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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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仕途经济，几乎就是封建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成功者固然可以飞黄腾达，不成功者如蒲松龄、孔乙己者，为数更是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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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本事（11）
《红楼梦》描写的主人公贾宝玉，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却与此截然相反：其一，他拒绝走仕途经济之路，把追求仕宦之人统统骂为“禄蠹”、“国贼”。其二，他反对程朱理学，说“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统统烧掉了。其三，他不赞成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说“文死谏、武死战”者是“浊气上涌”，“置君父于何地”？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主人公这些思想，代表着封建叛逆思想，说明作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种理解未免有人为拔高之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红楼梦》创作的年代，是产生不出所谓封建叛逆思想的。把《红楼梦》表现的这些思想，放在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身上，确实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放到明末清初的一个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身上，反而是十分自然的，一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的。
　　在清初，多数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入关的异族统治者，都采取不合作态度，当然，“一队夷齐下首阳”的情况也很多。不合作者对这些“下首阳”的追求仕途经济者，当然持蔑视态度。清初正统文人的文章中，斥骂“禄蠹”、“国贼”的文章触目皆是，就连两截为人的吴伟业、钱谦益的晚年作品中，也对自己追求仕途经济的行为悔恨不已，说自己“总比鸿毛还不如”。《红楼梦》表达的这种思想，不仅不是什么封建叛逆思想，反而是当时的封建正统思想。
　　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更不是什么异端思想，而是清初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明亡前，内有“流寇”造反，外有建州袭扰，朝廷焦头乱额。此时朝廷内部，东林党人普遍犯“文死谏”的毛病，崇祯皇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杀谏臣最多的残暴皇帝；带兵的武将，也只顾一死报君王，对战争的胜负却在所不惜，结果屡战履败，损兵折将，最终丢了三百年基业。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中，对此多有分析，感慨之下，痛哭流涕，大骂文武误国。贾宝玉一个毛头孩子，懂得什么“文死谏、武死战”，不过是重复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说法而已。
　　至于宝玉烧掉四书以外的书，更不是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清初，江南正统封建文人检讨明亡的教训，多数认为是“空谈误国”所致，而空谈之风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明代“程朱理学”、“王陆心学”的泛滥。当时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反对孔孟之道，不是反对四书五经，而是反对朝廷确立的统治思想“理学”和“心学”。《红楼梦》中宝玉的行为，只是表达了那个时代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这些思想，根本谈不上“异端”，他毕竟没烧四书嘛。
