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飘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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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成公二年》中有一句话“人生实难”，陶渊明临命之前的自祭文竟拿来当自己的话，陶公犹且如此，何况若区区者。话又说回来了，既“为人役使”，也得有免于服役的时候。以退休之身又服役了十余年，能说不该“告老”吗？准此，从今1985年始，一概谢绝这一差使，套一句老话：“知我罪我”，只有听之而已……
要不要这样写，台静农犹豫了好久，主要是怕得罪人。后来他横下一条心写了再说。不仅如此，在对索字者要不要收润笔费上，他也有过考虑，后来还是收了一些。这也是从生计出发考虑，何况这本是劳动所得，也就心安理足了。但如果由此像李敖那样认为他“老而贪鄙”，那就大错特错了。对那些预先奉致的润笔费而无法按时交货时，他会将润资全部退还。还有，他母亲在台大去世时，亲友奠仪只收外函，现金如数交出，由此可见他待人处世的原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台静农（6）
“寄迹江湖”，心存魏阙
台静农在《中国古典小说论丛》的序言中说，“我们的小说作者”，在“社会的谴责，甚至法令的禁止”下，“隐姓埋名，寄迹江湖”，“拼却一生精力，留下数卷书来”的悲壮，以为是“块垒在胸，吐出为快，才有如此的热情”。18这里讲的“小说作者”，是指古代小说家。一旦台静农将其加上“我们”一词，便使人感到这段话有夫子自道的意思蕴含在其中。台静农正是在社会的*和法令的禁止下来到台湾“寄迹江湖”的。他在台湾住的日子很长，可他在“寄迹江湖”时，仍心存魏阙，时刻挂念着祖国大陆。他不以“台湾人”自居，而以做“中国人”自豪。50年代初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对国文课程期望甚大，并说“中文系在台湾很重要”。傅斯年的意思是台湾受日本人统治多年，学习中文很重要，台静农无疑赞同这一意见，但他补充的另一句是“中文系在哪里都一样重要”。19的确，中文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它的重要地位。只要有中国，有中国文化在，就不能没有中文系，由此可见台静农的“中国心”。在他那书香四溢的书房里，台静农和朋友们的话题均离不开中国事、中国人。对台湾解除*后去大陆访问的作家聂华苓、胡金铨、张大春，他千方百计向他们打听昔日友人的近况。当他听到巴金、老舍等人在“*”中的不幸遭遇时，不禁悲从心来。当他从大陆来的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口中得悉在台湾推广国语有功的魏建功不在人世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伤逝之情。当他听到端木蕻良在萧红死了四十年后带着诗和妻子一同到萧红坟上去吊祭，金岳霖在林徽因死后常去哭坟——因为梁思成在她死后一个月就和他秘书结了婚时，他则报以冷笑。在他的冷笑中，似乎有一缕去乡戚情。他也曾想回大陆老家去看看，但毕竟年迈走不动了。使人气愤的是在台静农近九十高龄时，有关部门竟催促他搬家，这么不近人情的事使他有点惶惶然。正如李渝所说：“以台先生在当代文坛上所持有的精神位置来说，不要说不应要他搬，就是把整个旧房子保留下来，以后作为社会的纪念、学习的场所也是可以考虑的。很多事都叫人叹气。”20可台静农还是遵命搬迁了。“龙坡丈室”化为乌有，温州街大约也不会留多少昔日风貌。可每当台静农的弟子走过此处时，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特殊的感情。在李渝等人看来：“温州街的屋顶，无论是旧日的青瓦木屋还是现在的水泥楼丛，无论是白日黄昏或夜晚，醒着或梦中，也会永远向我照耀着金色的温暖的光芒。”21
台静农由于创作生命短暂，故不能算是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对台湾大学中文系有开创之功，但还未成为伟大的教育家。他当然也不是最出色的书法家。可贵的是，他有传统的中国文士的气节与风骨，甚至在今人看来稍嫌保守的价值观念。1985年，台湾“行政院”颁文化奖给台静农时，对其献身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表示敬意，并作出这样的评价：
早年致力于新文学创作，文风兼具犀利批判与悲悯胸襟，作品至今犹为文学批评界重视；其后专攻古典文学研究，阐扬文化精义，重要著作《两汉乐舞考》、《论两汉散文的演变》、《论唐代士风与文学》等，论断创新，精微独到，于传承文化，功不可没。
