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身体与生命的抗争史:子宫-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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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想象，“切，全切”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我每天耿耿于怀，不知道怎样才能平静手术前的种种复杂微妙、忽上忽下、起起落落的心理变化，尤其我不能看见23床那沮丧得近乎绝望的眼神，我从不敢跟她交流，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她的每一声叹息都像鼓槌一样，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心。
一大早我就被护士叫醒，测体温，留尿，查尿常规。刚想睡个回笼觉，护工来送开水，接着早餐车丁零咣啷地来了，伴着护工的叫声“吃早饭了。”我只好面对现实——我住的是医院，不是酒店，我索性起床，洗漱一番。
能够自主行走的病人早就围在餐车旁了，一些化疗反应严重的有家属打饭，这些家属很辛苦，他们大多从外地来，通常都住在医院旁边的招待所里，早晨6点就过来帮着他们生病的亲人梳洗；没有家属陪同的手术或者化疗病人，护工会在最后把饭送进病房。
早晨8点整，在主任医生的带领下，医生开始例行查房。那个操着明显南方口音的医生是周主任。谢天谢地周主任及时出现，这样我可以又一次比较自然地躲过与23床的对视和交流。
温和的周主任对22床和23床说：“你们能吃一定要多吃！就当是吃药，一定要嘴壮。”
22床答应了，23床却没什么反应。
“23床，22床都答应了，你还没答应呢。”周主任的语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幼儿园老师。我静静地看着这个高个子的医生，说实话作为一个病人我万分享受他的温和。
但是23床只是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又苦笑了一下。她翻过身，让身体平躺着。她瘦极了，只有小腹是鼓鼓的，她盆腔中的肿瘤每天都在疯狂地生长，吞噬着她体内的营养。她已经是宫颈癌Ⅳ期了，癌细胞早就扩散。住院前她的小腹肿大就有些日子了，但是因为不疼，她并没有到医院检查，直到疼痛感持续不断，才来医院。
医生说癌症一旦有了症状，那一定是中晚期；有了疼痛感，就肯定是晚期了。她很后悔没有及时检查，所以一有点儿力气，她就会提醒来看她的亲友要定期做妇科检查。
幼儿园老师般亲切的周主任率领众医生离开病房，我的心里又开始七上八下地不安宁。我走出病房走在楼道里，不期然地竟然走到楼道尽头的医生办公室门口。我听到门里似乎是什么人在争辩什么。我正犹豫着要不要竖起耳朵听个仔细，忽然，房门打开，从里面冲出来一个病人，我有些尴尬地闪在一边。
这个病人根本就没看我，“不做了，回家！”她边说边气哼哼地往前走，没走两步就转回头冲着追出来的一个男人高叫：“赵建国！你想害死我呀！就这种不平等条约你也签？！”
那个叫赵建国的男人紧紧跟着，一句话也不说。
我正分析他们之间的人物关系，紧接着又从办公室里追出来一位大夫，他中等身材，带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但是走路的样子很英武，很有点儿军人气质。他看了我一眼，显然发现我是企图偷听，但是他顾不上理我，径直向那个病人追去。
毕竟是大夫追了过来，那个“不平等条约”自然停住了脚步。
“李大夫你说，这是不是不平等条约。你说，是不是！”说完，她狠狠地瞪了一眼站在一旁有点儿手足无措的叫赵建国的男人。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是谋害你的主犯，你老公是从犯；还是他是主犯，我们是从犯？”李大夫板着脸，但是我一听就知道是在开玩笑。
切，全切！（2）
“我不是这意思，不是……”病人口气缓和多了，想解释又不知从何解释。
李大夫扶了扶眼镜，对“不平等条约”轻声解释着：“所有医院的手术同意书都是这么写的，医生要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不好的情况都列出来，哪怕只有001％的可能。但是我们医生会竭尽全力杜绝任何一种可能的发生。”然后，他停顿了一下，严肃的脸上浮上一丝笑意，“否则，要我们这些医生干吗呀。”
