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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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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甫继续说:“由于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三县党的工作遭受了重大损失。
党中央决定,要在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开展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
这个斗争要深入下去,一直深入到各个支部。”

洛甫把目光转向坐在会场角落里的李富春。“省委2 月28 日的指示信是
错误的,是对纯粹防御路线的调和,根本没有指出邓小平同志纯粹防御路线
就是罗明路线。因此,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省委也应负很大一部


分责任。”

洛甫作报告,作总结,说了一大通。在中央局的精心策划下,会议对邓
小平进行了蛮横的指责和无情的批判。

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并决定立刻改组
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常委,召开三县各级党代表会议,开展反邓
小平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

洛甫、罗迈返回瑞金,分别撰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试看邓小平
同志的自我批评》,登在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八期。

毛泽覃、谢唯俊挨批后,拒不承认“错误”,并给正在瑞金叶坪的毛泽
东写信,反映情况。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博古那里。他说:“毛泽东犯了错误,毛泽覃、谢
唯俊也犯了错误。他们都很顽固,不但不认错,还对党发泄不满,互相通信,
这是派别活动。”于是乎,博古提出要亲自主持一场批判会。

博古把罗迈找去,说:“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总结会,你同我一起去。”

江西省委设在宁都县七里村。博古首先找省委书记李富春谈话。

自中央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以来,李富春及省委一直采取消极回避
态度。《斗争》发表连篇累牍的文章,江西省委却不表态,党内亦未讨论。2
月28 日,迫于压力,李富春不得已违心地发出对会、寻、安的指示。究其根
本,是想帮邓小平过关。不料,这竟引起中央的大为不满。在江西虽未直接
点李富春的名,但已有所指了。

博古郑重其事地告诫李富春说:“作为省委书记,你对江西罗明路线的
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有的只是狭隘经验主义!中央
的路线,是进攻路线;进攻路线,就是国际路线。而国际路线是绝对正确,
不容置疑的!”

“博古同志,我不是怀疑中央路线,我只是对反罗明路线斗争不太理解,
反江西罗明路线是不是要这样大张旗鼓,我觉得。。”

没容李富春说完,博古就厉声训斥道:“李富春同志,我警告你,还有
江西省委,若不悬崖勒马,立即转变态度,向罗明路线开展猛烈冲击,将受
到党纪制裁。”

回到家中,李富春向夫人蔡畅吐露了与博古谈话的内容。他们思索,进
攻路线不单是中央指示,而且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代表国际路线。国
际的背后是斯大林,难道斯大林还会有错吗?

他们不敢再往下想,不敢再怀疑了。

4 月16 日的省委工作总结会由博古亲自主持,咄咄逼人,煞有介事。

会议一开始,罗迈代表中央组织局宣布决定: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
唯俊、古柏四人党内外一切职务。

十分出乎人们的意料,罗迈在宣读决定之后,大声说道:“把邓

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枪缴了!他们不配带革命的武装。”

省苏保卫局局长葛耀山率人上来缴下了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和古柏
的手枪。会场气氛瞬时森严起来。

作为省委书记,李富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里。眼前这一切,使他万分忧愁和矛盾。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时任江西省委
常委兼妇女部长,站在另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博古定下会议基调后,人们开始发言批判。


危秀英,当时是省苏妇女部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专门为主席台上的
领导倒茶(解放后,她曾任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委委员、省妇联主
任)。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上厕所,我也
跟进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怎
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摆什么威风!”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俩当
场就要打起来,蔡畅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话,要
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
到中央组织局工作。

会议开了数日。博古接急电返回瑞金。临行前,他让罗迈留下主持会议,
并又把李富春训导了一番,要他按中央的精神作总结。

罗迈发挥着博古的调子,说:“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
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
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
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
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李富春的总结报告称江西党内有“三个怪物”,即所谓“江西罗明路线”、
“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方式”。邓、毛、谢、古“就是这一怪物的
代表”;“省委实际对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采取了自由主义的调和态
度”,官僚主义这个怪物“简直在全江西横行,从

