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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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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损兵折将,又遭到全国人民和下级的唾骂、怨恨,真可谓两头受罪,里外
不是人。老蒋在屁股后面不停地催,责怪他“进剿”不积极;前面彭德怀东
方军严阵以待,兵不可犯。蔡廷锴说:“打,也是被红军消灭;不打,蒋介
石面前交不了差,也活不下去。”

老蒋不仁,十九路军也不义。于是,逼上梁山,蔡廷锴干脆走第三条路:
联共反蒋。


十九路军反蒋联共,颇费了一番周折。
1933 年8 月30 日晚,黄琪翔在上海家中请客。同席的有章伯
钧、彭泽湘、刘伯垂和麦朝枢等。正在吃饭时间,晚报送到,登载:十

九路军在闽与红军作战,打了大败仗;区寿年部在连城全师覆没,谭启秀部
在延平战败,退出水口;红军指日可下福州。大家看到这条消息,异常震惊,
因为在座各人和十九路军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无论在私在公,都必须设
法挽救十九路军。大家当时估算,蒋中正蓄意消灭十九路军,现在正好借红
军达到目的,一定不会增调援兵。广东军队也在赣南受到红军牵制,无兵可
调。这样,十九路军就只有坐以待毙了。最后彭泽湘说:“现在种种想法,
都很难收实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说明十九路军是抗日
反蒋的,应说是革命同路的军队,红军不应该把它消灭;如果红军消灭十九
路军,正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要求中共中央转电红军领袖,先行
下令停止进攻,然后再商量具体条件。这样决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的接受。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不知十九路军方
面是否能够照做,又一致商定由黄琪翔写信寄香港陈铭枢。陈接信后,函复
已派梅龚彬到上海与中共接头,可就近配合进行。但多次商谈,未获得积极
的结果。

蔡廷锴心急如焚。陈铭枢一到福州,就责问道:“你口口声声说己和共

产党取得联系,如今红军全力向东,想消灭我军,这是合作吗?”
陈铭枢无可奈何:“合作没有成功,当然不会停止敌对行动嘛!”
费了很多心思,陈铭枢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陈公培。陈铭枢对陈说:“十

九路军想与共产党合作,但没有关系,找不到合适人选。你曾经在周恩来、
朱德那里干过事,你想办法联络他们。”

陈公培从香港来到福州,会见蔡廷锴和蒋光鼐。因是陈铭枢推荐的,蒋、
蔡觉得靠得住。于是,决定由陈公培作为十九路军的代表,赴前线与东方军
彭德怀部接洽谈判。

此事关系重大,要十分慎重。蒋光鼐用绸子给彭德怀写了一封
密函,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中央和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
出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互派代表和谈。
为了万无一失,蔡廷锴用汽车亲自将陈公培从福州送到水口前线,并交

给他一个密码本。
陈公培化装成一个闽中农民模佯,绸子密函藏在内衣腰带中。
延平前线十九路军补充第一旅旅长司徒非,奉蔡廷锴命令,将陈公培秘

密送过前线。
9 月22 日,陈公培抵达东方军司令部——延平县西南六十里之王台乡。
在这里,他见到了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彭德怀看了蒋光鼐、蔡廷锴的和谈信后,立刻致电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

和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
次日凌晨,彭德怀接到中共中央局关于与蒋、蔡谈判的电示:朱周彭滕:
关于蒋蔡谈判,请提下列先决条件:
(一)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在军事上立刻停止前线及后援之前进,

集中沙县之部队,可撤至相当地点,沙县仍可维持其统治,谭师亦应作向后
退,我们可允许不再前进。。经济上应允许停止一切对于苏区贸易之封锁。
(二)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及保证反帝运动及反帝组织之自由。


(三)发表反日及反蒋之政治宣言。在允此项条件后,双方订立协定,
磋商后作战协定,及其他具体问题之具体步骤。但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
像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谈判时依据
上述条件及政府屡次宣言,但过分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

中央局

当天上午,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与陈公培进行谈判。

陈公培说,此次来的原因有三:共产党有联合抗日声明;十九路军愿意
同红军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最大的工具蒋介石;我自己也想到苏区来看
看,联系联系。

彭德怀重申了中共中央局抗日三条件后,指出:十九路军抗日是对的,
进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抗日必
须反蒋。用十九路军“剿共”是蒋介石的阴谋。“剿共”和消灭十九路军对
蒋介石都有利。

陈公培进一步谈到蒋光鼐、蔡廷锴的一些保证,比如“停止进攻苏区”,
“释放共产党人”,“取消经济封锁”等,但同时要求“红军退出洋口”,”
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界”,“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等。

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根据中央局电示精神,对陈公培所提各款予以
答复。彭德怀指出:“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
宣言,红军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谈判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以首
先打倒蒋介石为罪魁的南京卖国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陈公培见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言辞恳切,入情入理,毫无意见,遂
用东方军的电台,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予以答复。

行伍出身的彭德怀,还是头一回搞谈判。他作为东方军的最高指挥官,
专设午宴,热情款待了炮火中厮杀了几年的福建使者。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