　　贾宝玉表现的这些思想，在清初的江南知识分子中司空见惯，但在乾隆朝却是决无可能的，换句话说，曹雪芹绝对不可能有《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他也决对写不出《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只有清初江南的封建正统文人，才有把这些思想见诸于纸面的可能。为什么这么绝对呢？一方面是明末清初确实流行这些思想，另一方面是当时文网尚宽，这些思想有公开面世的条件。乾隆朝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文网最严、文字狱最惨烈的时代，没有谁有这个胆量。
　　《红楼梦》作者把自己比喻为女娲弃而不用的补天石，慨叹自己“无才补天”，说自己“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并交代创作此书时，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大概并不仅仅是在仕途功名上无所成就，似乎还经历过人生重大打击。书中屡次出现“经历了一场人生梦幻”，“跌过筋斗”等字句，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以断定，《红楼梦》表达的是一个明末清初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
　　4。一干知识女性的命运悲剧
　　《红楼梦》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闺阁昭传”。作者交代：自己虽然“无能不肖”，但家庭中却“历历有人”，决不能让她们的事迹与自己“一并湮灭”，所以要把她们的事迹写出来，以“悦人之耳目”。
　　《红楼梦》书中以林黛玉、薛宝钗为代表的“一干”知识女性，聪明、美丽、善良、有能力，比贾府中的诸多“须眉男子”都要强得多！她们不仅能够咏柳絮、歌海棠、颂桃花，还能“兴利除宿弊”、“小惠全大体”。虽然她们没有做到挽大厦于将倾，但她们为挽救这个将死的“百足之虫”尽了力，令这个家族中的所有“须眉男子”汗颜。
　　《红楼梦》中，这些女子都是来自于“薄命司”中的“冤孽”，她们的下场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黛玉、宝钗、探春、迎春、惜春、湘云、妙玉等人，有的泪尽夭亡，有的误嫁中山狼，有的远嫁海外，有的长伴青灯古佛，有的青年早寡，都经历了一段悲惨的命运。对这些女子，作者赋予了极大的同情，用生花妙笔，充分展示了她们的可爱之处，也让读者为她们，洒下一掬哀怜同情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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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本事（12）
作者下最大工夫，描写的是“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两个青年女子，都是主人公的表姐妹，与主人公都是青梅竹马的关系，最后都落得“水中月、镜中花”的结果。好多读者都认为宝黛爱情是悲剧，但宝玉同宝钗的婚姻何尝不是悲剧？好多《红楼梦》读者都用今天的一夫一妻观念去看《红楼梦》中爱情关系的排他性，这是不对的。在那个时代，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不必要求《红楼梦》主人公爱情专一。
　　《红楼梦》开篇就交代，书中的“百年望族”，是一个“诗礼簪缨”之族，书中的“一干女子”，都是比“须眉浊物”宝玉强得多的才女。作者创作《红楼梦》的主要目的，是为“姐妹们”作传，让她们的事迹可以流传久远。由此推断，《红楼梦》作者必有一大帮亲姐妹和表姐妹，这些姐妹必须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她们同作者还必须有青梅竹马的条件，最后她们的愿望都必然是“水中月镜中花”，统统落得“红颜薄命”的下场！
　　《红楼梦》是一篇“秋天的故事”。用脂砚斋的话说：《红楼梦》“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书中借黛玉的诗说：“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原来作者写作“满纸荒唐言”，记载的就是“自怜”的“素怨”，慨叹的“谁解其中味”，就是书中展现的“诉秋心”。
　　秋天怎么了？看见月缺花残，便潸然泪下，乃文人悲秋的通病。但《红楼梦》作者的悲秋，却不是文人一般的悲秋的症状。作者曾刻意交代说：“风晨月夕，阶柳庭花”，“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可见作者并不是一般的对景伤情、寻愁觅恨，并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有重大的隐情隐藏在秋天的故事里，隐藏在《红楼梦》这面“风月鉴”的反面。
　　“三秋”背面隐藏的故事，根据《红楼梦》“作者自云”归纳起来：一是作者家族“闺阁中历历有人，”“当日所有之女子”“裙钗一二可齐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故事；二是自己“锦衣纨绔”时辜负“天恩祖德”、对不起父母师兄，“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成为“孽根祸胎”、家族罪人的故事；三是家族因自己的“无能”、“不肖”、“偏僻”、“乖张”，没有挽大厦于将倾，最终“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故事。
