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飘零-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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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10这里讲的“气氛有异”，系指“*”时期没有言论自由，如有位台湾大学教授因在课堂上讲授30年代作家作品，被人告发到情治单位，由此受到处分，还差点丢了饭碗。林海音当时冒着风险去介绍“近代”（这一用词也煞费苦心）作家作品，弥补了因查禁30年代文艺作品使台湾读者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状况知之甚少的情况，对一些大陆作家因政治运动频繁生死不明的情况所产生的误传（如台港就曾有不少作家写过“悼念”当时还健在的胡风的文章），也起到了澄清的作用。 。。
林海音（4）
夏府客厅：民间文坛的聚会
60年代的台湾，有官方文坛与民间文坛之分。这是台湾政治尖锐对立、省籍情结复杂化的结果。林海音编的《纯文学》，属民间文坛的一块重要园地。她和夏承楹所组成的夏府客厅，更是张道藩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外的另一个文艺中心。这一“中心”的形成，与林海音的热情豪放、喜交天下朋友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她向往热闹的生活，乐意帮助朋友，敞开大门欢迎五湖四海的文人到她家做客。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主流作家或非主流作家、文学新人或文坛前辈、男作家或女作家，只要到了林海音的客厅，都会在这位“资深美女”的可亲笑容中找到位置。就是国民党的官方作家，来到夏府同样会被热情的女主人所感化，在闹中取静的环境中不打官腔。这些人用过林海音做的涮羊肉之后，常常不拘小节，置身于藤椅上，把腿伸得长长的。在爱吃能玩、更爱朋友的女主人营造的自由宽松气氛中，聊天的来客自然不会受“*令”的束缚。如为出版喜乐先生的《喜乐画北平》所组织的“京味儿之夜”，还有专门以本省作家为主的“台语片”的聚会，就是谈天说地没有禁忌的最好例子。这就难怪美丽而充满活力的林海音，每次请客就像写文章那样精心构思：从邀请名单到菜谱，从朗诵作品到摄影留念，均苦心经营，使大家到了这里少谈政治多谈艺术。在来客留言簿上常看到齐邦媛、罗兰、琦君、王文兴、余光中、隐地、杨牧及其他省籍作家的名字，由此窥见小圈子倾向的破除。
难怪有人说：林海音的客厅，“就是台湾的半个文坛”11。这文坛，显然是各种派别的无序组合。向往自由而更讨厌规范的海外作家，到这里都有宾至如归之感，以至感叹好像只有到了夏府的客厅，参加林派的聚会，“才像回到了台湾，向文坛报了到”12。
《纯文学》受政治大祸牵累停刊
在“*抗俄”的年代里，信奉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林海音，所高扬的是“纯文学”旗帜和创作自由论，这在客观上正好与政治挂帅的“三*义文学”观相对峙。在林海音主持下的《纯文学》，让一篇又一篇政治不挂帅而文学形式纯正的作品登场，甚至采用日本左派三岛由纪夫的评论《结合剧作家的才能与小说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战斗文艺”的对立形态和文坛的补充力量出现的。不管当时创办者对《纯文学》刊名作何种解释，可“纯文学”一词正是对政治压迫文学的一种反抗，其潜台词是认为*文艺受政治支配，常常有“战斗”而无“文艺”，不算纯正的文学。以这样的文学观念编出来的杂志，自然与主流文学呈不同风貌，这就难为官方所容。就像当年林海音参与编辑的《文星》被当局所*一样，《纯文学》在官方控制的园地里也显得异常刺目，有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质询时就曾造谣，说“林海音当年编的《文星》杂志是美国人出资办的，现在又是美国人出资办《纯文学》月刊”13。
《纯文学》后来停刊，和销路打不开、一直亏老本有极大的关系，但白色恐怖的肃杀气氛，才是促成《纯文学》之花凋谢的真正原因。这一点均为《林海音传》及其他回忆文章所忽略。据一度成为台湾作家却不写“战斗文学”的“自由派”文人——即香港版《纯文学》主编王敬羲写的纪念林海音的文章中说，《纯文学》的终止“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牵累。主持人为了避祸，不惜‘自废武功’，最后停了刊”——
这要从李荆荪案谈起。60年代在台湾，是白色恐怖獗獗逼人的时期。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狱者多不胜数，柏杨、李敖之外，还有崔小萍（传媒人）、陈映真（小说家）等。而到了李荆荪被捕（1972），也就达到了最高峰，因为李荆荪是著名报人（《大华晚报》的总主笔）。我记得在李荆荪被捕之后不久，1983年11月我因事到了台北，住在馆前路的中国大饭店。一天早晨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接听时发现是林海音的夫君何凡带着万分紧张的声音：“王敬羲，我必须现在来酒店一趟，和你见面谈！”当我们约好在酒店的顶楼的咖啡厅见面后，他立刻挂断了电话。何凡在北京长大，讲一口京片子，平时给朋友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紧张谈吐，殊非寻常，令我意识到有事发生了。果然，半小时后就见何凡从咖啡厅的门口匆匆走进来。他戴着大近视眼镜，神色严肃，坐在身后，还左顾右盼了一阵子。我为他叫了饮料，他开始说：“王敬羲，林海音有话跟你谈。我来替她说。”
他的紧张传染了我，我怔怔地望着他。
他说：“王敬羲，你回香港后准备一下，《纯文学》要停办了。”那时《纯文学》虽然一直亏损，在台港两地已出版了超过五个年头。他说：“《纯文学》办不下去了，林海音办这个刊物，熬夜校对眼睛都快瞎了。学生书店（《纯文学》的投资人）赔了几百万台币还不算，政府在拉人坐牢啊！”他又左右张望了一下，继续说：“李荆荪给拉进去啦，你在外边想必已经知道了，早几天主笔团还在一起吃饭，第二天就把人拉进去啦。说拉就拉，谁还敢办刊物？……现时林海音手头还有一批稿，再出多一期台北这边就决定停刊了。香港那边，你自己斟情处理吧。”说完他站起身，说句“我先走了”，转眼就不见了人。14
台湾版《纯文学》停止运作后，香港版《纯文学》则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出至六十七期终止。跨越三十三年后，即1998年5月，港版《纯文学》在香港特区政府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下，由王敬羲主持重新复刊，到2000年12月共出了三十二期。这种“纯文学”香火不断的现象，也算是对“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的林海音的一个慰藉吧。
