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飘零-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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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霞右约ち业呐昊髟倥昊鳌：首鲅跹芯坑氪诱辈煌簿俊靶⌒那笾ぁ保幌不栋蜒跷侍庥胝纬对谝黄穑畎窖芯垦醯哪康耐耆谟谡危�*服务。他最感兴趣的是现实政治问题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基于这一点，他十分不满胡适“老是卖老货”，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看不惯。
对胡适研究较透的人如徐高阮，早就指出李敖的西化论不是出自胡适，而是受“全盘否定主义者”陈序经的影响。尤其是李敖受国民党的*、压迫和蹲大牢后，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对蒋介石藕断丝连，对官方温情脉脉，而是和国民党水火不容，因而他后来不再相信“淑世的改良主义”可争取到自由*，反过来认为国民党是一头“毫无诚意”的“老虎”，一头绝不能与之谋皮的“老虎”，只有实行“精英抗暴”和“甘地式抗暴”，才能争取到真正的自由*。基于这点，李敖声明：“我的父亲是他（胡适）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1960年1月12日，李敖在给启庆的信中表示了他“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的情绪，评价胡适，“简直可说失去他做思想家的地位了！世上不该有像他这样不进步的思想家”。他开始后悔过去写的那些过分赞扬胡适的文章，厌恶别人再把他和胡适深深地扯在一起，以至一听人家说李敖是胡适的信徒，他就恼火。
李敖由过去对胡适的“捧”到后来对他强烈不满，都不是作假，而是出于心平气和的“静观”结果。李敖要做热情、叛逆、勇敢的“战士”，而不愿做胡适那种钻故纸堆，“整天所卖的竟是一些‘饾饤琐碎’的旧货与霉货”的“院士”。“胡适之”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是属于“李敖之”这种愤世嫉俗的“厌世家”的另一个时代了。
未能魂归故里的遗憾
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往南港主持研究院院士会议，由于过度兴奋和激动，在酒会刚结束时便仰身倒下，后脑先碰着桌沿，紧接着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板上，从此再没醒过来。 。 想看书来
胡适（7）
事后，国民党官方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一百零三人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还亲自为胡适写了一副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蒋介石这一挽联是对胡适的生平和思想的极好写照。在普通人看来，胡适“戴博士帽，结旧式婚”就是遵从旧道德的表现。以他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整天泡在麻将里的旧式女子结婚，生活习惯难免南辕北辙。胡适以讲笑话的方式曾说过要将古时的女子“三从四德”的“四得” 改为现今男子的“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这里无疑包含有胡适自己的人生体验。这大概就是蒋介石所说的“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一个细节。
3月2日，胡适的公祭典礼过后，参加大殓发行者竟达三十万人之众。《联合报》记者姚凤磐次日在《哀乐声里灵车过》中曾用生动的文字记载了这一盛况：
从昨天中午12时起，极乐殡仪馆门前人潮麇集，人们在胡适博士灵堂传出阵阵公祭的哀乐声中，静静地伫立街旁，默默地等待一个历史镜头的出现。胡适博士，这位将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一代学人，“他又快要出来了”，人们轻轻地念着。不过，这次他先睡在素茵白花的灵车里，再走一段人间的道路……到3点钟，路旁的人越聚越多，万头攒动的人群里，有人含悲饮泣，有人静默致哀。此时阴霾的天气顿时云散天开，阳光照耀在人们的眼中、身上。风，吹拂着灵堂内外的挽联，白幔翻飞，哀乐声摧，胡博士的遗体被抬上了载着他再回南港的灵车。随着胡博士灵车的启行，人群也动了起来，大家都想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从殡仪馆的门口到松江路这一段地方，约有五六万人壅塞道旁，出殡行列以一辆挂着“胡适之先生之丧”的素车开道，治丧会原来不打算用警车开道的，但结果由于人潮汹涌，途之为塞，仍请一辆警方新购的开道护卫车走在最前面……
黑压压的人群像海浪般地簇拥着灵车，孝子胡祖望捧着灵牌走在灵车前面，头披黑纱的胡夫人则由人扶着。她的哭声立即引起万人的共鸣，虽然人潮拥挤，但胡夫人所到之处，大家都很礼貌地让开。不过，钱思亮、毛子水这些想护灵车前行的人则被挤在人群中。钱思亮的眼镜差点被挤掉，毛子水则被挤得摔了一跤！……由灵车起步处迤逦到松江路口，几乎道旁每一寸土地都是凭吊胡博士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贫富，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沉重哀痛。那个景象，那种场面，使人不觉对一个伟人在身后所能引起真正的同声一哭，发出由衷的礼赞。然而，这不过是博士出殡感人场面的开始。（转引自杨沐喜：《胡适的海外生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本文的某些材料均引自此书，特此说明）
胡适的墓地设在“中央研究院”附近的草木葱绿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之墓”，为国民党*、也是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碑文作者为毛子水，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
胡适的身后虽然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可他去世后除遗下几大箱书籍及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未完稿外，留下的遗产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胡适死不瞑目的是晚年未能回故乡安徽绩溪，不能重游大陆山河，以致生前看到台湾的自然景观，就会与人谈起故乡的景色，每逢台湾过端午、中秋，也会谈起大陆的人情风俗。为了弥补生前未回大陆的遗憾，他在遗嘱中有一条是说将自己留存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全部捐赠给他洒过多年辛勤汗水、也使他一举成名的北京大学。
参考文献
韩妙玄：《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5年。
董大中：《李敖评传》，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
