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狼商道 (原创)-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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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当年21岁，高大帅气，是“复课闹革命”的初中生，就是文革停课闹革命一段时间后，学校又通知学生复课，说是复课闹革命。如果不是因为家庭成分稍差，大哥早该当兵了，说不定已经提干了呢？有啥法，谁叫自己出生既不是无产阶级，又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呢？
据父亲说，爷爷腰系谷草绳，带着几个儿子租地耕种，精心管理，十几二十年攒的钱到解放前夕买了几十担谷子田。一边租地种一边收租谷，故为“上中农”，即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之间的阶层，属于无产阶级争取的“对象”。当地富反坏及资本家全部消灭以后，“上中农”就属于最落后的阶层了，因此，在机会、困难出现时，“上中农”就是当然的“克服困难”的对象，就像长大后打工一样，机会正式工先得，困难临时工担起。
在早，我也不知道成分是什么东西，只有大哥当兵受阻，我才知道人是分层级的。
由此，我便有意识的把自己划到“农民阶级”的阵营，并且划到连当村干部、当解放军都没有资格或者只能往后靠的那群“低级农民阶级”，为农民做事，为农民代言，甚至想过：如果别人欺负咱太甚，学作楚霸王“取而代之”！
所以那个时候看《水泊梁山》，读到宋江嘶声喝令：“拉出去砍了！”就像阿Q“妈妈的，假洋鬼子，咔嚓嚓！”那般痛快！至于想砍谁，也是模糊的，下意识的。反正不是贫下中农，因为他们也吃不饱饭，他们也每天被蚊子咬，他们家喂的猪还是两三年都喂不肥，他们家喂的孩子也要20岁才长得成瘦筋筋的“大人”，他们的心情也像我父亲一样总是“阴天”。
据母亲说，生我之前能吃的草都扒光了，像我们那一带人均耕地几分的地区，老年人差不多都饿死了，水肿病到处都是，好多农村育龄妇女都“停经”了，我是怎么孕育的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难怪我身边的同学朋友要么五八五九年，要么六二六三年，就难得遇到六〇六一年——“三年人类灾难”人口出生率骤然大幅度下降，自然增长率为负数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兄弟来到灯前，几个“半截鞋”拦住检查，说我们做鸡生意，要抓我们送公社关“鸡圈”。我心里只是跳。
大哥把一个像领头的“嚗炎老头”拍到一边，据说这老头抓过“壮丁”，还像“卢队长”那样学过官话下过操场。大哥给他说了几句什么，随后从我背篼里抓起一只鸡送过去。
还是鸡有用，“半截鞋”摆摆手，我们过关了。
“半截鞋”就是穿鞋不穿脚后跟，拖起，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政治“寄生虫”，好吃懒做，不干人事。权势者有难事就让他们出面，就像日本侵华时那些“汉奸”差不多，也跟黑帮那些打手一样，类似抓壮丁的“潘驼背儿”，用王保长的话：“我就是你们家的狗，你喊我咬哪个我就咬那个？”，俗称“狗腿子”，谁掌权他们就帮谁欺负咱老百姓。
后来，我们从内江用架车拉土豆到自贡菜市场去卖，在自贡城里也遇到类似的“半截鞋”。听大哥说，真正的“官”是不会直接给我们打交道的，一般都安排“半截鞋”来理抹，因为这些人能吵能打，如果出了问题“下”了就是。
文革后才知道，这些“半截鞋”以及全国性的法制践踏给我们民族造成了难以弥合的深重灾难。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万多件，被判刑的达万多人。
