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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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钟祥，全国最大的单体帝陵——显陵和气势恢弘的明代建筑群。（图片采自湖北省政府网）
父亲李权号“郢客”，虽饱读诗书，但只是守着本分，敷衍着平淡的日子。成名后的李顺井（李济）曾如此介绍父亲：我的父亲原是一个苦读成名的孤儿。祖父逝世时，他年方一岁半，另有一位半岁的叔父伴着他。祖母靠着家中的几亩薄田，把他们兄弟两位抚育成人。父亲小时候读书的成绩很好，因此得到若干近亲的帮助，上进得很快。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教家馆，藉以贴补家用。等到入学后，又很快地，他就成为本县教“大馆”的先生了，替成年的童生看文章。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页。李权与涂氏结婚时还都是十六岁的少年人。年轻的李权，开馆课徒，教书维生。十三年后李顺井出生，夫妇俩可谓中年得子。李权为儿子取名“李顺井”，抑或与家门前的那口双眼井有某种联系？
李济之子李光谟曾向我讲过钟祥老家的旧事。他说：李家在湖北之前是从江西过来的，二世祖就迁来钟祥，好几百年了。家里有本油印的家谱。老家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手里资料也很缺。爷爷编修过《钟祥县志》，30年代出版过，现北京图书馆有存。钟祥的祖屋早已破败，在郢中镇，原与县城有一点距离。爷爷填词称“郢客”即出自于此。现郢中镇已并入县城，是县级钟祥市的一个小地名。老屋是祖父什么时候买下的，我不清楚。原是五进屋，现只剩一进了。先是１９３９年被日本飞机炸掉了一两间，１９４９年后又给别人挤占了一部分。现在那房子由我远房的堂弟住着，他祖父与我祖父是同一个曾爷爷或高爷爷，隔了好几房人。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访谈时所谓的旧居，近年已拆。位于郢中镇的李氏宗祠已了无痕迹。沧海桑田，如今已是钟祥城区的闹市，故宅旧址那口双眼井近旁的小学里，诵读的童声混杂在喧嚣的市声中，“阳春白雪”已然“下里巴人”。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2）
回忆父亲，李济的言词间充满敬意：父亲自己的功名，在早期是靠着作八股文章；但光绪末年科举的考试课目，策论已是并重的了。他对于程朱孔孟的思想所作的研究工夫，是很大的。他在壮年，精力显然有过人的地方，所以除了学会争取功名的这套工具外，他很早就有志于文学。他信“文以载道”的说法，认为作文章是读书人的一件终身大事；对于唐宋八大家和桐城、阳湖诸派的古文之摹仿，是他自定的很严格遵守的进修课程。到了晚年，弄笔墨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偶尔他也作些诗词。但他终身最感兴趣的却是在教育子弟。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李光谟自幼在李权身上猴上猴下，对爷爷格外有感情。他说：爷爷从小念私塾，教私塾。先在乡下教，后来也加入县里的新式学堂——是原来的学馆改建的。他在高年级班里担任一些课，多是国文及历史一类的课程。爷爷教书，在钟祥有点名气。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权是位学问很好的先生，又在全县最大的一个学馆，却不直接教导儿子。许是循孟夫子“易子而教”的古训吧，他把四岁的儿子送进一家书房发蒙，跟从自己的表弟念书。那是个寡语少言的老秀才，欢喜打闷棍。惊恐中的学童李顺井，说不清从他那里受过什么教益，却清楚记得头上曾有过的包儿。
父亲对儿子的早期教育仍有决定意义。李权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难后易，这样进步会比较大，因此他要儿子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先读《幼学琼林》《三字经》，后念“四书”，接着跳过《诗经》，直接选学《周礼》……
九岁李顺井未读完《周礼》就插班县里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初尝到新教育的滋味，渐渐觉得念书并不是很苦的事”。回忆往事，“对我幼年教育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我到了九岁的时候，尚不能提笔写一封简单的家信”。上了新学，便“有机会学‘格致’、‘体操’、‘东文’这些新玩意儿”。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
传统家庭，多是父教母养，严父慈母。回忆母亲，李济写道：我的母亲，在晚年追述她结婚后的工作，把每日的盥濯和打扫房屋总列为第一紧要的事。母亲是一位爱洁成癖的人。在童年时，我们兄妹所受到的她的训诲，大半都是与这一习惯有关的格言。她常告诫我们说：“穿衣服，破的补的，不丑；穿不干净的，才丢人。”母亲有一位妹子，家里穷得常常断炊；但我的这位姨妈所穿的破旧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１９０７年（光绪三十三年），被钟祥人誉为“优贡”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优贡由地方教官保举品学兼优生员，呈送学政会同巡抚考试，非常难得。的李权，拖着辫子，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１９０５年，清廷废除科举制，但为了选拔人才，１９０７年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举贡会考。，得了一个七品文官。清朝七品文官诸如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式等。从此李权有了一身官服，头戴素金顶，身穿补服——在前胸和后背正中缀饰一块绣有鸟的丝筛，那是古书上一种类似鸳鸯的水鸟。李权本可“择良木而栖”外放福建做知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做官并不符合他的本愿，他尤其讨厌地方官的贪腐，故推辞了这桩“美事”，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3）
年届不惑的李权把夫人涂氏、儿子李顺井、小女李葆华及一位堂侄从湖北接到北京。火车在煤烟和汽笛中颠簸了三天，懵懵懂懂的李顺井随家人到了京城。
