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身体与生命的抗争史:子宫-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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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烟、空气污染、长期进食三高食品、女性生育年龄越来越晚、工作紧张、竞争压力、生活不规律等与癌症的快速增长密不可分。很多职业女性因为工作紧张、竞争压力大而导致生活不规律，身体的压力作用于心理，心理的压力又影响着身体，如此恶性循环，内分泌失调、代谢紊乱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个人生活来看，煎、炒、烹、炸、烧、烤等传统烹饪手段产生的问题也很严重，炒菜时油温过高会产生致癌物，所以专家们都提倡煮、炖、蒸、煲及凉拌的方法烹饪美食。此外，食品的安全与卫生也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黑心粮、黑心油、黑心肉等等不顾百姓死活的种种黑心事件，早已埋下祸根，并渐渐显现。
　　日常生活中，当女性接触钱、票据、电脑键盘，或是在公共场所手扶栏杆、门把手时，手很可能成为人乳头瘤病毒的携带原，而如厕、沐浴时又会不经意将病毒带入生殖道，易导致外生殖道的感染。所以，女性不仅饭前便后要洗手，便前更要洗手。如果发现自己近来白带增多或有异常出血，应尽快到医院检查，不要因为工作忙、没有疼痛感或没有不良性行为就放松警惕。
　　可怕！可是我们一己之力，只能是无能为力。现代的生活就像赌博，我们透支健康、透支生命，病了、死了，就是输了，活下来哪怕是苟延残喘，就是赚了，赢了。时代的列车啊，提速了，提速得太快了，上去就下不来了。功利的世界，连生命都是功利的。我无从选择，离不开这个世界我就只能如此的活着。
　　我继续整理资料：宫颈癌存在较长的、可逆转的癌前病变期，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后，宫颈癌患者五年治愈率已达90％。我是Ⅰb期，看来我很幸运，能够较早发现。我的心踏实了一些。知识就是力量！了解它才能战胜它，我心里的负担小了许多。
　　

备战六一儿童节（3）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腺癌到底有多严重？这些天，我对王大夫专门去住院处，提醒给我这个腺癌患者早些准备床位的事情耿耿于怀。我心里惦记着这个事儿，想着到了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清楚：这个“腺”字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学习宫颈癌的知识，学习了心里就实在了，时间也过得快了，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而丈夫在这一天果然早早地回来了。
　　大约17点30分陈卫东走进了家门。正是初夏时候，阳光虽不耀眼却还十分鲜亮。丈夫显然是急匆匆赶回来的，他冲我笑笑，放下手里的公文包，弯腰脱鞋的时候他的身体离站在门口的我非常近。我清晰地闻到了丈夫身上阳光和汗水交融在一起的味道，我也真切地触摸到了深藏在丈夫笑容里的焦虑。我扭过头去，想着应该给他倒杯冰水喝。
　　陈卫东叫着：“儿子！爸爸回来了！”
　　嘟嘟欢叫着从自己的房间里跑出来，迎接这么早就回到家里的爸爸。
　　我把冰水递到丈夫的手里：“喝点儿冰水。”陈卫东没有看我，端过水杯一饮而尽。我这才发现，我和丈夫，彼此之间竟然是有着些尴尬和不知所措！
　　接下来，我和丈夫把儿子送到姥姥家，并且趁儿子不备又溜回了自己家。
　　车离父母的家越来越远，我不停地回头张望，我仿佛听到嘟嘟正哭着找妈妈呢。
　　丈夫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然后他左手握着方向盘，伸出右手在我的脑袋上“胡撸”了一下（“胡撸”就是比抚摸要调皮和调侃，没有抚摸那么深情和凝重的意思）。接着丈夫的右手顺势滑落在我的肩膀上，顺势“胡撸”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丈夫那只温暖的大手再没离开我的肩膀，我别过脸去，想哭。
　　丈夫似乎有所察觉，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怎么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我于是收起哭容，把丈夫的手放回到方向盘上：“注意行车安全！”