仅刘少奇问题就株连判刑几大万，我们被讹一只鸡算啥子呕。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没有当家人的军阀混战时期你顶多说它是“恶之花”；发生在国民党被撵走，恶霸被枪毙，地富反坏斗得头都抬不起，连我父亲这种“上中农”也已经赶到田坝驶牛去了的时候，那怎么也得给它安个“恶贯满盈”——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一路上，大哥骂了许多话，只有一句我记得清楚，“老五，你以后当了官，一定要整这些杂种”。（遗憾的是老五一直没有当官，让那些龟儿子侥幸逃脱，此生之憾也。）
天蒙亮，我们兄弟走完50里路到了内江。
“倒弯”菜市场依然是看不懂的红男绿女，依然是爽心悦目的嘈杂。我蹲在地上抱一只鸡等候买主，突然我听到大哥跟一个买主扯起来了，后来我问大哥什么事，他说：“一个驼子跟我扯称，说我的定盘星有问题，老子看她歪拽拽的还戴个手表就生气。”
今天农民也戴手表了，甚至戴手表都过时了；那个时候戴手表可是洋盘得很啰，像大哥这样伸展的小伙子看到城里的驼背儿戴手表是有点不平衡噻。现在想来，驼子也算残疾人，这样说不好。
中午，鸡卖完后，大哥带我去城里幺姨婆家吃饭。
姨婆住在内江半坡井，相邻两排楼房与山垂直排列，因地处陡坡，半山腰有口水井，故名半坡井。站在姨婆家阳台山可俯视今天的街心花园一片城市风景。
“幺姨婆，你这里好漂亮呵！”我兴奋的说。
“漂亮啥子，满眼都是灰色的，连人都是灰的”姨婆不以为然。
那时我哪里知道灰色是陈旧的颜色呢？更不知道老舍先生对旧北京“灰色的城墙、灰色的人力车夫”是如此伤感。我只知道那幢3层楼的灰色房子很雄伟，那些大人穿起灰卡奇制服很洋盘。因而，梦寐以求的就是长大了穿灰卡奇衣服。
姨婆比我妈小八岁，那时还很年轻，她家孩子也很多，个个都长得白白生生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姨婆做的菜用盘子端上桌看起来有些炫目，盛进碗里的干饭一颗杂粮都没有。
我们两兄弟狠狠的吃了一顿饱饭。临走时，姨婆拿出一大堆布茬茬，叫我们拿回去，说：“让你妈拼接起来，可以做棉衣被套，裁缝铺里这种破布头多得很，拼完了又来拿。”
从此，我们家的布券都拿去卖钱，很难得扯新衣服，十几年来，我们几姊妹的衣服、裤子、书包还有被单都是母亲在油灯下用一块一块的破布头拼接起来做成的。从此，我们不再挨冻。
二十年以后，到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母亲还习惯用小布条拼“巴巴”给娃娃做衣服做背裙。节俭早已成为家族，甚至民族传统。
回家的路还是50多里，可能是吃了干饭的原因，也可能是没有背东西，走起来格外轻快。大哥说，姨婆读过大学，他们家顿顿都吃光干饭。
无法想象，顿顿都吃光干饭。
或者是为了吃上光干饭，或者是为了报复“半截鞋”，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读大学！
那年月，读完高中也跟小学差不多，读九年书除掉下午回生产队劳动，除掉几乎从来不考试，再除掉教高中的老师也只有初中文化，再除掉读书被人讥笑，读书父亲要骂的负面影响。我看我的学生时代有效时间最多也就3…5年。
现在的孩子只听过不好好读书要挨打挨骂，一定不知道“好好读书要挨打挨骂”，父亲骂得最多就是“一天到黑给老子鬼画符”，还有“老子读了十几年书，比他中央干部还读得多，还不是一样挖泥巴，有球用呵”。
不过毛主席去逝前后几年，四川农村的确诸事不顺。
水旱不从人，种点水稻、苞谷“干”成“索索”，没有多少收成；喂猪猪死，喂鸡鸡瘟，一年半载总要分几次瘟猪肉，一年半载总要去请外公吃几次瘟鸡。我想瘟猪瘟鸡体内可能不会有“三聚氰胺”吧，要不，我们吃了好像没事，有时馋了还巴望着生产队死猪哩。
天灾也罢。上面那些人还要经常用麻绳绑一串人来斗争，地主斗来差不多了就斗做“鸡生意”的，斗打“川牌”的。我听那些“半截鞋”说：“打啥子吃啥子，给老子把川牌吞下去！”有点像傻儿师长处罚下属“吃麻将”，那些龟儿子干得出来吔。
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抓赌。记得我们生产队几个社员打“包谷籽”，就是“和”了牌赢5厘钱，因为世界上没有5厘的钱，所以用苞谷籽代替，总之纯粹“玩”；但上面的人说这是赌博。要所有的人把钱拿出来；那个时候的农民有多少钱，还不是你几毛我几毛，都给了上面的“半截鞋”。