余光中（1）
“自首”事件的来龙去脉
《狼来了》：一篇坏文章
余光中在台湾文坛引起人反感，始于“唐文标事件”。70年代初，台湾诗坛开始对纪弦所倡导的“横的移植”1诗风进行反省和清算，唐文标为此写了三篇抨击现代诗的爆炸性文章2。余光中参加这场论战批评对方时，言过其实地把论敌看做是“仇视文化，畏惧自由，*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给唐文标扣上“左倾文艺观”3的红帽子。
1977年至1978年，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它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
这场论战由《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发表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4揭开序幕。这篇由短论拼成的文章，矛头直指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家王拓、陈映真、尉天骢。作者用老谋深算的眼光和犀利的文笔，尤其是大量引用蒋经国语录和三*义资料，硬是要迫出这三位乡土作家的“左派”原形。第二篇攻击乡土文学的文章是余光中写的。本来，这次论战的参加者多为小说家，很少诗人上阵，再加上余光中长期在香港教书，可他按捺不住要参加这场论争，这就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他在《狼来了》5一文的开头，以“公开告密”的方式煽动说：
“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文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文章虽然没有出现“乡土文学”的字眼，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讲的“工农兵文艺”，是在影射台湾的乡土文学。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文章中却抄引了近三百字的毛泽东语录，以论证台湾的“工农兵文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用心”，以证明乡土文学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隔海唱和，并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公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言外之意是它有特别的政治企图，暗示乡土文学是共产党在台湾搞起来的。紧接着，余光中批评大陆的同时，埋怨台湾的文艺政策过于宽松，对明显左倾的乡土作家过于宽容：
*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会在台北得奖呢。
为了和“工农兵文艺”唱反调，余光中故意生造出一个拗口的“商公教文学”名词。他反对普罗文学的同时念念不忘“三*义文学”，可见这位非官方人士的政治立场。
余光中认为岛内的“工农兵文艺”产生于台湾退出联合国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这决不是巧合。乡土作家趁台湾“外交”受挫折之际，“兴致勃勃地来提倡‘工农兵文艺’这样的作风，不能令人无疑”：
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立刻会嚷起来：“这是戴帽子！”却忘了这几年来，他们抛给“国内”广大作者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顶了。“奴性”、“清客”、“买办”、“伪善”、“野狐禅”、“贵公子”、“大骗子”、“优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学”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余光中（2）
这里讲的“清客”、“优越感”、“劣根性”，能否称为“帽子”还可讨论。就是“伪善”等帽子，也只属于道德层面的批评，可余光中后来回敬对手的帽子，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他一口咬定主张文学关怀、同情的焦点定在农、工、渔等下层人民身上的文学，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工农兵文艺”，并把自己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狼”，以表明自己为维护“三*义文学”，与执政党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勇气”：
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里讲的“狼”和“抓头”的动作，已经超越了比喻这一文学修辞手法范围，使人感到一股杀气。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写得寒气逼人。难怪当事人陈映真说，《狼来了》发表后，“一时风声鹤唳，对乡土文学恐怖的*达到了高潮”。6
今天的大陆读者，很难理解此文所起的制造恐怖气氛的恶劣作用。严酷的事实是，《狼》文发表后，台湾文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前哨战。乡土文学的提倡被官方文人认为是别有用心，是“祭起普罗文学的黑旗”，“揭发社会内部矛盾”、“宣扬阶级论”，乡土文学作家群起批驳这种不讲理的指控。连与乡土文学不沾边的作家，也纷纷起来主持正义，反对对乡土作家“抓头”。
在乡土作家差点遭到灭顶之灾，尉天骢面临被解雇乃至坐牢的危急形势下，余光中却因为反乡土文学有功，和李唤、王升、陈纪滢等党政要人坐在台湾“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主席台上，听取《发挥文艺功能，加强心理建设案》等文艺政策的报告，而乡土作家却因为被诬告不得出席这次会议。
胡秋原等人为乡土文学护航
由彭歌等人刮起的白色恐怖之风，并没有吓倒乡土文学作家。1977年8月，南方朔以“南亭”笔名发表《到处都是钟声》7，旗帜鲜明地支持乡土文学的发展。同年9月，王拓发表《拥抱健康的大地》8批驳彭歌。10月，陈映真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9，对彭歌进行反击，并要求立即停止对乡土文学的诬陷。
正当台湾文坛杀伐之声四起，大有将乡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