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台静农的辛勤努力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不过，生命更公平的地方还表现在岁月沧桑里。台静农能烟善酒，却不爱吃蔬菜和水果，完全违反一般卫生之道，可他照样长寿健康。当他于1990年11月9日去世后，他这种违反养生之道而达到的“超医学境界”，成为医学界一个话题。在他逝世一周年日子里，台大中文系则专门为他举办了“台静农先生的人格与艺术”系列演讲，内容包括齐益寿主持的《台静农先生的人格风范》、施淑女《谈台静农先生的文学思想》、乐蘅军《谈台静农先生的两种情怀》、方瑜《谈台静农先生的诗》、张淑香《谈台静农先生的〈龙坡杂文〉》、陈瑞庚《谈台静农先生的书艺》。从这里可以看出，台静农在盛壮年龄突然中断的文学生命，在这场演讲会中由主讲者及其参加者叶庆炳、林文月，以及还有一大群未前来与会的学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薪传。
参考文献
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郑学稼（1）
和蒋介石当面顶牛的传记作家
郑学稼一生著译出版了近七十部书，其中最为畅销的是《鲁迅正传》。它脱稿于1941年2月16日重庆黄桷镇附近的村庄井潭。那时，他在北碚夜以继日地在菜油灯下写作。限于战时的环境，他未能找到全部的鲁迅著作来读。即使这样，这本《鲁迅正传》于1942年3月1日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后，在江西、广东还出现了盗版本。1953年1月由黄震遐任总编辑的香港亚洲出版社重版，以后又有台北盗版本在书市出现。
郑学稼生于1906年，福建长乐县人。1929年冬东南大学农学院毕业，曾出版畜牧书籍六种。1933年赴日本研究日本史。1935年至1943年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44年任国防部外事局上校专员。1945年任暨南大学教授。赴台后历任台湾大学、政治作战学校、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郑学稼，脱党后从事马列主义、联*史、苏联史和日本问题研究，从此走上和左派背道而驰的道路。还在40年代初期，他就和胡风发生过论争，写有《论民族形式》一文，批评、讽刺作为鲁迅高足的胡风的“民族形式观”。1943年底，胡风在国统区《时事新报》上发表的《现实主义在今天》，并不是如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曾彦修（严秀）所说系针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写，而是对郑学稼批评的回应。郑学稼在复旦教书时认识胡风，两人合不来。他之所以在这时写《鲁迅正传》，是为了遏制该校师生中及社会上左倾思潮的发展，为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掀起的鲁迅热泼冷水。正因为郑学稼反鲁（迅），所以他在复旦大学的同事，如那时的教务长、《共产党宣言》第一版的译者、鲁迅的老友陈望道，当年红色政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还有左翼作家靳以、胡风均反对他，郑学稼不得不黯然离开复旦大学。
《鲁迅正传》从书名到内容对鲁迅均持贬损态度。郑学稼一贯认为：“鲁迅是文学家，但不是思想家，更不配称‘中国高尔基’。”因而此书出版以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如形中实左的曹聚仁在香港时就说郑学稼的著作“颠倒黑白，乱说一气”。郑氏和陈独秀在经济上有往来，还和陈独秀书信往返中探讨时局变迁及*党史人物评价问题，并帮陈独秀转支票给他多次见过的张国焘。郑学稼毫不否认他和早期共产党领导陈独秀往来密切，思想观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郑学稼生性倔直，脾气古怪。他为了自己的祖籍福州和闽侯的改名与隶属问题，和蒋介石当面顶牛，蒋介石因此不再召见他。但他在台湾有一小批追随者和崇拜者。他在70年代前期于政治大学讲授《社会主义运动史》、《第三国际史》等课程。著名大陆文艺研究家周玉山在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时，深受郑学稼的影响，以其私淑学生的身份选择了左联作为硕士论文。
