笔者刊登于8月25日时评版的文章《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进行了“驳斥”。笔者觉得有必要再阐述一二。
某先生笼统地将笔者意思臆断为“法治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盲目的”。只是笼统的推断，曲解原意，这种非此即彼的推敲法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与笔者原文也并不在一个层面上。笔者并无意把“少数专业人士”与“多数人的意见”割裂开来，否定法治社会中民意的重要性。将民意一词加上引号是特指那些非建设性、非理性的宣泄，以与理性民意相区分。笔者针对的是非理性“民意”。
说到此，先来感受一下何为真正的民意。去年的孙志刚事件后，许志永等3位法学博士以公民的身份，就《收容遣送办法》的违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建议书，从而使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古先生所言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也是理性民意的很好体现，通常，陪审团由所在社区的12个普通公民组成，由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定，以达到让公民有秩序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的目的。但是，以此典型例子来笼统说明民意的重要作用，也正是没看到还有披着民意外衣的非理性“民意”！
这种“民意”往往以头脑中的经验值为阐发点，以盲目的冲动、热情示人，对事情的结果不大关心，注重过程的情感宣泄。好比两个人打架，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也有人拉架。同样是关注，民意就像其中的“拉架”，由于建设性、理性，于事态有益；非理性“民意”则好比“看热闹的”，于事态无补，只会留下些喧腾的气息。就前面所举孙志刚案来说，有别于许志永等三博士的，是大堆人耽留于对受害者同情、对收容站人员痛斥的层面，宣泄一下然后随着岁月流逝而烟消云散，只有以三博士为代表的理性民意，对最终废除不合理的法规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再如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也在于把隐身于网络、街巷的具有破坏力的激情民愤重塑为审慎的公民理性。所谓非理性“民意”，正是有悖于法治的理性，无形中成为潜在的一种汹涌暗流，因而需要区分，不宜倡导。
探讨了民意与“民意”的区分后，平心静气的再来看郎顾公案中新浪网的调查何以被归入非理性“民意”中。自学者郎咸平抨击民企始，到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诉诸公堂，网站的大量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几乎清一色郎的正面报道，然后在文后设置简单的“您如何看待郎咸平有关格林柯尔的文章？”调查，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是事先为大众设置好了议程，以引网友入毂，此为其一；其二，正如南方都市报《经济学家哪去了》一文所言“对于大众来说，自是不能对格林柯尔的操作进行权威评点，因为我们不懂。”郎所获的近90％的压倒性支持率有多少“不懂”的人的成分呢？结果不言自明。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经济学家已陆续对此公案做出了回应，如8月28日的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为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糟糕舆论环境而痛心，他对“民意”的另一番阐述是“多数人的情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所言极是，毕竟许多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郎顾公案需要的是对国资民企的出路做出建设性、理性的探讨，而非喋喋不休的意气宣泄，唯有如此，才能说是真正的公民意识的觉醒！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为公民的理性思考提供了自己的见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可见持相同意见者不在少数，以下这篇《90％网民等于人民吗》就是一位女性读者响应笔者观点的一篇短评：
90％网民等于人民吗
通读贵报刊登的《法治社会需要民意》文章，笔者认为该文偷换了“人民”与“多数人”这两个概念，导致“民意”被歪曲。
作者认为“人民即多数人，多数人即人民”，而实际上“人民”与“多数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其有相似的内涵，但是不能用来互相指代。新浪网上90％的网民无疑是该网网民中的多数人，但这90％能代表所有的网民吗？中国的网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又是多少呢？90％的网民就等于人民吗？
如果网民投票真的能代表民意的话，我们不妨做以下假设：要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只需在网站开辟投票栏，是判三年还是七年，全看投票率的多少就行了，无须法官参照刑法掂量斟酌了，倒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这种逻辑我们能接受吗？
建设法治社会，我们当然需要民意，但是正如李国华先生所倡导的，我们要的是理性民意，而不是那种不问事实就高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非理性民意；那样的话，很容易走向民主的反面，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呼唤理性民意（3）
民意需要引导，理性民意更需要提倡。这次小小的论战，尚且可以影响舆论的走向，作为著名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顾雏军，作为舆论漩涡中的主角，却坐视这一资源的浪费，患了“媒体恐惧症”，使得危机公关的一次次良机付诸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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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的“媒体恐惧症”