省委直到区委都一样”。李富春不得已说了一通违心话。

这场由博古亲自发动、主持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尽管“布尔
什维克的火力”非常凶猛,但在“左”倾教条主义者面前,邓小平、毛泽覃、
谢唯俊、古柏等并未放弃原则。他们在会议上和所写的申明书中,以共产党
人的坚定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捍卫和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蹲在宁都,要邓、毛、谢、古作深刻反省,一次,
二次,三次,“检讨”作了不少,但总过不了关。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出谁正确谁谬误的评判。
李维汉(罗迈),曾代表“正确路线”,三次要邓、毛、谢、古作深刻检查;
五十年后,虽已耄耋高龄,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
味的话:

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
“罗明路线”,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
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邓小平,当年曾因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而蒙受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
的双重打击,毛泽东却把邓小平因他而挨整挨批之事记了四十年。1972 年,
邓小平在林彪事件之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毛泽东
在信上作了批示。其中第一条这样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
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
毛派的头子。。”

改组军委,周恩来、朱德大权旁落


1933 年1 月,博古、洛甫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一向大权独揽、发
号施令惯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苏区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前,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 年10 月17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
共苏区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设立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机构,指
定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的两
个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1931 年4 月中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项英
被免职,毛泽东任代理书记。1931 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苏
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长期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所以苏区中央局实际上
由任弼时、项英主持。

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不久,在瑞金召开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成员
会议。博古提议,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以博
古、洛甫为常委,博古为中央局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洛甫为宣传
部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博古深知,在以战争为首要任务的苏维埃区域,军权十分重要,不抓军
权,不掌握军队,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过去,军权抓在毛泽东手中,掌握着
几万军队,很不听话。中央说往左,毛泽东偏往右;中央要积极进攻中心城
市,毛泽东却偏偏要把军队拉到山沟,打什么游击战争,为什么?军队在握。
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博古和中央局以为军队该听话了。没
想到,周恩来掌握了兵权,竟也学起毛泽东来。本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
方针是“拒瞿留周”。即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里,给周恩来留一席之地
——“打他的屁股,而不是赶他走”,没想到周恩来居然如此不合作,与中
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每顶牛。博古号召反罗明路线,张闻天写文章提出反“军
队中的罗明路线”,周恩

来却在6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当着博古和张闻天的面,说什么
“红军中没有罗明路线”,几乎跟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一个腔调。毛泽东在会
上企图翻案,说1932 年10 月的宁都会议错啦,打赣州错啦,不能搞“积极
进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宁都会议,周恩来却拧着干,说应该让毛
泽东留在前线,要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作用。周恩来全唱了反调,与中央
路线不协调。

博古很难想象,周恩来留过洋,吃过洋面包,到过马克思、列宁的故乡,
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长期从事城市暴动工作,照理应该言行与国
际路线一致,与中央同步。可怎么一到苏区竟被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的毛
泽东同化了,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津津乐道,亦步亦趋?博古对周恩来放心
不下,特别担心他手中的兵权。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与中央局唱对台
戏,但却让他打胜了,而且打得相当漂亮。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在写给爱将
陈诚的手谕上都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将馁
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一时间,周恩来的名字,在红
军中,在苏区内外,如日中天。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南昌起义的部下和黄埔
军校的学生!为了防止出现毛泽东第二,博古要抓军权,而且必须亲自抓。

1933 年5 月8 日,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
作战时,由项英任代主席。

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
一切。

周恩来很清楚,中央5 月8 日的决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权,要在后方瑞
金遥控前线;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
了。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际,博古等

就觉得周恩来很不听话,屡屡抗命,遂起拿下周恩来、朱德,直接指挥
中央红军之意。

1933 年1 月29 日,蒋介石抵南昌,亲任“剿匪”总司令。大战迫在眉
睫。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争论。2 月3 日,周
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连续的战斗立刻就要到”,要求
中央局对前方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
之前方。”

中央局寸步不让。次日复电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
避免攻击坚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宜”,“乘
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
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容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 月7 日,周恩来不能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
部署。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同日,
他再电中央局,表示:为着寻求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似不宜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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