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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贫民律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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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 
  “是科恩基金会的。伦纳德·科恩是纽约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创办人,他八十六岁时去世,如果活到现在他该有一百岁了,他的财产不计其数,他晚年时决定死后一分也不带走。所以他乐善好施,四处散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基金会资助那些为无家可归的人工作的律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来的。基金会还办了三个律师事务所,这儿一个,纽约一个,纽瓦克一个。我是一九八三年受雇的,一九八四年做了这里的负责人。” 
  “你们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一处吗?” 
  “是的,实际上所有资金都来自一处。去年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一万美元,而前年是十五万。所以我们减少了一名律师,而且现在是逐年减少,基金会经营不善,现在是在蚕食母金,我怀疑我五年后是否还能在这儿,也许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 
  “你们可不可以搞募捐呢?” 
  “噢,那当然,去年我们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费时问。我们可以当律师,也可以募捐,索菲亚人缘不好,亚伯拉罕是从纽约来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 
  “那么间接收入怎么样呢?”我问道,我是刺探性地问,并不是很担心的,几乎每一个非营利组织都每年有一份年度报告公布这些数字。 
  “每月二千。除了开销和留有少量积蓄之外,我们三个人就分这八万九千美元,我们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亚认为她是专职人员,说实在的,我们害怕和她争论。我实际上每年拿回家三万美元,这个数目据我所知是一个贫穷律师的平均数。欢迎你到贫民中来工作。” 
  我们终于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面对面坐下。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付取暖费了?”我一边打着冷战,一边问道。 
  “很有可能,我们周末一般不到这来工作。省钱。这个地方要暖气和冷气都不可能。” 
  这种想法对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来说想都不会想。周末不开门,省钱,而且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我们把这儿搞得舒舒服服,我们的客户就不愿离开了,所以这儿是冬冷夏热,也减少了交通压力,你要咖啡吗?” 
  “不,谢谢。” 
  “我是开玩笑,你知道。我们绝不会阻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到这儿来。天气根本对我们无所谓,我们想我们的客户是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又怎么能对冷一点热一点的事操心呢?你今天早晨吃早餐时有一种负罪感吗?” 
  “有的。” 
  他朝我笑了笑,这是一种智慧长者所能够有的微笑。 
  “这很正常,我们以前常常同一些来自大公司的年轻律师一起工作,我管他们叫做公益新手,他们总是告诉我一开始他们对食物失去了兴趣。”他拍了拍他的肚子,“不过,这很快就会过去的。” 
  “那些公益新手干些什么呢?”我问道,我知道我正一步步走向诱饵,而莫迪凯也意识到我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们把他们派到各个避难所,他们接待这些客户,我们指导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案子,大多数的情况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律师给那些无动于衷的官僚们打电话。给他们发食品券,老兵的抚恤金,住房补贴,医疗补助,儿童补助等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都涉及福利问题的。” 
  我十分关注地听着,他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莫迪凯开始让我咬上了钩,“你看,迈克尔,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代言人,没有人听他们倾诉,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们谁也指望不上。他们要得到他们应得到的福利,但是电话都不知打给谁,他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永远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电话听不到回音,他们连通讯的地址都没有。那些官僚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盯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季节性的社会工作人员的情况他们至少要听一听吧,或者看看这些人的档案,或回个电话。但你也得请个律师来给他打电话,又吵又叫,吵翻了天事情才能得到解决。那些官僚们做事是有动机的,文件也是要有程序的,没有通讯地址?没问题,把记录寄给我,我把它转交给客户。” 
  他越说声音越大,两只手在空中挥来挥去。可以看得出来莫迪凯是个十分有讲演天才的人。我相信在法庭上他一定是个出色的律师,在陪审团面前他是有说服力的。 
  “有件很有趣的事儿,”他说,“大约一个月前,我的一个客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申请福利保障,这本是件常规性工作。他已六十多岁了,腰部疼痛难忍,谁要是在石头上或公园的长椅上睡上十年,谁都得腰痛。他在办公室外面排队站了两个小时,终于进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又等了一个小时,他终于来到了第一张办公桌前,刚想要说明他的来意,却遭到这位驴脾气的秘书一顿训斥(那天她可能气不顺),她甚至还说他身上有味。他当然是受到了侮辱,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就回来了,他打电话给我,上星期三我们一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做了番小小的交涉,就是我和我的客户两人,那位秘书也在那儿,她的上司,她上司的上司,特区社会保障办公室主任,一个来自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大人物也在场,这位秘书站在我的客户面前宣读了一页书面致歉书,言辞恳切、情感动人,然后她把一份福利申请表交给了我的客户,在场的这些人也都向我保证这件事一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正义。迈克尔,这就是贫民法律的主旨:尊严。” 
  他又讲了一个又一个类似的故事,都说明贫民律师是很好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都是胜诉者。我知道,在他的全部故事中还有许多令人心碎甚至更令人伤心的故事,但他都没有讲,他现在只是在打基础。 
  我已忘记了时间,他也从没有再提起信件的事,我们终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到避难所。 
  这时距天黑还有一个小时,我想这正是躲在舒适的小地下室的好时候,再过一会儿,一些歹徒就会在街上出现。有莫迪凯在我身边,我可以慢悠悠地、充满自信地走着,否则我就会弓着腰,脚几乎不沾地地飞快从街上走过。 
  多利小姐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堆整鸡,她在等着让我来干活,她已把鸡煮好了,我来给冒着热气的鸡去毛。 
  莫迪凯的妻子乔安娜也来了,因为这时正是忙的时候,她和她丈夫一样都是令人愉快的人,而且几乎和她丈大一样高。两个儿子也有六英尺多高。卡修斯达大约六英尺九英寸,他要是能活到十七岁,准会是个篮球名星。 
  我离开时已是半夜了,还是不见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人。 