李大夫脸上的那点儿笑意让“不平等条约”长出了一口气，不过她依然没有动地方，她盯着自己的脚尖儿，看样子是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见此状，李大夫扶扶眼镜又说：“按理说，医生是不会给任何人打保票的。”
闻听此言，赵建国拼命地点头。
“但是，今天我给你打回保票：你的手术出现同意书上的情况的可能几乎为零。”李大夫有点儿庄严的语气让“不平等条约”抬起头，专注地看着李大夫。
“你只是原位癌，你知道的，保险都不赔，对不对？”
“不平等条约”点点头。
“你的手术是个很小的手术，把子宫切了就完了，而且刀口很小，”李大夫比划了一下，“跟剖宫产手术的切口差不多，很小，术后你穿比基尼都没问题。”
听到这儿，“不平等条约”很突然但是又非常自然地嘎嘎笑出声来。
“我都奔五张儿了，还穿什么比基尼呀。”说着她已经挪动脚步跟随李大夫步入医生办公室。
这突然出现的一幕让我的心倏地一下子放平了许多，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幕是有着一些喜剧色彩的，它就像个拉线木偶，身上挂满了有着喜剧因子的彩色纸屑。他们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些有着喜剧因子的美丽纸屑飘然而至，它们落在我的脸上身上落在我的心里。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竟然发现喜剧因子其实随处可见，只要你用心去调动它、放大它，只要你愿意动手拉动这个木偶，那披挂了它一身的彩色纸屑就会纷纷扬扬落下，落下。
我正享受呢，李大夫严厉的声音打断了我：“你，在这干吗？回病房等手术方案去！”
“哦，哦……”我答应着小跑着回到了病房。
我在病床前坐下，我反复回味“不平等条约”和李大夫的对话。哦，原来手术完了都可以穿比基尼呢！原来“不平等条约”还不好意思穿“比基尼”呢！“比基尼”的意义在那一刻对我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我并没有远离正常的人类生活，它意味着这个病于我无非是生活中的小小插曲，不久我就会回到生活的怀抱！
这位李大夫，他虽然严厉地喝斥我，但是我却一点儿也不反感。他的严厉是那种只有家人才会有的严厉，透着一股十分家常的亲切；他其实表情并不丰富，话说得也不多，但是几乎所有的女病人都喜欢他，当然他也只有女病人。这个喜欢里头有信任、有依赖、有欣赏，同时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仪呢。
陈卫东来了，医生要跟他讨论我的手术方案，并要他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陈卫东到病房看我一眼，就直奔医生办公室。我尾随着他也来到医生办公室。办公室里三个医生已经就座，居中的就是那位李大夫。
李大夫很客气地边跟陈卫东打着招呼，边让座，一眼看见陈卫东身后的我，“你怎么来了？回病房等着。”我看了丈夫一眼，不情愿地往外走。
正琢磨要不要在门外偷听，陈卫东跑出来叫我进去。
我没有往里走，坐到丈夫旁边，而是故意站在李大夫身边，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怎么又让我参加讨论了？”我是说给李大夫听的。
“你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李大夫低头看看我的病历，然后抬头问我。
我看着李大夫的眼睛，因为离得很近，所以我看得非常清楚。那双眼睛躲在眼镜片后面，非常非常干净，我甚至看见了他的浓密的眼睫毛，那些眼睫毛在大白口罩的上面透过明亮的玻璃镜片，非常孩子气地忽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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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全切！（3）
我的心就在那一刻开朗明亮起来。我有点儿骄傲地说：“是，我一个人来取的病理结果。”我专门强调在那个危难的关头，只有我一个人面对！我说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初的种种恐惧。
李大夫郑重地点点头：“坐下吧！不然估计你也得在我们办公室门口偷听！”
哈哈，多可爱的医生呀，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仪原来就是对病人对女病人对女人的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体贴呀。
我在心里偷偷一笑，走到丈夫身边，在陈卫东拉出来的椅子上坐下。
