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所指-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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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牙：“眉毛本来不就是横着的吗？千夫指为什么就是敌人的手指头呢？敌人那么多吗？”李大牙不放过任何一个灭我的机会，于是大讲了一番敌强我弱的革命历史，最后又绕到她最擅长的王二小那里，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敌人多，我们少，所以鲁迅先生就英勇地面对着敌人的一万根手指头了。同学们都觉得李大牙这次讲得很有道理，终于把狂妄的孔庆东给灭了，于是都发出呜呜咽咽的狼崽子的笑声，只有我那愚昧的同桌王亚霞和少数几个死党用疑惑的目光探询着我。这一刻，我想起上一次李大牙灭我的事情。她问我孔老二说的“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我说是“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她轻蔑地一挥手：“不对，克己复礼，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意思！你连你们家孔老二的反动思想都不知道，你还整天骄傲个啥呀！”教室里顿时一片暴笑，人人都觉得特别解气。想起这件事，我忽然心头一亮——我就是从那一刻起，明白什么是“千夫指”了。
几乎每次回哈尔滨，我都去看望我的中学老师或小学老师。但始终没有见到李大牙，其实我很喜欢她。我写文章调侃她，也是怀念她给我们当班主任的那个岁月。她为了不让二班的小黄老师把我挖走，特意给我买麻花吃，并且预言我长大后肯定能当科学家。我是永远感谢她的。
因了这感谢，因了那交锋，我喜欢的英雄开始多样化。从杨子荣、李玉和、武松、赵云，开始扩展到阿庆嫂、曹操、雷锋、王进喜，一直扩展到某些不被人们认可的“特立独行”的人。上了初中，我跟语文老师说，横眉冷对千夫指，千夫指的意思是包括敌人和麻木的群众的，两个语文老师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她们慈爱地告诉我不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你是学生会主席啊，思想一定要“正”！到了高中，我又问语文老师，刘国相老师说：“什么包括敌人？不包括敌人，鲁迅先生指的就是那些王八蛋群众！”到了高三·八，我问班主任老魁，老魁诡秘地一笑：“你觉得是谁就是谁呗。”也许正是一路遇到了这些老师，影响了我报考北大中文系，后来选择现代文学专业，并且多次丧心病狂，做出了“虽万千人吾往矣”的鲁莽行径。
自序：千夫所指（2）
不怕敌人的刀枪，固然也算得英雄，倘若是孤胆斗敌，还可算做大英雄。而不怕千夫所指，是大英雄也很难做到的，因为千夫里多数正是英雄所要拯救的人，还有他的战友和同志。萧峰、杨过、令狐冲、袁崇焕，都是面临过千夫所指的。被千夫所指的，有时候确实是坏人坏事，比如秦桧和日本法西斯，所以千夫就更有了豪迈的正义感，特别是当自称代表党意民意、代表自由民主的现代媒体充当了那千夫的时候。媒体杀人，酷于暴君，凶于猛兽，天罗地网，万民称颂。鲁迅的一生，多数精力就是在媒体上跟那些丧失了良知的媒体和“民意”做斗争的。
问我怕不怕千夫所指？我承认，我也怕。虽然洗过若干次樱花浴，也还是“心里有点跳跳的”。特别是当那千夫里，有我的朋友和邻里，有我的老师和学生，甚至有我的亲人和爱人，他们跟恶人小人汹涌在一起，向我射出愤怒的“六脉神剑”时，我往往退缩了，妥协了，假装幽默了。我因此知道，我不是萧峰，我不是鲁迅，我不是耶稣。我顶多能做个金圣叹，在刑场上给含泪的儿子出个对联：“莲（怜）子心中苦。”儿子因悲伤对不上来，金圣叹大笑曰：“傻儿子，应该这样对，梨（离）儿肠内酸。”金圣叹也是个千夫所指的另类，所以我很可能连金圣叹也做不了。另类不敢做，庸人不屑做，剩下的就只有“妹妹坐船头”了。唐伯虎、贾宝玉走的就是这条路，企图混在脂粉堆里，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结果仍是被革命群众给揪出来，还落个文化流氓的名声。看来真的如范仲淹所云，是进亦忧、退亦忧了。所以，对待千夫指，有时候要横眉冷对，有时候要低眉顺眼，有时候要眉开眼笑，有时候要眉头一皱、假装无疾而终。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那千夫的一员。归根到底，千夫是谁？是我们大家，是我们这个互相吞食的可怜的世界。千夫啊，我为你们忧伤，然而，我爱你们。
异史氏曰：抬头望见北斗星，夜半三更盼天明。摇身混入千夫指，轻罗小扇扑流萤。
30年前的月亮（1）
昨夜重逢老友，浓睡不消残酒。
脑袋跟隔壁吴老二似的，不用上弦就自己发抖。
29年没见面了。哈尔滨市进化小学现如今已经不存在了。金子般的童年，数不清的欢笑，阳光灿烂的七十年代，都随着火锅的热气袅袅回映在空中。鲁迅说：加二斤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华兵还是那么帅，典型的东北美男子。当年我们全校只有他一个人——学校出钱给买了一双钉鞋，140元——4个人的工资啊。他是我们校的飞人。那时我们班跑得快的很多：胡波啊、杨长生啊，但都跑不过华兵。胡波有一回赛后猛喝凉水，结果喝炸了肺，结果也没什么事儿。搁现在，家长还不得要学校赔个三五十万哪。华兵1994年12月31日夜，夫妇俩煤气中毒，抢救6个小时，回来了。生活真好，看世间万物，寸寸都活着。我也说了89年的事儿，九死一生堪笑慰，芙蓉国里尽朝晖。
