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有价-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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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其他政策花同样多的钱，能够使更多人受益。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经济师约翰·F·莫罗尔三世发表了一份对几十个法规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其中有的成本之高，令人瞠目结舌：1985年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关于减少职业性甲醛接触的一项法规，每年得救率仅有1％，按此计算，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成本是720亿美元。

1980年的立法设立了“超级基金”，用于治理全美范围内的严重污染地区，在人类生命价值的量化上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自从1980年以来，该基金共拨款320亿美元，对全美几百个可能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污染地区实施了治理。不过其中有些地区根本无人居住，国家环境保护局却坚持认为这些地区也需要治理，理由是将来可能会有人居住。这些“可能定居者”的生命因此昂贵得出奇。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99个超级基金治理区域的人口研究得出结论，其中只有一处存在污染引发癌症的风险，它也是环境保护局认定的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对加州森尼维尔的西屋变压器厂遍地线路板的旧址进行清理，据分析，可能使202人终生免于癌症威胁，但是清理其他98处污染区域总共能使两人免于癌症。其中6处挽救每个人生命的隐含成本为500万~1亿美元，有67处挽救每个人生命的成本超过10亿美元。还有两处连一个人也挽救不了，因此算式的分母是零，该项成本也就是无限大。

尽管这些项目可能对环境有好处，但是对比世界上其他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做的代价似乎太高了。我们马上可以想到新奥尔良的防洪设施，或者疟疾防治。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持续实施的大规模防治肺结核的计划，2006~2015年共计需要120亿美元。该计划仅仅在埃塞俄比亚一个国家就可以挽救25万人的生命，当前，埃塞俄比亚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92人死于肺结核。如果政府必须计算成本与收益，用来评估公共政策的效果，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人的价值应该怎样确定。费恩伯格的做法根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测定人的价值，或许太没有人情味了。不过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就是60多年前喜剧演员杰克·本尼一句著名的台词。

1948年3月，《杰克·本尼秀》广播节目播出了美国广播史上最著名的讽刺小品。本尼从邻居家回来，路上遇到了强盗（由本尼的喜剧搭档埃迪·马尔配音）。强盗威胁说：“伙计，要钱还是要命？”小品中的本尼是个有名的守财奴，半天没回答，强盗不耐烦了，又重复了一句，“我说，你听到没有，要钱还是要命？”本尼反驳说：“急什么，我这不正在考虑嘛！”本尼的小品对这个最棘手的价值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政府要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更好地指导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配置，只需要让人们给自己的生命定价就够了。

人们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法给自己的生命定价，不过我们天天都会面对一些多少有生命威胁的小事，给这些小事定价很容易。每天我们横穿马路时，要么安全通过，要么被卡车撞倒，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开车不系安全带、抽烟、到日本料理店吃有毒的河豚鱼，比系上安全带、不抽烟或者吃三文鱼致死的概率要高。

丰田雅力士在市内每加仑汽油比


凯美瑞多跑7英里非常节油，价格还比凯美瑞便宜大约7000美元。但是，一旦发生撞车事故，乘坐雅力士车的死亡率比凯美瑞要高20％。

1987年，联邦政府取消了自1974年起实行的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限制，让各州自行规定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有21个州把最高限速放宽到每小时65英里或者65英里以上，一项关于这21个州驾驶状况的研究发现，驾车人平均行驶速度提高了3。5％，在缩短了上下班交通时间的同时却提高了交通事故死亡率。研究人员的计算结果是，驾车人在较短的上下班途中开快车每节约12。5万小时就会有1个人死于车祸。按照1997年的平均社会工资和美元购买力计算，驾车人每节约154万美元，就会多1个人死于车祸。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建议，根据人们肯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花多少钱测定他们给自己的生命定的价。他写道：“把不起眼的那些细微风险增加一点点，让消费者（纳税人、院外说客、调查问卷起草者、答卷人等）对此发表意见，表现出他们好像有某种偏好，尽管事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就可以把拯救生命决策中的重要因素筛选出来。人们在投人身保险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保护自己生命时也会这样。”

一项关于家长为孩子购买自行车用头盔意愿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父母心目中孩子的价值为170万~360万美元。距离联邦超级基金（Superfund）治理名单上的污染区越近房价越低，分析结果是：人们最多愿意出460万美元避免致癌风险。测算生命价值的另一个办法是分析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对生命威胁越大的工作工资就越高，从工资的差额可以计算出生命的价值，假如一个人接受一份新工作，每年可以多收入100美元，而相应的死亡概率将增加十万分之一。那么，经济学家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人认为自己生命的价值是100美元的10万倍，也就是1000万美元。
　很多国家已经接受通过这一类方法来测定社会愿意付出多大成本以避免人员伤亡。这类方法迎合公民的意愿，因而比那些根据经济损失或其他客观标准来计算的方法更具有民主色彩。如果运输部确定美国民众为了避免交通事故死亡，最多愿意支付580万美元，那么它就有足够的理由反对那些为了减少1个人死亡而预算超过580万美元的道路改进方案。

农业部过去对于生命价值的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与“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的补偿金的算法相同，根据死者生前的生产能力计算损失。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改变了计算方式，转而根据人们的支付意愿计算生命价值。如今，它有一套精密的计算系统，有人从中发现困扰了美国一年的139万例沙门氏菌案件的社会成本是26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赔偿415名因感染这种疾病而死亡的患者，该部官员认定每个死者生命的价值为540万美元。