　　作者创作《红楼梦》，据实记述以上三个故事，目的并非“怨世骂时”，而是“自悔”。这三个令作者悔恨终身的故事，发生的时间一定都是在“中秋”前后。所以，《红楼梦》记载的故事，应该是作者自己“三秋”的忏悔，作者家族“三秋”的挽歌！
　　洪昇出身于一个江南“望族”家庭，始祖可以追溯到宋朝出使金国，威武不屈的洪皓。他是一个类似于苏武的英雄人物，受到朝廷的极高褒奖，被封为“魏国忠宣公”，赐国公府第于钱塘葛岭，府后还有一个美丽的大园子。园子何名不详，但考虑到“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命名为“大观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洪家在杭州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历史。洪皓的三个儿子洪遵、洪迈、洪适，号称“洪门三学士”。洪迈所著《容斋随笔》，至今仍是古典文学领域一颗璀璨的明珠。
　　明朝是洪家第二个辉煌时代。洪昇的六世祖洪钟，以军功起家，官至刑部尚书、太子太保，可谓极品；五世祖洪澄、洪涛，也都官居显要；高祖洪椿、曾祖洪瞻祖，两代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要职；祖父曾任江西地方官员；父洪起鲛，字武卫，清初也曾出仕。从明代算起，洪家可谓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澄涛二公，似乎就是《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公贾源、贾演，从“澄涛二公”到洪起鲛，历经五代富贵，正符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士大夫家庭兴衰规律。
　　明朝的覆亡，给“世受国恩”的洪家以灾难性的打击，洪与表妹黄蕙自小青梅竹马，洪的母亲是黄蕙的亲姑母。二人成年后亲上做亲，如愿结为夫妻，“阆苑仙芭”嫁给了“才貌仙郎”，正可谓“金玉良缘”。黄蕙字兰次，与洪昇同年同月同日生，二人结缡时，友人作《同生曲》祝贺。黄蕙的祖父黄几为当朝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位高权重；黄蕙少年时生活并不幸福，虽然受过良好教育，工诗善画，通晓音律，但因为自幼丧母，父亲在考取进士、做了几年“庶吉士”之后也英年早逝。可见，黄蕙的才情和幼年时“坎坷形状”，与《红楼梦》中宝玉的三个表姐妹都极为相似。
　　

《红楼梦》历史本事（13）
洪昇兄弟三人，二弟洪昇昌，与洪昇同母所出；三弟名不详，字中令，为洪昇父婢妾所生。这与《红楼梦》中宝玉的兄弟行完全相同。洪家家庭长期不合，父亲性格古板暴躁，兄弟们常常受到严厉责罚。在洪的诗中，常常出现对“施檄者”即挑拨离间者的怨恨。这与《红楼梦》中贾政夫妻、赵姨娘、邢夫人等人，同贾琏夫妻、宝玉、贾环的复杂关系极为相似。
　　康熙十年秋天，长期的家庭矛盾终于酿成了大祸——“天伦惨变”发生了！洪昇夫妻、洪昌夫妻被同时逐出了家庭，也可能是主动逃离了家庭。洪昇诗中，常常以“古孝子”自居，所谓“古孝子”，就是按照“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古训，在有性命之虑的时刻，逃离了父母身边。“天伦之变”产生的原因，在洪昇诗中屡用“避檄者”典故看，似是逃避家庭中挑拨离间；再从诗中用“伯奇《履霜操》”典故看，似是无罪见斥，满腹冤屈。逃离家庭后，洪昇夫妻的生活便立刻陷入困顿之中，“金玉良缘”落得个“云散高唐，水涸湘江”，黄蕙整日眼泪不干，为洪昇还着“三生石”上的“孽债”，“木石”般的平民生活，也只有美好的“前盟”可待追忆了。
　　《红楼梦》中的宝玉最终有没有当和尚已不可知，但离家出走的结局是肯定的。贾琏夫妻最终也必然是被逐出家庭的下场，王熙凤“判词”“哭向金陵事更哀”就是明证，与洪昇兄弟结局相同。洪昇和二弟拖家带口，逃出家庭后，第一个落脚地就是武康县。武康隶属江宁府，正是所谓的“哭向金陵”。洪昇夫妻在武康生活不下去，又投奔京师，卖文为活，极为贫困潦倒，经常处在“八口命如丝”的境地。洪昇昌夫妻与哥哥分手后，辗转流浪，年纪轻轻地双双客死异乡，可谓“事更哀”了！洪昇是家庭长子，但《红楼梦》中贾琏、宝玉兄弟二人却都被描写成“二爷”，为什么这么写，联想到惨死的洪家“二爷”洪昌，就会恍然大悟了。洪昇同父兄弟三人，家中还剩下一个庶出的三弟中令，正似《红楼梦》中那个赵姨娘生养的“小燎猫子”贾环！
　　第二首秋天的挽歌——“破家之难”：洪昇的父亲洪起鲛，清初曾经出仕，所任何职，已不可考。但从洪昇寄给三弟中令的诗中可以看出，中令经常随父亲在福建往来，似乎父亲任职地就在浙江的邻省福建，所任职务也似是“学政”、“粮道”之类的“主事”衔官职，与《红楼梦》中贾政仿佛。《红楼梦》中的那个隐隐约约的“平安州”，似乎同福建有意义关联，中国人的古训就认为“平安是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