“这样好，我们也希望病人能了解自己的病情，因为手术以及以后的治疗，都需要病人的配合。”李大夫很诚恳地说。
“你真的是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谢大夫看着我，似乎还有些怀疑。
“当然！”我看看陈卫东，希望他能帮我证明。
陈卫东使劲儿点头：“她，什么能瞒得了她呀。”
“按说，病人也有知情权的。”谢大夫说。
“其实我并不主张对病人一视同仁，对那些心理脆弱的人，是‘无知者无畏’，但对我而言，那是‘知识就是力量’。”我也很诚恳地表态。
所有的大夫包括陈卫东在内都定睛看了我足有3秒钟。
“你果然是个例外。”李大夫第一次向我露出了微笑。那一刻我真是骄傲极了。
“开始吧。”我催促大夫。
李大夫扶了扶眼镜，首先开口：“我叫李岫峰，是你所在的医疗小组的住院医师，这位是你的主治医生谢茹，”李大夫指指自己左手边的女医生，又指指自己右手边的男医生说，“这位是实习医生张劲。”
谢大夫接过话题：“你的主刀大夫，也是我们的科主任吴雪芬和副主任周维民今天有手术，不能来给你说明手术方案，由我们来跟你讨论，但是手术方案是两位主任亲自制定的，两位主任下了手术还会跟你们谈的。”
谢大夫从我的病历中拿过一堆化验单，接着说：“你的各项常规化验结果基本正常，各脏器功能都没什么问题。”
我挺挺胸，又骄傲起来：“我身体一向很好。”
陈卫东捅了我一下，“别贫了。”
我不经意一低头，看到自己那一身典型的蓝灰色竖条的病号服，沮丧起来，我不打算再说什么了。
“根据你的病理报告显示，你是‘宫颈腺癌 高中分化’，临床诊断是Ⅰb期，根据病情我们给你制定的手术方案是：宫颈癌根治术。”
然后谢大夫和李大夫几乎同时斩钉截铁地说：“根治术就是彻底切除病灶，把病灶全部切除！”一旁的张劲没说话，但是一个劲地点头。
后来我看到我的病历上这样写着：入院后完善各项检查，定于2004年6月3日，硬腰联合麻醉下行广泛全子宫切除＋双附件切除＋双卵巢动脉高位结扎＋盆腔淋巴结清扫术。
我想起住院前那个王大夫在住院处说的话，我说：“我有个问题。”
“说。”李大夫很干脆。
“腺癌与鳞癌到底有什么区别？”
两位大夫对视一眼，谢大夫答道：“鳞癌大部分是病毒感染引起的，腺癌跟激素关系密切；鳞癌发病率高，腺癌发病率低。”
“那发病率低，是不是意味着治愈率也低呢？”
“都没有定论，都是统计，要是什么都弄明白了，我们就不让你得病了。”李大夫再次干脆地回答。
然后他一边整理病历，一边问我：“还有什么问题？”
我立刻问：“如果把卵巢切除了，我以后会不会没有女性特征了，比如长胡子？”
“那不会。”三位医生异口同声。
李大夫接着解释，“卵巢是成年女性分泌雌性激素的主要器官，但不是唯一的器官；肾上腺也会分泌少量激素的，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口服激素；关键是你的心情一定要好，要保持愉快，要积极乐观。”
“决定性别的不是激素，而是染色体，这在你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什么都不能改变。”细声细气的谢大夫更加专业地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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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全切！（4）
“哦。”我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现在我放心了。
坐在我对面的医生们冷静但不是冷酷。这种冷静，让我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想我必须把我自己交给他们，不仅如此，当讨论病情以及治疗方案时，我甚至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身体是一个客观的物理事实，我要和这些人一起努力面对它。
他们让我坚信了一点：只要还有手术的可能，就一定有救！
接下来的仪式是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因为我了解自己的病情，所以《手术同意书》上也有我的签名。
那真的是一个仪式，我拿着《手术同意书》，至少看了四遍，前三遍除了“妇科肿瘤手术同意书”九个字外，我基本上什么都没看出来。于是我打起精神再看一遍。这次我看明白了，不仅看明白了，而且还发现了一个错别字：“致残、致死”他们写的是“至残、至死”，我给医生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