　　丈夫开始专心驾车，而他那只大手的温度则传遍了我的全身。
　　回到望京的新家，夜色已经降临。我们先去超市买了一次性内裤、湿纸巾、马桶坐垫，这些手术以后都用得着，我还要收拾明天住院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无非是洗漱用品、内衣、内裤、拖鞋和换洗衣服。
　　“手机、充电器。”陈卫东在一旁看着，提醒我。
　　“换洗衣服就带一身？够么？”
　　“够了，穿一身，带一身，有两身就可以了，医院里都是统一着装。”
　　我想着带几本书倒是真的，终于有时间看书了。“没想到我的梦想——每天吃饭、看书、睡觉——这么快就实现了。”我想说笑说笑，但是我和丈夫谁都没笑出来。
　　对了，还有儿子照片做的台历。我小心翼翼地折好这份对我而言最珍贵的台历，放进整理箱。丈夫从包里掏出一沓打印资料，我一看，是从网上下载的宫颈癌资料及手术后注意事项、饮食计划。
　　“看看吧，知识就是力量。”说着，陈卫东拿过那一沓资料放进整理箱。
　　是啊，知识就是力量，丈夫跟我不谋而合。
　　我起身来到书柜旁，翻出一本崭新的日记本，还有两枝笔。我要写病房日记！我还有好多话要对儿子说，可是他还太小，他还理解不了，所以我要写下来，要让我的儿子知道，他的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人。我颇有点儿悲壮地把日记本和笔装进整理箱。
　　整理完东西，我和丈夫面面相觑，突然置身二人世界，我们又感到了不知所措。我一直叫嚣三十几岁还是青年，但是随着一年年的体会上有老下有小的滋味，我渐渐地找到了中年人的感觉。其实我也喜欢浪漫、喜欢如胶似漆，但是这需要配合，当夫妻双方都如同机器人一般地忙碌时，你心里的那点愿望早就被淹没了啊。
　　我们像所有的中年夫妻一样，在夜晚坐在电视机前。凤凰卫视里，大师李敖又在借古讽今绵里藏针不露声色地抨击台湾当局。李敖说他把自己的骷髅捐给医院了，可是后来得了前列腺癌，要手术。开完刀，医生告诉他：“‘因为前列腺整个被切掉了，所以，接上去以后，后面就被拉了一点点，你李敖兄那个东西会短一点点。’我说：‘这还得了，将来我死了以后，这些小鬼来解剖我，发现：‘你李敖怎么变小了？’###说：‘我在台湾倒霉。我跟台湾一起变小了。台湾小，我们很多努力都变小了，现在情况更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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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六一儿童节（4）
看着曾经也是癌症患者的李敖说笑话，朗声大笑；我和丈夫也相视一笑，我笑的意思里还多了一层：我在想但愿我也能面对癌症如此乐观、如此洒脱地笑。但是这一夜，毕竟不是家常的琐屑的那些夜晚，这一夜毕竟是有些特殊的。
　　2004年5月30日的深夜，我躺在丈夫宽厚的胸膛上，这样的情形好久不见了，这样的情形是不是以后也不会再见了？
　　我跟他嘱咐儿子的一切：隔天要去姥姥家看看，每周都要接他出来玩玩，妈妈不在身边，他会有想法的，所以一定要多见见人；我生病的事千万不要告诉我父母，特别是洪小缨，她一知道那地球人就全知道了；也不要告诉任何朋友，我知道同情是一种善良，我也知道我的朋友们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好人，我只是不想当祥林嫂……
　　我一一叮嘱，他一一答应，我忽然就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我抬起头，看见他有些火辣的眼睛，他的呼吸有些急促，我闭上眼睛，准备迎接。
　　可是半天不见动静，我睁开眼，就见陈卫东，我的丈夫闭着双眼，努力平静着自己。
　　“怎么了？”我不解。
　　“明天医生给你检查，该发现了。”
　　我终于没能忍住，笑场了。“发现就发现呗，谁还不知道谁。”我说着电影里的台词，尽量像开玩笑。
　　“以后吧，咱们日子还长着呢。”丈夫很认真地说。
　　“真的？”
　　“真的！”
　　真的！一定是真的。我忽然就觉得自己已然成了一名战士，在北京这个晴朗的初夏的夜晚，我做好了备战命运的一切准备。
　　

病例131，人没了！（1）
我的眼前出现一条走廊。走廊本身应该并不长，但是我站在走廊的开端却看不到走廊的尽头。我静静地进入这条长廊中，长廊的一侧因为一些敞开的门而有微弱的有气无力的阳光倾泻下来。
