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秘密战-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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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斯德在进入敌营前，就听有关部门介绍过孟绍濂的情况，知道他是个爱国进步将领，联络部门还特地派出韩文圃同志以陈毅司令员的名义对他进行过秘密策反。他对起义的态度一直是比较积极的。
五十九军下辖两个师，第三十八师师长叫杨干三，少将，49岁，江苏丰县人，从小放羊、当长工、16岁到冯玉祥部队当伙夫，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直当到副师长、师长。受到西北军“真爱民，不扰民”传统的熏陶，为人比较正直。第一八○师师长叫崔振纶，山东淄川人，47岁，少将。少年时代在家务农，上过私塾，粗通文墨，20岁那年到冯玉祥部队当兵，从班、排、连、营、团长一步步升迁上来，打日本鬼子很勇敢，1933年在喜峰口保卫战中打得很出色，不久后从副团长升为团长。他对蒋介石打内战一直持反对态度。
通过何基沣、张克侠介绍和亲自找人谈话，杨斯德很快摸清了三绥区的主要军官对起义可分为下列四种态度：
第一种是进步分子，政治上倾向我们，并掌握着一定的实权，是我们组织起义的依靠力量。
第二种是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同时看到大势已去，出于个人和“团体”的利益而想另谋出路，但对我党我军的政策疑虑重重。
第三种是冯治安、王长海、刘振三等，他们对蒋介石排斥异己、歧视“杂牌”虽有不满情绪，但仍然有幻想，又特别迷恋现有的生活方式，舍不得他们的权位、金钱、美女等既得利益。要动员他们起义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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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是以副司令官李文田、参谋长陈继淹为代表的顽固分子，主要是特务和政工人员，他们是起义的主要阻力，危险性很大。
经过密商，何基沣和杨斯德确定工作的重心放在第二种人员身上。具体做法是：先由何基沣出面找他们个别谈话，谈到一定的“火候”，即由杨斯德正式出面“亮相”。不过杨在“亮相”时的身份已不是国防部派来的“少将高参”，而是共产党派来的陈毅司令员的代表。这会促使被谈话人对我党我军更增加信任感。
杨斯德以高屋建瓴的气概，向被谈话的每个人员分析了他们面临的形势，使他们认识到蒋介石发动全国性内战已到了最后失败的前夜，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了这个政府必然被全国人民所唾弃。济南已经解放，东北亦将全境解放，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杨斯德诚挚地希望每个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历史巨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千万要郑重作出抉择，勇敢地抛弃“旧我”，自觉地站到人民方面来，而不要被时代潮流所淹没。
国民党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有地位、有财产，他们都十分关心共产党的政策。有的人向杨斯德详细作了询问，如家庭出身为地主的人问：起义后搞土改家里人会不会被扫地出门，个人的财产，包括开的商店、房子、手中持着的法币以及金银首饰、做生意贩卖的粮食布匹西药等等，会不会被没收。简直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问题都提了出来。
这也难怪。长期以来，国民党总是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并对官兵不断进行灌输，难免造成官兵们对我党政策的疑虑。杨斯德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地一一进行解释和正面阐述，并向他们保证起义后成建制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列入正式序列，军官保留原职，私人财产不没收，仍归个人所有。这使他们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深感满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谈话、了解和考察，何基沣和杨斯德商定：以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及七十七师的一一一团为基础准备起义，同时力争五十九军共同行动，并准备了出现最困难情况的预案。
毕竟，要把手持武器的敌人拉到自己的营垒，并且不是几个人而是两三万人，其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保证起义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按照杨斯德打入敌营前华野首长和有关部门的指示，在敌营内部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负责人是杨斯德，成员有孙秉超、李连城、王世江（一一一团三营营长，地下党员）、冯治中（二营炮连连长）等。
在党的领导下，三绥区的起义准备工作开展得紧张、有序、秘而不宣又富有成效。
但杨斯德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陈毅司令员要求争取冯治安一同起义，这可能吗？
陈毅多次指示要尽力争取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共同起义以壮声势。可是冯治安八面玲珑又目中无人，大言不惭地说：“陈毅也不过是个军长，我过去后，谁管谁呀？”
陈毅为什么要多次指示尽力争取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共同参加起义？杨斯德从张克侠、何基沣的介绍中，进一步弄清了冯治安在西北军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从而对陈毅的指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陈毅不愧是个大政治家，他总是从战略上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对冯治安的争取工作亦然。
冯治安，字仰之，河北省故城县人，生于1896年11月。从小家境贫寒，“一条被子盖着八条腿”，不得已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16岁那年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从伙夫干起，当过排长、连长、营长。他为人敦厚，作战勇敢，深为冯玉祥所赏识。冯发动“北京政变”后，提升冯治安为手枪第二团团长，这一年他才28岁。手枪团既是近卫军又是敢死队，是冯玉祥的亲信卫队。不久后冯玉祥又将冯治安提升为手枪旅旅长。冯部南征北战，冯治安多次立下战功，被誉为西北军中期“五虎上将”之一。
1930年中原大战时，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冯治安任军长，率部坚守洛阳。后来冯玉祥麾下将领孙连仲、梁冠英、吉鸿昌、张印湘等人纷纷叛冯投蒋，冯玉祥大败。冯治安仍忠于故主冯玉祥，对蒋介石封的高官坚辞不就。顾祝同赠他路费500元，冯治安遂回家赋闲。这件事，在西北军系统中被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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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残余部队后来被张学良收编，改称第二十九军，下辖第三十七、第三十八两个师。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和冯治安私交甚笃，冯又有恩于张，张乃力荐冯治安回来任职。军长宋哲元委任冯治安为三十七师师长。原任师长赵登禹曾是冯治安的老部下，欣然让位，自请改任旅长。