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脸洗脚,一直沿袭到抗
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

我们请他吃饭,大脸盆猪肉和鸭子,都是打土豪打来的。

后来中央听说这种招待法,很不高兴,认为太简单了,责备彭德怀对此
事不够重视。这一点,在中央局9 月25 日给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
对谈判的指示电文的第三条有反映:

请你们特别注意,勿因谈判而妨碍我们积极行动,同时应将谈判看成重
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在谈判中只用红军名义指挥,特别注意在
言谈及条件中勿泄露我军任何军事秘密。

中央的态度说“重视”,但改变也快,有点儿朝令夕改。上午电告说“看
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晚上9 时又以项英的名义,致电朱
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要彭“耍一个滑头”:

目前在我军结束东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对公
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时,顺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
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来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
之兵。但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
情进行。


彭德怀性格直爽,坦坦荡荡,喜欢明白人不做暗事。中央反反复复的电
令,把他弄得有点儿稀里糊涂。他后来听滕代远说,博古讲“第三党比国民
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彭德怀愈发觉得摸不着头脑了。

彭德怀在回忆中写道:

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提不出什么理由来。
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有他二歪道理。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
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才是不够重视哪!
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
析》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我那时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
能力。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
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
武器!革命的热情吗,自问还是有的。

彭德怀首次谈判便写下了出色的一笔。27 日,彭、滕致电朱德、周恩来
并转项英,报告十九路军方面“在我们让步之下,有可能接受我方相当条件”。

28 日,彭德怀派人护送陈公培出苏区返回十九路军。陈公培带去了一封
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书信。彭德怀赞扬了蒋、蔡反蒋抗日的主张,同
时要求蒋、蔡从速派出代表,到瑞金同我党中央正式谈判。

红军与十九路军停止了敌对行为,并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互相支持。

红都瑞金的使者——潘汉年、黄火青、张云逸

正在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任政治委员的黄火青(校长为陈赓),深夜忽然
接到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军委驻地沙洲坝,去执行一
项紧急任务。

当时,黄火青正害恶性疟疾,发着高烧。刘伯承顾不了那么多,口气很
硬,说:“坐担架也要抬来。”

黄火青确实是被担架抬了三十多里,到瑞金沙洲坝的,并在红军总医院
往了一星期。

出院后,黄火青到军委总部报到。刘伯承告诉他具体任务,要他随中央
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到福建十九路军做联络工作。黄火青这才知道尚属“秘
密”的来龙去脉。

一个月前,陈公培带着彭德怀的信回到福州。蔡廷锴阅罢,旋即电告在
香港的陈铭枢。陈铭枢喜出望外,当天乘飞机抵榕城。他对陈公培说:“你
为十九路军办成了一件大事。”

根据彭德怀信中所说,派代表赴瑞金与中共正式谈判,陈铭枢、蒋光鼐、
蔡廷锴商定,让也曾与中共关系甚密的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

徐名鸿,广东丰顺人,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第四军十一师
党代表,后又任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失利后脱党而参加第三党,并长期
在十九路军工作,时任十九路军秘书长。

陈公培已顺利往返了一回,熟门熟路,陈铭枢命他二度入赣。第三位使
者名叫陈小航,一个文化人。

10 月上旬,福建使者一行三人抵达红都瑞金。

徐名鸿带来一封蒋光鼐、蔡廷锴给朱德、毛泽东的信。蒋、蔡并不了解
中共内部的复杂矛盾,以为瑞金是朱毛说了算,因为多年来都是与朱毛在战


场上打交道,对朱毛大名久仰。

博古看了此信后,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我不出面了,福建使者由中
央政府接洽。”

在博古看来,十九路军此举,并非什么大不了的好事,不值得过于重视。
或者说,他压根儿就反对。因为博古向来对十九路军厌恶。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十九路军不愿再做蒋介石的炮灰同红军打仗,在赣
州喊出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博古却说,中间派比蒋介石
还具有欺骗性,是更危险的敌人。

一二八抗战,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作了一二八决议,不是支援蒋、
蔡抗日,而是号召士兵起来推翻“长官”。蒋介百企图消灭十九路军,把蔡
廷锴从上海调到福建“围剿”中央苏区。博古不是促使其接受中共提出的共
同抗日三条件,而说:“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军官,是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
的,我们也不会同他们谈什么条件。”

毛泽东作为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会见了徐名鸿等。毛泽东说,十九路军
过去替蒋介石打红军,压迫人民是错误的,但现在不愿打内战,积极抗日,
中国共产党是欢迎的,支持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十九路军合作,双方
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反蒋抗日。福建使者广泛地与中共和红军领导人进行
了接触,会见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

周恩来负责了这次谈判工作,并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
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等具体谈判。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小学教员、报馆编
辑。1926 年冬,往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写股股长、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
报》总编,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长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左翼文
化运动,历任上海文化工作中共党困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中国
“左联”党团书记等职。1930 年冬任中共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江
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特科委员会委员、第二行动科科长等职。1933 年进
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双方谈判进行了数日,协议条款已拟定。

到了这个份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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