　　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有好几个轻飘飘的幽灵般的人影与我相对而来。这些“幽灵”在悄无声息地漫步着。真的是漫步，我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说法。其中的两个还躬着身子，就像踩着云朵，她们双手托着腹部，幽幽的体态和神情。部分病人的脑袋上戴着的一看就知道是廉价的假发，如果没有假发那就一定会戴着个小白帽，类似于小饭馆里掌勺的，又或者干脆把手绢的四角系起扣在头上（后来我有了足够的病房体会，我知道那些“幽灵”们是手术后的病人在楼道里活动）。
　　“幽灵”们从我身边一一飘过，长廊地上的那些清汤寡水的阳光把她们的影子拉得更长。我一激灵。
　　我没有“腾”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从噩梦中醒过来，然后发现天已经亮了，明媚的阳光洒满人间。不是的，我没有做梦，我就在现实中，那条长长的看似没有尽头的走廊就是妇产医院肿瘤科二病房的楼道。
　　2004年5月31日上午10点钟左右，在住院处办完手续，我第一次进入了肿瘤科病房。我拿着我的行李继续沿着楼道向前走，因为我被分配的病床在楼道的紧里头。
　　快到护士站的时候，两个小护士在小声说“131，131没了，刚没的”诸如此类的话。我不由地放缓脚步，竖着耳朵倾听：
　　“那个病例号131的这么快就没了啊？前两天不是还问有没有床位吗？”
　　“家属说是昨晚上走的。等了几天床位都没等着，今天早上才有床位的。不过这个131是Ⅳ期，早扩散了，真住进来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猛一抬头，和其中一个小护士的目光碰在了一块儿。
　　小护士看着我，接过我手中的住院卡：“你是新来的24床吧？”
　　我点头。
　　小护士向我做了一番住院宣教，让我签了两张《住院须知》，又回身取了一套干净的病号服给我：“先换上衣服，回病房等大夫。”
　　我于是悄无声息地走进病房，换好病号服坐在标有24字样的床前，　我目光游移，不知道看哪儿好。我同病房的两个病人躺在床上发出痛苦的呻吟，她们顾不上跟我这个新来的打招呼，后来我当然知道她们当时正在接受苦不堪言的化疗。
　　我独自坐在24床上，心情说不出的沉痛，那真是沉痛。那些沉痛把一早上丈夫和我面对吕大姐时一点儿一点儿好不容易获得的轻松给一下子击溃了。
　　自从知道我生病，易菁不知道如何帮我，就四处打听谁认识妇产医院的医生。最后她在我住院的前一天晚上打来电话，说是七拐八拐地找到一个朋友的朋友的老婆是妇产医院的医生，在计生科，姓吕。
　　生病的人真可怜，尤其是生大病的人。突然间就不得不把自己交到完全陌生的医生手里，而且别无选择。所以，一听说有认识的医生，我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就在当天早晨，在去住院处之前，我和丈夫首先直奔计生科找吕大姐。
　　吕大姐比我们到得还早，当然还有来堕胎的姑娘们。我尽量用很熟悉的语气提到那个朋友的朋友，吕大姐面无表情地听完我有些谄媚的表白。
　　“哦，你们先坐一会儿，等我忙完。”
　　我估计她对她老公的朋友的朋友的印象也不深，不过语气倒是很和善，我已经习惯了，医生大都面部表情不丰富。也是，表情丰富的那是演员，还有以演员自居的骗子。
　　房间里有三个做药流的姑娘，刚吃过药，还没什么反应。就是年轻，其中两个还眉飞色舞地聊得挺开心。又推门进来一个，递上病历本。
　　“三个月之前你刚做过一次？！”吕大姐的声音终于提高了。
　　“嗯。”小姑娘不大，声音也很轻。
　　“你可真行，这样很危险的你知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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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131，人没了！（2）
吕大姐边摇头边问：“你男朋友来了么？他知道不知道？”
　　“来了，就在外面。”
　　“叫他进来！”吕大姐不由分说。
　　一个也不大的男孩儿怯生生地进来，吕大姐耐着性子给他们讲了两次人流相隔太近的危险性，然后让他们再去主治医生那里说明情况，主治医生同意再来做。
　　妇产医院实在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边厢，不想要孩子、急着打胎的成群结队；那边厢，求子心切，寻访名医神药的也是大有人在。世事不如意者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