郑学稼赴台后仍继续研究鲁迅，并于1978年增订了《鲁迅正传》。增订版与旧版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删去了讽刺鲁迅的话；二、尽量用可靠的记录，叙述鲁迅的一生；三、详述鲁迅思想的演变，及其与创造社、新月派、民族主义派、第三种人的论战；四、描述鲁迅晚年对周扬的反抗、对“国防文学”的不满；五、新增许多附录，帮助读者了解鲁迅思想的来源等；六、在篇幅上，扩展至二十章，由原来的一百一十二页增至六百一十六页。
郑学稼（2）
增订本虽然与旧版有诸多不同，但是在否定鲁迅不是“革命家”而只是文学家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对鲁迅的人格，郑学稼也有不同的看法。郑氏在谈到左联成立时，说瞿秋白、茅盾、周扬等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其实这些人当时在国外——苏联和日本，并未回国出席。但这本书的某些史料的运用仍有可取之处，如写蔡元培参与反国民党统治的活动，为左派书籍出版提供方便，帮鲁迅与*高层人物联络，以及附录中由对鲁迅书账的研究找到鲁迅左倾思想的根源，就很具新意。此外，该书肯定鲁迅的论敌“第三种人”所提出的文艺创作自由的主张，以及对“民族主义文学”失败原因的分析，均符合历史原貌。郑学稼的鲁迅观与左翼文人有重大原则分歧，大陆学者均一致认为他属“反鲁派”，但他和同是反鲁的苏雪林并不完全相同，郑学稼就不赞同苏雪林对鲁迅从人格到文格的全盘否定。郑学稼这本书，在台湾乃至海外影响甚大，连某些台湾左派人士也推荐此书。如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在1985年版《鲁迅正传》的勒口上，就印有陈映真的挚友尉天骢“推荐的话”：“从3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就一直难以确定，誉之者颂之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导师’，毁之者诋之为‘赤色的文棍’；这些都是政治主义下被歪曲的鲁迅形象。受到这种影响，人们便很难从中国近代史的演变和中国知识分子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沉痛中去理解鲁迅，以至于他的呐喊、彷徨、悲愤、委曲，和他的挫折、扭曲、虚无与感伤，都难以为人了解。郑学稼先生这本书根据第一手的资料来写鲁迅，不但使人接触到中国近百年来的不幸，也同时使人体认到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历程。”
《鲁迅正传》不光是对鲁迅本人文学作品的研究，郑学稼是通过一个人去折射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因而到了1943年元月，郑学稼又由胜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文学著作《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此书按历史的顺序叙述文学革命后左翼文坛的发展概况。书名所说的“文学革命”，始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书中的史料不大可靠，如说鲁迅的父亲“在考场中舞弊，被关在杭州监狱里”，其实是其祖父而非父亲。书中还说他亲耳听苏门答腊北部棉兰的一位华侨告之：杀害郁达夫的凶手不是日本皇军，而是出卖他的另一文学家王任叔（巴人）。这显然经不起查证。日本铃木正夫曾访问过许多日本驻苏门答腊旧宪兵，结论是：“杀害事件是由几位来自武吉丁宜宪兵队的宪兵们所策划。有一个宪兵私下秘密决定，瞒过上司，叫几个部下把郁达夫处决……至于杀害郁达夫的动机，正如中国人士所说，是要消灭有资格在审讯战犯时的证人。”（王润华编：《郁达夫卷》，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84）。另有日本的小田岳夫所著《郁达夫传》，也可作旁证。
郑学稼和叶青、胡秋原虽然被左翼人士视为一类人，其实这三人的地位及思想、治学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以郑学稼而论，他没有叶青、胡秋原那样显赫的政治地位，不在政坛而在学校教书。他赴台后，以揭发台湾大学农场的舞弊案得罪*要人陈诚，只好离开台湾到印尼避祸。后来回台湾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半隐居生活，并以分析*形势得到蒋氏父子的赏识。但研究政治的人本不可能脱离社会和当前政治思想斗争，因而郑学稼在做学问的同时，还不由自主地卷入了60年代初发生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事情是由李敖在1962年元旦出版的《文星》杂志第51期上发表的《播种者胡适》引发的。这场有关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