这里涉及一个对待媒体、对待舆论的态度问题。笔者的评论文章发表后，有的经销商看到了，感觉说得有道理，专门给我打电话进行沟通，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可见媒体舆论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而对于科龙董事长顾雏军而言，在“郎顾之争”中，自始至终都不能直面媒体，从媒体窗口发出自己的呼喊，使己方声音缺位。更严重的错误是在给郎咸平的律师函中，明明是新浪、香港商报、东方早报等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却刻意避开媒体，反而要求郎咸平将报道撤下并道歉，这显然是在自讨没趣。
反观另一方——郎咸平，从发表演讲开始，就充分利用了媒体的舆论。无论是在电视上做节目，还是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论战，还是将顾雏军的律师函当着媒体的面公开，然后以煽情的演讲作个人的回应，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媒体，舆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郎顾之争”，顾雏军以糟糕的危机公关，早早的就在舆论面前败下阵来。越是掖着、捂着，媒体越是感兴趣，越是想方设法要揭开盖子，也就越是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不能脱身。在这方面，最糟糕的一次，当属2004年8月17日取消的北京媒体见面会①。
那次见面会没有开成，但个中细节却一波三折，颇为有趣。
首先是各媒体得到确切消息，当日下午，科龙将在北京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召开记者见面会，就16日香港学者郎咸平对格林柯尔律师函的公开回应这一事件进行交流。然而，当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栏目、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的十多名记者赶到后，却被告知，下午的媒体见面会只是和四家熟悉的媒体记者的私人聚会。接着，四家媒体记者又接到临时通知，改换了见面会场地，又过了一段时间，见面会干脆被取消。
很快，许多新闻便爆出：本来准备召开的媒体见面会，是因为顾雏军临时指示对此事不要理会而取消的。
这就显得不合常理了，作为多家上市公司的老板顾雏军，居然刻意和媒体保持距离。联想起那段时间，顾雏军经常和人说起，他接手科龙这几年来遭遇误解重重，“我被形容为玩空手道的资本高手，要么玩死科龙，要么捞一笔撒手就走。我是做实业的，但也得捍卫自己的荣誉，不能让误解一直延续下去”①。他要捍卫“实业家”的荣誉。既然要捍卫自身的荣誉，消除误解，媒体不就是最好的传声筒吗？
对此，许多媒体理解为：科龙不惜退避三舍，是不是另有隐情，不方便说？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记者们更加疯狂地通过各种渠道深挖科龙的新闻了。
作为深深吃过亏的上市公司老板，顾雏军大概忘了，2001年底刚进入科龙不久的时候，由于媒体及公众的不信任，产生了“格林柯尔是骗子”的猜疑，一下子令格林柯尔市值蒸发十亿元。当时，格林柯尔以及顾雏军召集记者召开媒体见面会，频频出面解释。此时此刻，难道是因为感觉自己在科龙已经立足稳了，已经像在“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中说的“2002年我只是科龙法律上的老总，但是此时此刻我是科龙全体员工的心目中的老总”了，而且扩张风头正劲，没必要理会？
也许，顾雏军只是众多民营企业家当中患上“媒体恐惧症”的一个。但是，就像对待人一样，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媒体就像一面镜子，从媒体对你的态度中，可以反映出个人自身的缺陷。处于危机之中的顾雏军，在手中握有舆论发布权的记者面前，在首都这一京畿要地，在这一新闻媒体最发达的地方，临时取消媒体见面会，使其丧失了一个最好的解释和更正的机会，也使得媒体纷纷曝出了“科龙拒绝媒体”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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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郎派和倒郎派
“郎顾之争”转眼告一段落，顾雏军一段时间的刻意沉默，使得这场戏早早的凉了下来。进入10月，在国人的词典里，10月意味着丰收，生命延续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是在10月完成的，比如瓜果，比如庄稼。对于郎咸平和顾雏军来说，进入10月后，“郎顾之争”的本意其实已经不复延续。就像10月的气候，黄河两岸已经“一层秋雨一层凉”，在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下，珠江三角洲也逐渐金风送爽，气候已经平和了下来。
唯一仍在热闹的倒是挺郎派和倒郎派，也即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左派，双方就“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一主题，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
回到“郎顾之争”事件本身，当事双方一方高调出击，穿梭于上海、北京、香港之间，言辞犀利，吊足了媒体的胃口；另一方组织反击，只是狂怒之下发了一封律师函，新闻公关却总是半遮琵琶半遮面。
10月，沉甸甸的瓜果挂满枝头，珠江两岸呼啸、激荡的风仍在吹着，大江的波澜仍然流淌不息，但气候分明已经转向了。
而此时的科龙，不管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全厂上下已经在为20周年厂庆做筹备活动了。这个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镇小厂，仅仅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