  
  
第十章



  星期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是克莱尔打来的电话把我叫醒的,又是一番冷冰冰的谈话,她只是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我提议说晚饭去我们俩都喜欢的一家餐馆一起用餐,可她说没有兴致。我也没有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对这类事我们谈话时从不谈起。 
  由于我们的公寓在三楼,所以《星期日邮报》从来不能直接投到家里,虽然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但半数情况仍不如意。 
  我洗了个淋浴,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天气预报说最高温度是华氏二十五度,正当我要离开公寓时新闻广播员匆匆地报道了一下头条新闻,这条消息把我惊呆了!我听到了报道,但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我走近靠厨房墙角处的电视机,我的脚步沉重,血液似乎已凝结,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夜里十一点左右,特区警察在城东北部的一个公园附近发现一辆小汽车,那个地方是经常有枪战的。车就停在路边,都已磨平了的车轮陷进了一堆外壳已结冰的雪堆里。车里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都已窒息而死。警察猜测这个家庭就住在车里,而且为了让车里暖一些,就打开了发动机,由于汽车的排气管被路面清雪车所堆起的雪掩埋起来了,废气无法顺利排出,细节情况所知不多,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姓名。 
  我冲到人行道,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但没有跌倒,然后沿着P街跑向威斯康星大街,穿过大街后又跑到三十四街的售报亭,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抓到一张报纸,心中充满恐惧。报纸头版的下面一角就是这个报道,很显然,这条报道是在报纸排版的最后时刻才插进去的,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名字。 
  我把报纸打开,翻到A栏,把其余几页报纸就扔在潮湿的人行道上,这则报道在十四页上有继续报道,主要是警方的一些评论性的文字,还有一些警告性的话,告诉人们如果汽车排气管被堵塞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接下来的就是令人心碎的细节:母亲是二十二岁,她的名字叫朗蒂·伯顿,婴儿叫特米科,两个已学会走路的孩子叫阿朗佐和丹特,是双胞胎,都是两岁,最大的孩子叫奥塔里欧,年龄四岁。 
  我当时一定是发出一声怪叫,因为一个路过的人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怪,好像我是个危险人物。我走开了,双手仍拿着那份打开的报纸,我迅速地浏览了其余的二十个栏目。 
  “对不起,”一个难听的声音在我身后说道,“你还没付报钱。”我仍继续走着。 
  他从后面走近我身边,喊道:“喂,伙计!”我站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五美元的一张票子,扔在他的脚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在P街上,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地方,我靠在一幢漂亮的联立式楼房前的挡土墙边。人行道上的雪已被清除了,清除得十分彻底。我又一次读了一遍这篇报道,我读得很仔细,希望并不是这样的结局。各种想法,各种问题一古脑儿涌上来,我简直应接不暇,来不及细考虑,唯有两个问题不断在我心里反复出现:他们为什么不回避难所?那个婴儿死时是否包着我那件夹克衫? 
  越想越感到心情沉重,几乎连脚步都迈不动了。在震惊之余,一种负罪感又袭上心头。星期五夜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为什么不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本可以把他们带到一个温暖的汽车旅馆里让他们吃顿饱饭的。 
  我走进公寓时,电话铃正响着。是莫迪凯打来的。他问我看没看这则报道,我问他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湿尿布。就是这家人,我说。他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我告诉他更多的是我和奥塔里欧的交往。 
  “听了这件事我很难过,迈克尔。”他这时声音充满了悲痛。 
  “我也很难过。” 
  我欲说无言,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说以后见面再谈。我回到沙发上,一动不动地一直坐了一个小时。 
  后来我回到车上,把我为他们买的一袋袋食品、玩具和衣物都搬了下来。 
  仅仅是出于好奇,莫迪凯中午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一生中在不少大公司工作过,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那位先生死的地方。我带他走了几个主要的地方,并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当时做人质的情况。 
  我们坐他的车一起离开。星期天交通并不繁忙,莫迪凯对别的车在干些什么也毫无兴趣。“朗蒂·伯顿的母亲今年三十八岁,因倒卖可卡因而服刑十年,”他告诉我,他曾打过电话,“两个兄弟也都在监狱里。朗蒂本人有过卖淫和吸毒的历史,不知道谁是她的父亲,也许不止一个父亲。” 
  “谁向你提供的这些信息?” 
  “我在一个居民村见到了她的外祖母。上次她看到朗蒂时她才有三个小孩,当时她正在和她妈妈一起卖毒品。根据这位老奶奶的说法,她已同她女儿和孙女脱离了关系,就是因为毒品的问题。” 
  “那么谁会来埋葬他们呢?” 
  “就是埋葬德文·哈迪的那些人。” 
  “一个比较像样的葬礼需要多少花费呢?” 
  “那要讨价还价的,怎么,你有兴趣吗?”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被草草地安葬。” 
  我们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路过议会大厦庞大的办公大楼,背后是国会大厦,不禁心里暗骂两声,这些大楼里的混蛋们每月浪费数十亿美元而仍让那么多人无家可归,那四个无辜的孩子死在大街上,可以说就死在国会大厦的阴影之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栖身之处! 
  我们那个住宅区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根本就不该出生! 
  这些尸体被送到总医院检验官的办公室,那里也有停尸房。那是特区总医院的二层棕色楼群。这些尸体将停在那里等候有人来认领,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无人来认领,这些尸体就可以使用一些防腐剂,然后放在很像样的木棺之中,并很快在公墓中安葬。 
  莫迪凯把车停在一个仅供残疾人停车的车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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