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飘零-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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嶂饕逅枷胫剩杂谧约旱那楦芯够孤俾涞揭越准读⒊±捶治龅牡夭健Ｏ衷谖业比恢勒馐怯顾椎挠字傻淖笈伤伎肌Ｈ欢蹦暝诤Ｍ馕揖谷险嫫涫隆Ｎ医锝锛平献耪瘟⒊∮胄叛觯幌卸洗忧暗男矶嗉且洹薄�58为了将功补过，陈芳明这时又写有研究余光中的长篇论文59，并得到余氏的肯定，收入他主编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60中。
有人写文章称余光中当年写的告密信为“余光中事件”，而陈芳明在这个事件前后扮演了一个暧昧乃至不光彩的出卖朋友的角色。
赵稀方质疑“余光中神话”
2004年初夏，北京学者赵稀方发表了一篇长文，质问是谁将“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61他说，大陆的“余光中热”让台湾的左翼文坛感到很吃惊，更让我们大陆稍有台港文学知识的学者感到惭愧！他认为余光中应该与我们一道忏悔，余忏悔的是他隐瞒历史，“过去*，现在跑到中国大陆到处招摇”62，而我们应该忏悔的则是对台港历史及文学史的无知。
赵稀方这里说得过于极端，大陆研究台港文学的人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无知，拙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63，就曾花了相当的篇幅批评余光中的《狼来了》。
不过，赵稀方所说的大陆的“余光中热”，确实存在。2002年9月，福建省专门举办“海峡诗会”——余光中诗文系列活动；2002年10月，常州举办“余光中先生作品朗诵音乐会”，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台湾的艺术家、演员，现场朗诵了余光中不同时期的作品，余光中在这里幸福地渡过了他的七十五岁生日；2004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余光中集》，受到广泛注意；2004年4月，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举行，余光中成为2003年度散文家奖得主。
接着，赵文详尽地披露了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恶劣表现：先是用左倾的帽子栽害唐文标，后又写了《狼来了》这样的*文章。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品光强调“*”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
余光中（14）
赵文认为：如果说余光中的《狼》文是公开告密的话，那么余光中向台湾军方私下告密的行为，就不仅与政治立场有关，而只能归之于他的人格问题了。文章最后说：还是李敖对于余光中的人品看得透，他径直将余光中称为“骗子”，他对余光中的诗歌水平也不买账，甚至说“现在余光中跑到中国大陆又开始招摇撞骗，如果还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认为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问题”。赵文一再强调：现在大陆有一批人神话了余光中，是因为他们的历史知识有问题，至少是对台港这一块还所知甚少！
赵稀方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海峡两岸引起不同的反应。台湾清华大学吕正惠十分佩服“小赵”的勇气，并对该文某些地方不够准确之处作了纠正和补充：
70年代的乡土派其实是非常混杂，因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及现代派的西化而结合，他们的旗手如陈映真、王拓（当年）、尉天骢确实有左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但他们的许多支持者虽有“泛左”的关怀（这主要也是反国民党的“右”），但更具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反国民党压制台人），因此在民进党组党前后，他们纷纷表态成为*派。当年郑学稼和徐复观（还有胡秋原）也许已经看出*思想的潜在威胁，所以力保左派民族主义的陈映真。回顾起来，乡土派内部的左统派（我自己也算在内）恐怕很多人自觉不够，因此对同样反国民党的潜在*派长期存在着不愿批判的心理（在*未主政之前）。
右派的现代派（其中外省文人占多数），既*，又反党外，反民进党，反乡土文学，这使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深具戒心（他们把这一块招牌送给大陆了），又厌恶*，他们以及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者到现在还无法找到立足点。
余光中也许是更“聪明”的人。在发表《狼来了》之后，连许多现代派都对他敬而远之，在台湾文坛很少人愿意（或敢于）公开赞扬他。两岸情势一改变，他就往大陆发展，没想到二十年之间，就造成“余光中热”，真是令人感慨。
余光中人品不佳是事实。但客观地说，他在战后台湾文坛仍有其正面贡献，他的创作仍然有可取之处。不过，既成为热点，又是台湾文人在大陆的“代表”这一点，恐怕台湾不论哪种立场的人都难以接受。64
吕正惠对乡土文学营垒和右派的现代派的分析以及台湾文坛对余光中的评价，是他多年经历和思考的结果，一般大陆学者很难了解到，因而极具参考价值。至于大陆“余光中热”的出现，有特殊的原因，不是“因对历史无知”一句话就可抹杀，这是台湾学者较难了解到的。
从香港到台湾任教的黄维樑，不同意赵稀方等人的看法。他在和赵商榷的文章中说：
某人说余光中是“骗子”，说余在中国大陆“招摇撞骗”；赵稀方说这人“对余光中的人品看得透”。我要提出问题：说余在大陆“招摇撞骗”，证据在哪里？65
“我骂人人、人人骂我”的李敖说余光中是“骗子”，确有人身攻击的意味。黄维樑接着说：赵稀方说在70年代后期余光中变本加厉地攻击乡土文学，证据何在？余在什么地方攻击过乡土文学呢？接着他举了一些余光中赞扬乡土文学的论述。不过，黄维樑还是认为《狼来了》一些说法不妥，但余不是官方人士。至于向王升将军告密一事：“余先生亲口对我说：绝无其事。王先生健在，最近亲自以书面声明，绝无‘告密’一事。”
余光中（15）
赵稀方对此回应道：“黄维樑所引余光中1969年说的‘由于日据和方言的背景，本省作家在文坛上露面较晚，但成就不容低估’的话，显然不是对于乡土文学的肯定，而《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总序的评价却又已经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并不代表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态度。我相信，当年乡土文学的所有敌人，今天都不会再去愚蠢地否定乡土文学。”赵稀方还说，王升的声明是黄文最关键所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段是全文最为简要的部分。这个声明无论是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没有人见到过。66