李权的这次升迁，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如若不然，李顺井的人生或许就是一个在纸上“格物致知”的旧式读书人。他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与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只记得我并不算什么特别聪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这些幼年朋友们，大半都像洪涛中的沙砾一样，沉淀到海底去了。我却幸运地被包工的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三合混凝土的一分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７—１８８页。
关于离开故乡后的情况，李光谟说：奶奶生了十二个孩子，养大成人就只有父亲兄妹三人。父亲上面有一个姐姐，比父亲大九岁；下面有个妹妹，比父亲小九岁。离开钟祥时，父亲十一岁，小姑两岁。大姑是个旧式妇女，很年轻就嫁到湖北孝感一带，生了好多孩子。大姑妈那一代的婚姻多是亲友介绍的，出嫁后与家里就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了。
爷爷离开钟祥，他的能力也不够照顾更多的亲友，也不能带回很多钱财置地造屋安抚族人。他是买过一些田地，还写过遗嘱。遗嘱中谈当年买过哪些地，指明哪些给谁，余下的怎么处理。但谁也没照他遗嘱去办。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说一口湖北土腔的李顺井，１９０８年先在湖北人在京城办的江汉学堂念书，算是不离过去的氛围，又开始熟悉新的环境。半年后，他考进当时最好的中学——南城琉璃厂的五城中学。那是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前身叫五城学堂，１９０２年更名为五城中学堂，此为我国有“中学”概念之始。教授李顺井那个班国文课的，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他是个有趣的旧派人物，后来的学生关懋德曾在文章中有如此描写：国文教师有林纾，字琴南，别号畏庐，“新文化运动”的死对头，自称是“七十老翁”。每星期好像是两小时，专讲解《史记》，闽侯口音极重，凝神谛听，听懂了非常有趣。因为林老翁学过拳脚“功夫”，讲到兴致淋漓的时候还露一露身手，表演“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如何行刺秦王不中的情形。他讲国文大概也会讲一些中国之外的事情，比如他翻译的《茶花女》之类的新鲜事。
李权的家在厂甸附近的达子营后因有民族歧视之嫌，改为“达智营”。１６号，距离皇宫不远，距离五城学校也近。课外，李顺井仍从父亲补习《孟子》。晚年李济回忆：他的这一类讲解，继续了大约两年。这一期的课外补习，留在我心中最深的，为他所讲的“予岂好辩哉”、“君之视臣如手足”、“牛山之木尝美矣”、“鱼我所欲也”、“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尤其是《公孙丑章》所讲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些章。最后的一章，似乎是父亲生平最感兴奋、最乐于为生徒发挥的孟子之道；他讲时的精神，能使童年的子弟听时鼻孔里不敢出气。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六十年来，我总能极清楚地回想到父亲在他中年讲《孟子》时候的清脆声音和那光辉的容貌。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８页。父亲津津乐道的“性善论”，儿子听着听着就生出疑问：孟夫子提倡的“以牛易羊”的“不忍人之心”，似不如佛教“戒杀生”更为彻底。父亲斥责儿子的怪念头是受了佛教异端邪说的影响。李济在五城中学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对孟子的信仰越渐动摇。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不同的人生观，父子间的思想冲突自此而生。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4）
晚年，老友费慰梅在记录李济的口述历史时写道：李济谈到少年时所受教育，认为“……当然，每个人的天分是有差异的，文学家从他记忆的文字中取材，历史家则从他记忆的历史中取材，如此等等。李济记得，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１９１０—１９９０年，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很重视科举考试这种绵延千年之久的对知识的测验，并表示赞同……（这仿佛说明）读书人是一贯受到尊重的”。这段语焉不详的叙述，是否依稀折射出李济对父亲既感激又有些保留的矛盾心态？
第二节优游清华园
戊戌变法，迫使晚清行新政，教育方面的一项举措就是派遣留学生到海外。最初倾向东邻，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０６年十年间，留日学生已近万人，后日方以学生滋事为由严加限制。１９０７年，美国决定退还多收庚子赔款，计本息二千九百万美元，用于选派留学生。正是这笔尴尬的“庚款”，造就了后来的清华。
建于宣统辛亥年的清华学堂。（岱峻摄）
清华原是皇家避暑胜地，据说乾隆驾临工字厅，见山林变幻，清水环拢，绿树葱郁，不禁想起晋朝诗人谢琨的诗：“寒裳顺兰止，水木湛清华。”于是，他题写了“水木清华”四个字。后来，咸丰皇帝遂把工字厅命名为“清华园”。１９０９年夏，清朝外交部在清华园工字厅里设置“游学肄业馆”。先后派出了两批庚款留美学生漂洋过海。内中有李济日后的同事：语言学家赵元任、法学家王世杰和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巨匠胡适。
１９１１年，“游学肄业馆”易名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十五岁的李顺井与一千多名士子同上考场，糊里糊涂地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他侥幸地成了同科录取的一百二十名新生的一员。
４月２９号，带着德国古典风格的清华学堂，在工字厅东侧落成，学堂里传来阵阵蹩脚的洋腔洋调，内中有一缕略带湖北口音的童声——李顺井开始了为期七年半的清华岁月。新的生活点燃他新的希望，“李顺井”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济”，字“受之”。
１２月２５号，隆裕太后宣布溥仪皇帝退位。这一天，在清华园悠扬的圣乐声中，中华两千多年的帝制宣告终结。此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