酒阑人散，回来一头攮到床上，就回到了30年前。张爱玲说的30年前的月亮，照着我失重的肉体，漂浮在奥菲莉亚的河上。朱自清说：“秦淮河的波太明了”，那就是多瑙河或者莱茵河吧。《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宁死不屈》、《脚印》……你们看过吗？小胡同学说：快去看海报，来了个新电影——月去刀印！孔庆东大笑：哈哈，是脚印！我们翻进23军司令部的高墙去看电影，如果被卫兵抓住，就冒充将军们的孩子。一次卫兵审问我：“你爸哪单位的？”我说作训处的。又问姓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说姓孔。卫兵大吼一声：“出去！作训处没有姓孔的。”后来就改变对策，直接说我爸是三野的，卫兵听不大懂，往往放行。可一次去看《原形毕露》，为掩护同学又被抓住，审问我的是穿四兜军装的中年军官，一听我爸是三野的，顿时不屑地说：“三野的跑这儿撒什么野？这是四野，懂不？”我一听也火了：“四野有啥了不起？不就是林秃子的部队吗？我爸他们三野是打淮海的，上海、南京都是我爸他们打下来的，我爸见过陈老总。你穿四个兜牛个啥呀？我长到你这么大，我穿八个兜！”那军官一听笑了，说进去吧，小王八犊子真他妈牛！其实我爸是后续渡江部队，没有参加过攻城。我心里是很佩服四野的，从我爸的谈话里也可以听出，他们老三野的对四野也是英雄相惜的。
30年前的月亮，照在哈尔滨冰封雪飘的大街小巷上。我们滑着“脚滑子”风驰电掣，那是一种介乎冰刀和滑雪板之间的滑雪工具，现在的孩子们都不会做了。我们上午读书，下午玩乐，有时去学工学农学军。夏天拣榆钱，冬天积肥。我五年级时，承包了一个近郊生产队的牲口棚，成了积肥超千斤的模范。劈柈子、挖菜窖、脱坯、盖小棚子……一个市民的全部劳动技能，我们从小就掌握了。我对华兵说：“这算不算素质教育？相当于小提琴几级？”姜昆也是在黑龙江兵团学会了劈柈子，一次他在电视上徒手表演，别人怎么也猜不出那是什么动作。我最喜欢劈老榆木疙瘩，把盘根错节的大树根最后劈成冰棍般大小，堆成一座小山，浑身汗出如雨，邻居们无不夸赞。
但干其他活，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同学各具特长，也各有各的意趣。腾小甦后脑勺是平的，我们叫他“板儿头”，他爸是师长，他家老吃大米饭炒土豆丝。程滨他爸好像是团长，南方人，一次威胁两个儿子说：你们再不听话，我就把米饭都吃光！程滨他妈一次给我们班代课，用山东话朗读《小英雄雨来》，大家都笑，我却觉得这么念更有味道。张少铭家住通讯营那边，喜欢讲故事，但有个口头禅：“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呢……”董巨峰的名字跟我的名字声调一致，上课又不专心，老师一叫我，他就慌里慌张地站起来。李老师厌烦地说：“谁叫你啦？光腚骑摩托——你得瑟啥呀！”李老师说话有时候不大文明，但对学生心肠很好的。我们最喜欢的恐怕还是王树香老师，人字俱佳，对学生有威有慈，大字报写得整整齐齐，从不霸占其他班级的墙壁。
30年前的月亮（2）
会吹黑管的是于凯，写字特别好的是于子军，生字老师让写一行，他却写十行。他姐姐叫于抗美，我说这名字不好听，“抗美”就是“爱丑”的意思，他姐听了十分自卑，见了我总是很沮丧。魏瑞祥和阚秀朋是我的死党，我跟他们的事迹以后要专门写成小说的。焦洪山住在“小草房”那边，他爸用山东话喊他吃饭：“洪山——家来！吃烧饼——蘸红糖！”我们经常模仿着戏弄焦洪山。栗荣亮的事迹我已经写过了，我们班最淘气最马虎的同学，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上大学后一次回哈，给家里买煤，煤厂的营业员正是他。他很激动地指挥手下，给我多装了不少又大又亮的鹤岗优质煤。临别时他对我说：“老孔，听说你们北大一毕业就是工程师啊，一拿就一百多块。没啥说的，别忘了哥们儿啊。”
后半夜头疼，醒了一阵儿。找不着四肢五体，就又睡过去。小时候梦里要上厕所，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急得要命。后来想起有家邻居的煤棚子上写个大大的“女”，不知他家从哪儿偷来的。那时从单位往家拿边角料没人笑话，但破坏公共设施则属于下作。马路对面是公交车库，我们经常去恶作剧，把无轨电车的“辫子”给拽下来，但从来没有破坏过电车。
起来吃了一碟番茄拌红枣，头还是晕。30年前，哈尔滨儿童公园有全国惟一的儿童铁路，围着公园整整一圈，从站长司机到票务乘警全是小学生。还有旋转木马，一上去就转得天翻地覆，世界宛如万花筒。忽然木马停了，木柯烂了，乃发现，下岗的下岗，上访的上访，喝血的喝血，喝汤的喝汤。于是模仿某大师，俺也创作一首古诗如下：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水浒传》云：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门关上，把拴拴了。俺却道：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阿巴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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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最数王怜花（1）
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说的故事”。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象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还有黄亦兵、黄心村这“二黄”以及湖南状元杨君武等，好像都是属羊的。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