上海学者陈子善对此事评论道：“余光中过去曾经对一些问题发表过较为激烈的言论，可能他现在也已经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从严肃的学术角度对余光中的一生作研究，那么他那段历史和那些观点是不可回避的……赵稀方的批评可能是针对一些媒体把一些人的优点或缺点无限地放大，因为领导人吟咏了诗人的诗句就成为焦点，一味追捧，这有点不正常。”67台湾青年学者杨若萍却觉得余光中在大陆的走红，并非浪得虚名。台湾政治的复杂迂回，使得很多问题不能简单下结论。在台湾，过去*很激烈，现在因为憎恶*，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因而态度一变而为亲近大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吊诡的现象，粗看颇难理解，细想却很自然。对于台湾文坛过去的恩恩怨怨，不必看得过分严重：“过去*，现在不*，而且向往统一，对于这样的人，何必多翻老账呢？”68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也参加了讨论，提到余光中本人后来已经表示忏悔，今天不应再揪住不放。69
余光中向历史自首？
余光中年轻时喜欢参加论战，可一过中年，便无心恋战。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年后，有人劝余光中为文澄清别人对他的误解，他苦笑地说：“可是我觉得会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辩愈明。论战事件，最方便粗糙的文学史家贴标签，分楚汉。但是哪一个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论战，甚至混战来传后的呢？”70他觉得自己没有“九条命”，只能把最宝贵的“一条命”用来创作：“与其巩固国防，扩充军备，不如提高品质，增加生产。”71他还自负地认为：“我与世无争，因为没有人值得我争吵。”72这未免有点太理想化和不食人间烟火了。生活在纷争的文坛上却要完全躲开论争，是不可能的。因而当赵稀方的《视线之外的余光中》73发表后，余光中只好接招，写了《向历史自首？——溽署答客四问》：
客说：听说你最近在大陆出《余光中集》，把早年某些引起争议的文章，例如1977年那篇《狼来了》通通抽掉了，有隐瞒读者之嫌，是吗？
我说：任何作家出文集，都不免有些删除。如果凡发表的都收进去，恐怕就会变垃圾箱了。《狼来了》是一篇坏文章。所以如此，要把它放回历史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1977年，大陆刚经历“*”，喘息未完。在那场浩劫中受害的知识分子难计其数。我于1974年去香港教书，对“*”的余悸并不陌生。当时我班上的学生，家在广东，常向我亲述“*”真相……去港不久，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万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当“孤愤”……在“*”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对茫然九州乡思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其间的矛盾可见于我的诗句“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这就是当年我在香港写《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狼》写得不对，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气，自己发的神经病，不是任何政党所能支使……《狼》文发表以后，引起许多争议，大多是负面的。许多朋友，例如齐邦媛、张晓风都曾婉言向我讽谏。晚辈如陈芳明，反应就比较强烈……有这么多爱护我的人都不以为然，我当年被心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74 。。
余光中（16）
余光中在这里交代《狼来了》的写作背景和心态，有参考价值。他还承认《狼来了》是篇坏文章，这说明余光中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人认为，余光中和大陆的余秋雨，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均死不认账，都不愿意忏悔。其实，余光中比坚决不认错的余秋雨要好一些。但陈映真并不这样认为：
余先生在这篇对自己做结论的《向历史自首？》中，关于《狼来了》的反省，只有一句是有所反省意识的话：“政治上的比附影射”“引申过当”。相形之下，“情绪失控”、“措辞粗糙”云云就显得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的味道。其实，在余先生对钟玲教授，在给我的私信中，都说过要为《狼》文“道歉”，明白说《狼来了》一文“对您造成很大的伤害，他要对您说对不起。”（钟教授转述）在第二封私信的末尾也说：“请接受我最大的歉意、善意、诚意……”我接读之后，真心为他高兴，回信鼓励他勇敢面对、表态，解除自己的枷锁，则我一定写文章表示赞赏和支持。不料这么好的话，在《向历史自首？》中全不见了，实在令人很为他惋惜、扼腕。75
在私人通信中余一再表示道歉，可进入论争时，这样好的话不见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关于是否向王升告发陈映真是共产主义信徒问题，余光中大概感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一口咬定绝无此事：即使当时的细节已经模糊，但只是从香港把材料寄给彭品光，“纯属朋友通信，并未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在信上我对他说：‘问题要以论争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我的用意十分明确，但这句话陈在公开的文章中却略去不提”。76至于那份中英对照材料，也不是自己“精心罗织”的结果，而是当时一位杰出的学者——是陈映真也是余光中的共同朋友提供的。
陈映真认为余光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像谈《狼》文那样令人激赏，而是使人感到遗憾与怅然，因为余光中的确把告密信直接寄给王升，其根据是：
90年代中期一位朋友（平时皆以“老师”称胡秋原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起余先生把材料给了王升，王升不知“信”中考证陈映真有的“新马”思想为何物，就教于郑先生，郑先生不以余先生的说法为然，劝王升不可兴笔祸，并公开奖励有成就的乡土作家。结果是没有笔祸，但也没有奖励。77
所谓“密信”不仅告发陈映真，而且还牵连到一位姓颜的教授和一位现在成为*派的姓谢的艺术家。其实，陈映真只是听郑学稼（后又说是郑的学生）的转述，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即使这样，陈映真对余光中文章的标题也有意见：
我从别人引述陈漱渝先生、从钟玲教授和余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