好在我们在成都换“搭伙票”没有被发觉，要不，我们也要挨斗，也要挨整，说不定也会强迫我们吃点什么怪模怪样的东西，或者把你包包头那几个分分钱给你没收了。
我捡过十年狗粪同时牧放十年小猪，不管是狗粪捡少了，还是猪放跑了都可能挨骂甚至挨打。记得有一年冬天，数九寒冬，因为读《高玉宝》，读到“高玉宝给地主放猪”读入了迷，结果猪跑出去把生产队的庄稼糟蹋了一点，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在卖这笼小猪时，母亲拿出一张10元的票子给我看：“五儿，看看嘛，这就是‘吆’了两个月的钱”，当时没有乳猪饲料，我们连买苞谷喂猪的钱都没有，敞放，小猪就一只鸡那么重，能卖几个钱嘛。
隔壁赵大爷说：“洪五儿就是一根筋，这会儿，哪个还读书嘛”。
从此，我在生产队成了“迂腐仔”的代名词，跟父亲解放初期的名声差不多。
不过，现在我的孩子也有人这样评价，我听起来很高兴。我希望她不要因为“一碗干饭”动摇把学问做穿的志向，更不能像她老爸那样非得“为两斗米折腰”。
中国太需要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我希望父辈已经创造生存条件的优等生多一些“硕士…博士连读”。
原资中县的县委书记杨秀彬给我说：“娃娃读得就是要让她多读书，不要急着叫她挣钱”，这位杨老弟的娃娃就是“本科…硕士连读”，还有原内江市卫生局局长甘华平，最先他的娃娃想早点工作，他也怕娃娃书读多了以后脑袋转不过弯，我给他说：“只有书没有读进去才转不过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转弯，真正读懂了，再大的弯都转得过”，后来他也动员娃娃读了研究生。
我不敢奢望所有的朋友都听我的，至少希望我的孩子创造“对金钱泰然处之，对学问一往情深”的奇迹，争取出几个“牛顿”，出几个“亚当斯密”，再出几个“比尔盖茨”。
我们时代需要能够叩开世界科技、经济和财富大门的顶尖人才，而不是拾人牙慧的模仿的跟随的“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甚至甘于落后的”的下三流人才。
一句话，我们要“沉得下来”，就像我们那代“饭都吃不饱，字都认不全”仍然苦学的“伤痕者”、“反思者”和“改革者”一样。
当年，好在我有大学梦，好在有位堂兄当民师，好在我是“五分加绵羊”。
一般的农村娃娃，只读了学校那薄菲菲的两本书——语文、算术，而我却在牧猪、牧牛，甚至捡狗粪的间隙，大量阅读父亲挂在屋梁上已经发霉的古印本《千字文》、《增广贤文》、《水泊梁山》、《说岳全传》及部分《古文观止》，还有大哥的《林海雪原》、《红旗谱》及八大样板戏剧本。特别是样板戏，直到今天，绝大部分台词依然倒背如流。因而，写起东西来，自然具有“东风劲吹”的清爽和“红旗飘飘”的火热。
在那个“交白卷”的时代，在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不太重视或不敢重视教学的时代，我的堂兄也是我的老师是个例外，他常常因为我们这些娃娃不好好读书又不敢放手教学而痛心疾首，甚至嚎啕大哭。小学五年，我每天上下学都跟他一起，形影不离。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我这位堂兄老师没有说一句脏活，没有说一句落后的话，没有写一个不规则的字，没有一分钟不在尽职尽责，全身散发出“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气。在生产队我们一起劳动，我听人家说他是“一根筋”。如今，我堂兄快70岁了，据说政府给了民师晚年保障，好在还有一个讲道理的政府。
因为堂兄教学的严谨执着，我小学五年从未得过“5分”以下，尤其是写毛笔字从不马虎，近乎苛刻；初中两年绝大多数100分，偶有99分，老师也会按100分宣布；高中两年班主任宣布好成绩名单是以我的平均成绩作标准的，考多考少，洪正举都是“第一位”。一句话，老师们十分珍爱班上的“尖子”。多年以后，老师们仍然以之激励学生发奋读书，“生子当如洪正举”已在家乡传为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