健康管理部门倾向于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生命价值，而不愿意按一生来计算，它们的假定不无道理，即我们大家无论如何都会死，政府采取行动只可能稍稍推迟死亡时间，却不能完全避免死亡。最复杂的分析法是把获救生命的生活质量考虑在内，假定一个人疾病缠身或者丧失自理能力，他一年的生命价值要低于完全健康的人一年的生命价值。这样就创造出一个新的衡量标准：质量调整生命年，即QALY。

交通部使用计算伤亡生命价值的等级体系来确定某条道路是否需要翻修或重新规划，例如，轻伤的成本是正常生命的0。0002％；重伤的成本则是正常生命的34以上。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估计冠心病患者平均要少活13年，从患者方面来说，损失的价值大约是84万美元。

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把这类工具作为评估和制定政策的标准。例如2003年，


澳大利亚健康部门的经济分析小组建议改变烟草制品包装上的警示。他们的分析所依据的事实是，每年可以减少大约400个死亡病例，相当于每年2。5亿澳元的收益，而每年的成本大约是1。3亿澳元，也就是人们少抽烟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减少。

这些价值评估技术提供了计算国家财富的一个新方法。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把1970~2000年美国人预期寿命延长的价值加到一起，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国民财富平均每年增加5。4万亿美元。
　尽管上述计算方法含有民主色彩，还是会引起人们的不安。根据人们自己的选择来确定社会救死扶伤的付款意愿，可能把社会引入某种尴尬的歧途。从一场大火中，是要抢救十几个30岁的年轻人，还是要救十几个60多岁的老人？从社会总体福利衡量，去救那些老人应该是不明智的选择。毫无疑问，救年轻人比救老年人可以为社会挽回更多年数的生命。芝加哥大学法学家卡斯·桑斯坦，现在领导白宫下设的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这一类价值评定。他建议把政府制定政策的重心放到挽救更长时间的生命上，而不是更多人的生命上，即使这样做会使老年人的生命打折扣。他写道：“挽救年轻人生命的项目，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比挽救老年人生命的项目要好。”不过你可以把这句话说给60岁以上的人试试。他们不仅把自己的余生看得和年轻人一样重要，他们还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敢于投票反对那些与自己看法相左的人。

2002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贯彻管制发电厂的烟尘排放的《清洁空气法》、减少非自然死亡的过程中，引入了一项新的分析指标。它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人均生命价值量化为610万美元，而是对生命实行了年龄折扣，70岁以上的人的生命价值只相当其他人的67％。

对此，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其他组织的反应非常强烈，环境保护局主管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被迫放弃了这种方法。“我们已经不再计算老年折扣因素，”她说，“这种计算方法已经停止。我再重申一次，环保局决策中将不再采用年龄折扣分析法。”后来环保局测算管制柴油机排放的收益，再次采用了年龄折扣法，这时他们反过来抬高老年人。为了在制度中使美国退休人员和年轻人的生命价值相等，它不得不把65岁以上老年人预期年龄中的每年生命价值量化为43。4万美元，同时把其他人每年的生命价值量化为17。2万美元。

依赖人们的选择来量化他们生命的价值存在风险，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恐怖袭击中一名获救者的生命价值等于两个自然灾害中获救者的生命价值，这一偏见可以解释美国政府在2005年新奥尔良遭受卡特里娜飓风时漠不关心的态度，它与投巨资防止2001年针对美国恐怖袭击重演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类价值量化方法的最大风险是使经济上的不公平状况永久化。谢林对此提出质疑：“有钱人可以多出钱，只为了少堵一个小时的车或者节省5个小时的火车旅程，要降低他们自己或他们关心的人死亡的风险，他们愿意出更多的钱。他们认为自己价值高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有钱。”按照这条思路，泰坦尼克号没有为所有舱位的旅客备足救生船是有道理的。各种舱位旅客死亡率的差别头等舱37％，二等舱57％，普通舱75％就不会引发争议了。

不过，假如人们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补偿金不公平，那他们怎样看待旨在拯救生命的政府项目向有钱人倾斜，只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于自己的健康和安全，而且不想从事高风险的职业？这个制度完全不顾一个事实，即有钱人愿意多花钱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肢体，穷人则更加珍惜自己手中的每一块钱。大公司主管花得起高价接受昂贵的治疗，而在贫困线下挣扎的家庭，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花钱看医生的。

这种自我确定价值的方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的选择并非总是出于自愿的。如果根据人们工作中对金钱与安全的相对选择来量化他们生命的价值，那么黑人会相信他们的价值低于白人。在几乎所有行业中，黑人在工作中的死亡率都高于白人，而风险补偿却低于白人。一项研究根据这方面的数据得出结论，一个蓝领白人的生命价值是1600万美元，相当于同工种黑人的两倍还多。不过我们也很有理由怀疑这种价值计算方法，因为它反映的不是黑人更愿意冒险，而是黑人就业机会少，工资虽然低也只得接受。

诚然，按这个公式计算，贫穷地区的人生命非常不值钱。2005年一项关于墨西哥城工人工资的研究把他们的生命价值量化为每人32。5万美元。1995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交的一份评估全球变暖后果的报告中，把贫穷国家的每个统计人口的生命价值量化为15万美元，而富裕国家的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则是150万美元，从而引起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公愤。他们质问，面对气候变化，难道保护穷国人民就是浪费资源，保护富国的公民就物有所值吗？专门委员会只得撤回报告，把缜密的经济分析报表和数据扔到一边，勉强接受了政治上站得住脚的概念，即不分穷国富国，所有人的生命价值一律是100万美元。宫颈癌是墨西哥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该国每10万名妇女中每年因宫颈癌死亡的就有8个。葛兰素史克和默沙东公司研究出预防宫颈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