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道德经-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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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因此罗明坚（Father Michele de Ruggieri）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
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完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此外，在澳门的时候正好有来自日本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路过，利玛窦趁此机会还学了一点日语。
1584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
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汤若望对中国的贡献
汤若望对中国的贡献
中华民族不仅无私的把本民族的发明创造传授给别国，同时也非常谦虚地学习来自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和技术。
继利玛窦之后，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是又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的在华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坎坷不平。他不仅是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见证人，而且以其凛然正气，获得新统治者的应允，得以“留居原寓”，继续其历法的修定工作。
“窃维九万里孤踪，结知英主。既荣其生，复哀其死。鱼水相欢，得若将终其身，又预为之计，久远如此。宠施优渥，出于格外，岂人力也哉！”－－汤若望墓志铭。
1660年，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在中国大清皇帝顺治赐予他的茔地上建立了一座圣母小教堂。教堂前树立石碑一块，碑上便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上述碑文。在感激中国君主知遇之恩的同时，不远万里来到这一东方古国、当时已年近古稀、在华渡过了大半生的汤若望，并没有忘记身负的传教使命，以及对天主的景仰。
“古圣贤于遇合之际，率归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运，进修士以演教。道之将行，日升月恒，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恩称知遇而已，谓非天主上帝默作合于其间，可乎？”
随着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线，大批欧洲殖民者和商人相继东来。自明朝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也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其中以耶稣会势力最大，他们逐渐由澳门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国立下根基。就连“天主”一词也是１６世纪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借用中国人较容易接受的名称对其所信之上帝赋予的称谓，从此中国便把他们传播的宗教定名为“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意大利人利马窦、瑞士人邓玉函、德国人汤若望以及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他们甚至跻身朝廷，博得了中国皇帝的青睐。
然而，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或者是笃信佛教的中国皇帝，器重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当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医生、音乐家、钟表匠、珐琅专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说：“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他们必须具备一些知识，既包括科技也包括人文方面的知识，科技知识在中国尤受欢迎。于是汤若望、纪理安等人的科技知识赢得了中国百姓，特别是学者的佩服，进而是信服，这样在信仰这个方面进行交流就要容易得多了。”
不仅如此，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尊重中国人的习俗、掌握中国语言也是耶稣会教士开启中国社会大门的一块敲门砖。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兼任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卓新平教授说： “当时耶稣会士东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土地上，他们要想传播他们的信仰，必须先了解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的所思所想。在了解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是吸收中国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带入。”
澳门是四百年前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许多传教士们，一踏上澳门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1605年，名代翰林院学者、主持历局的官员徐光启受洗入教便是一例。
继利玛窦之后，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则是又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在华四十余年，虽未能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在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光学、火器、矿业等领域的知识介绍到中国这方面，却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则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统历”误差渐大，钦天监所预报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屡屡失验。在用中国传统方法与西方方法预报日月食，几经校验比较之后，皇家确定由徐光启主持历局，修改历法。徐光启则聘请了邓玉函、龙华民等传教士参与改历。
1630年，汤若望奉诏从陜西调往北京进历局供职。在中西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译了长达137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而其中由汤若望撰写编译的就有包括“交食历指”、“恒星出没表”、“南北高弧表”、“五纬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汤若望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撰写了“远镜说”。研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史所做贡献的专家、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汤若望还编纂了‘远镜说’，是根据1616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赛都利的著作编译而成的。这本书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使用方法都做了详尽的说明，通篇条理清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所以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为帮助中国开采矿藏，加强国储，汤若望在历局期间，又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不过，因战事已紧，明王朝迅速崩溃，已无暇过问“坤舆格致”的命运，因此该书未被刊行，后来也便在明末清初纷繁的战事中遗失了。而“崇祯历书”却由于汤若望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不仅躲过了浩劫，后来还得以颁行天下。
如今，传教士们的身躯早已化作一掊黄土，留下的是这座浓荫蔽日、保存了60尊各国教士墓碑的墓园，它已成为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以及超越时空的推进人类思想文明的象征。
康熙赐谥号的南怀仁
康熙赐谥号的南怀仁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是耶稣会士中数一数二的杰出人物。1623年10月9日，生于比利时，他先在布鲁日读了一年书，后在库尔特来读了四年，又在卢汶攻读哲学一年。
1641年，年方十八，进了耶稣会初学院。他曾有五年之久任文学和修辞学教师。他因传教心切，两次从西班牙赴美洲，均未如愿。1657年，他的长上派遣他随同卫匡国（）神父去中国。抵达澳门不久，于1659年发愿。
南怀仁和利玛窦（）、汤若望（）两位神父有著很多相似之处；对科学有很深造诣，对传教事业有高度热情，以及其他操守方面的优良品德。对当时信仰基督还处在初始阶段的中国来说，在传教事业的迫切需要上，除了利、汤两位神父外，几乎再无别人能比南怀仁更重要了。
在他廿九年的传教生活中，专心从事宣传福音的工作。经南怀仁神父的努力，使长期被流放在外的一批传教士得以回归教区工作。
1659年，他先是被派去陕西，和李方西（）神父共同工作。后于1660年被调往北京帮助年事已高，出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神父从事历算工作。
1664年，由于杨光先和四名辅政大臣的发难诬告，使汤若望和其他传教士，并整个天主教受到*。时汤若望因身患瘫痪，说话困难，且身系桎梏，跪地受审，已无力为自己申辩。南怀仁寸步不离，不辞自身的艰险为这位难友在森严的大堂上代为辩护。
当时在京的四位神父都被脚镣手铐，投入大牢达六个月之久，其中南怀仁神父因年轻力壮，所戴镣铐更为沉重。他们几乎每天被提审，然后再被投入大牢。在狱中，他们除祈祷外，又为前来探监的众多教友听神工，鼓励他们坚守圣道，忍受磨难，并讲述圣教初期的教难事迹。
1669年清帝降旨开释南怀仁、利类思（）和安文思（）。但汤若望已于三年前去世，其他传教士仍流放在广东。自此开始逐渐复职。著令南怀仁任钦天监一职。
南怀仁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不失时机而又审慎地请求皇上让流放在广州的传教士们回归内地，并在全国各地自由传教。皇帝即出谕旨，保证凡在他幼年辅政时期遭受磨难的神父可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