杨沐喜：《胡适的海外生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
叶公超（1）
从新月作家到外交家
学术擅中西，才高自是气雄豪
“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张兹辏В骸锻齑恰罚┑娜罚豆栽谥泄执难飞险家幌匚唬夂退谇寤谓淌贝邮麓醋鳎绕涫羌尤胄略律绲奈难氖欠植豢摹�
叶公超，1904年生于江西九江，名崇智，字公超，英文名George（乔治），广东番禺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正逢五四运动爆发，他加入“南开救国十人团”，到各地作唤起民众的演讲。1925年获美国麻州爱默斯特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个硕士学位给叶公超日后从政增加了筹码，而他的母校爱默斯特大学后来送给他的名誉博士学位，反而不值一提。就在他念硕士时，获识英国著名诗人与评论家艾略特（又译“爱略特”），以后在1934年4月的《清华学报》上发表《爱略特的诗》，在1937年4月5日的《北平晨报》上发表《再论爱略特的诗》，使叶公超成为中国介绍艾氏诗与诗论的先行者。
1926年回国后，叶公超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主讲西洋文学，兼任北京《英文日报》与《远东英文时报》编辑。他初到北大任教时，年仅二十三岁。这时他有两个得意门生，其中冯文炳（废名）比他大四岁，另一弟子梁遇春（秋心）小他两岁。他上课时十分注意仪表，梳得发亮的头发配上含在嘴里的烟斗，显得风度翩翩，十足的绅士派头。再加上他授课时一口流利的英文，简直叫学生听出耳油，下课后还不愿离开教室。
1926年春，叶公超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由诗人徐志摩任主编。新月社带俱乐部性质，并非是有组织的团体，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叶公超、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这些人受的是英美教育，对苏俄的共产主义文艺政策缺乏好感，对上海左翼作家的亲苏行为十分看不惯。《新月》的出版便负有“对抗他们”的使命，如该刊提出的“健康”与“尊严”的口号，是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拨。叶公超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不是论争而是书评，这些书评用简约的文字介绍海外新出的名著、从出版界到著作家的重要信息，使读者及时了解世界文坛的现状和走向。1928年夏，叶公超为“新月”编辑出版了《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另与闻一多共同编选《近代英美诗选》。
《新月》最后三四期，除少数几位作家的诗文外，其他文章由叶公超用不同的笔名写就。在停刊前由叶公超最后主持的六期编务中，培植了不少新人，如曹葆华、钱锺书、常风、余冠英、孙毓棠、李长之、杨绛、卞之琳、李广田，等等。
《新月》杂志及新月书店停办后，有《学文》于1934年5月创刊。发行人为余上沅，主编为叶公超。作为《新月》后身的《学文》，其同仁除《新月》的成员闻一多、林徽因等人外，另加入了刚回国不久在北大教文艺心理学的朱孟实（朱光潜），此外还有季羡林、赵萝蕤、刘西渭（*吾）、何其芳。其中钱锺书发表在该刊第3期上的《论不隔》，为他后来写《谈艺录》打下了基础。叶公超由于编务繁忙，只在该刊发表过《从印象到评价》的论文，系统地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观。
叶公超（2）
出于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叶公超在清华已有五年教龄，这时轮到他到国外休假一年，因而《学文》于1934年8月出至第4期停刊。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诗人兼编辑家梅新曾重印《学文》杂志，并由叶公超写了《我与〈学文〉》在1977年10月16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
1929年秋，重新北上的叶公超，除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外，还在北大外文系任讲师。在抗战开始前，他在北平一直与“学衡派”核心人物吴宓在清华园做邻居。他们一个浪漫，一个守旧，却和平共处，不似二三十年代吴宓与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如叶公超就曾在1931年11月30日吴宓主编的《大公报》上发表过《志摩的风趣》，提出徐志摩的散文成就高于诗这样与众不同的观点。
《学文》编务终止后，叶公超于1935年夏季到欧、美、非、亚各大洲旅行。他在这次环球游中一边休闲一边思考问题，写有《留学与求学》、《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从1936年秋起，叶公超为北京大学外文系专任教授，了结了他十四年的教育生涯中在清华大学连续执教六年的最长纪录。
在北平执教鞭的日子里，叶公超先后开设了大一和大二英文、英文作文、英国短篇小说、英国戏剧、英美现代诗、18世纪英国文学、19世纪浪漫运动、文艺理论和翻译史等课程，并培养了像钱锺书、季羡林、吴世昌、卞之琳、王辛笛、曹葆华等高足。这时叶公超不仅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且在个人生活上也过得颇惬意。1931年6月，他与潜心攻研物理的贵州女子袁永熹喜结秦晋之好，当时被人称为佳偶天成，是一对神仙伴侣。其子女命名不是出自洋典，而是出自中国古典名著《诗经》中的“彤管有炜”一语，即长女为叶彤，长子为叶炜。他这时不仅教书育人，成了年轻有为的学者，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自由派批评家的地位。他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写实小说的命运》，反对左翼文人提出小说负有改造社会责任的观点，认为小说应讲究艺术性，它并不是什么“伦理道德的记载”。这种观点虽系针对左翼倡导的写实文学而发，但在反对小说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叶公超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新诗》，鼓励新诗人读旧诗，从中国古典诗中吸取养料，这对那些只会从英美诗中借鉴的作家来说，无异送来一剂加强新诗的音乐性与可诵性的良药。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曾把鲁迅的所有作品找来通宵达旦地阅读，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两文，分别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及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上发表。这里说的“非战士的鲁迅”，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鲁迅和从事小说创作的鲁迅。提出“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