第二十九军被称为冯玉祥西北军的“正宗”。老军长宋哲元已去职，张自忠在抗战中阵亡，冯治安遂升任二十九军改称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46年底，第三十三集团军改称第三绥靖区。这段简单的历史表明，冯治安是地地道道的西北系部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陈毅深知，如能争取冯治安起义，对其他西北系部队必将产生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政治上来说其意义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再从冯治安个人情况来看，争取他起义也非绝无可能。
冯治安有一颗炽烈的爱国心，对日本帝国主义鲸吞我国的狼子野心十分愤慨。1933年他率部参加长城喜峰口抗战，与日寇多次血战，据说一夜之间用大刀砍杀日寇5000人。
冯治安和中共地下党员吉鸿昌、进步将领方振武个人感情都不错，尤其和吉鸿昌私交甚为亲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抗日同盟军解体后，冯回泰山隐居，吉、方继续率部与日寇在察哈尔北部战斗。时任三十七师师长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的冯治安，曾秘密接待吉鸿昌，并有所接济。1934年11月吉鸿昌被蒋介石下令枪杀，冯治安闻此噩耗后蒙头睡了两天两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何基沣旅长向冯治安（师长）报告敌情后，冯星夜赶抵驻地布置了应战准备。他下令说：此地为平津咽喉，华北锁钥，至关重要，务必固守，不准日军一兵一卒进入，不准放弃一寸国土。他命令驻宛平的吉星文团长：一旦日寇挑衅就坚决反击，为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可采取武力自卫断然处置，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吉星文团在冯治安、何基沣指挥下，打响了神圣的全民族抗战第一枪。
中共中央对冯治安坚决抗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通电中说：“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这是党和人民对他抗日爱国热情的肯定。
冯治安之所以成为西北系将领中的代表人物，还由于他曾经担任过二十九军的代军长。张自忠将军壮烈牺牲后，他又继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自认为是西北军解体后保存的唯一“正宗”，因而当孙良诚、吴化文、郝鹏举、张岚峰等西北军老将领异口同声拥戴他担任拟议中的“西北军大同盟”领衔人时，冯治安内心也深感此职非自己莫属。
抗日战争期间，冯治安与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保持了较好的统战关系。何基沣秘密访问延安后向他报告了此行经过，并建议他仿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治军方法，他既未同意，亦未将何出卖。后来从延安来了许多共产党员秘密进入该部，说他一无所知也不见得，不过他基本上采取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他还暗中批准何基沣将一些枪支弹药赠送给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五师。这些情况陈毅都是知道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冯治安的基本立场是保存实力，为此他巧妙地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他曾对人说：“冯玉祥下台是过于亲共，宋哲元垮掉是抗日太突出，张自忠阵亡是反蒋太卖力。”他认为自己的高明之处是既对蒋介石不满并保持若即若离，但又不公开反蒋；既和共产党搞统战，又不显得太“红”；既抗日，又保住了部队实力。他常常为自己这种八面玲珑从而左右逢源的政治手腕而洋洋自得。
张克侠在南京秘密会见周恩来、受领了“争取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的任务后，回到徐州后给冯治安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现政府之情形，腐化至不可救药，虽有强大武力，终不能幸存……我觉得为这样政府流同胞的血支持它的存在，真是悲剧耻辱的事，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人生不过百年，能做一件极大功德的事业，不但自己可以自慰，亦可以为历史增一段光彩……总座身居要地，首当其冲，不容犹豫，祈能迅速决策，以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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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治安看了张克侠这封晓以大义、情辞恳切的信以后，内心也有所动。但他毕竟有地位，有兵权，有厚禄，还有几房姨太太，所以他将张克侠此信束之高阁。不过他并未将张克侠出卖，而且继续让张克侠担任副司令官，后来让他兼任徐州城防司令。这件事说明他对起义既未同意，亦未坚决拒绝。
冯治安私下对人说：“共产党好是好，可是生活太艰苦。再说陈毅也不过是个军长（新四军军长），我现在管几个军，我过去后，谁管谁呀！”
杨斯德进入敌区后，张克侠与何基沣都向他讲了冯治安的一个最新动作。张克侠说：“吴化文在济南起义后，冯老总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他竟然向蒋介石建议，把三绥区的军官家属全部送到苏州及南京的龙潭、桥头、下蜀一带，作为人质。没想到这家伙竟是这样的无聊！”
何基沣告诉杨斯德：前些日子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也曾对他说：打是绝对打不得，退又不许退，必要的时候把部队往东边解放区一拉，“全军”为上，不管别的。刘振三说的这些话和他过去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何基沣怀疑他是故意来试探的。何心想，岂能和你谈真心话，于是故意唱了个“低调”，说：这样的大事，必须向冯老总好好谈一谈，由他作出决定。如有用得着我的时候，一定愿效绵薄之力。
几天后冯治安又把何基沣找到徐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冯治安既欣赏何的指挥能力，又怕何起义，所以处处戒备。而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一直在悄悄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为了不暴露，他也在冯治安面前大唱“低调”说：“像我这样的残病之躯，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没有关系。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这样的好将领都牺牲了，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只求对得起长官，对得起团体，良心上就平安了。”听何这样一说，冯治安面露喜色，也就放心了。何基沣说至此，喟然长叹道：“我早就看透了冯治安的心思，他既怕我不替他卖死力，又怕我掌握他这个借以升官发财的部队甚至起义。我必须巧妙和他周旋，多年来我就是在这种矛盾中与冯治安共事的。”
杨斯德越听越感到敌人营垒中的情况错综复杂，张克侠、何基沣在敌营搞了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真是不容易！稍一不慎，就可能出事，可能掉脑袋！他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