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秘密战-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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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情报战（6）
王世江交给杨、孙二人一张通行证，目送他俩骑上自行车，急匆匆地直奔贾汪而去……
淮海大战发起前一天，国民党在情报战上就先输了一个回合。邱清泉和黄百韬在“剿总”会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却谁也说不清华野主力在哪里。
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军事家都笃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至理名言，因而想尽各种办法千方百计获取对方的情报以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淮海战役前的情报战，双方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当时，国民党军在获取情报方面拥有比解放军更为先进的各种手段。首先，它有数量众多的空军。它派出的侦察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出没于解放区上空而不怕被击落，因为那时解放军既无飞机亦无高射炮。侦察机掠过长空，从空中鸟瞰地面上解放军的行动，可谓历历在目，在这方面获得的情报既及时又准确。
其次，国民党军拥有先进的无线电侦听手段，可以从空中获取解放军电台发出的电波，尔后加以破译，从中获取情报。
再次，国民党从徐州“剿总”到各兵团、各军、师、团都拥有众多的情报（谍报）人员，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千方百计用各种办法获取解放军的情报。
第四，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亦采取各种方式潜伏在解放区，个别的甚至渗透到我党政军内部，以获取我军的情报。总之，淮海决战开始前，国共两军秘密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情报战，开展得非常激烈、尖锐、热火朝天。
“出其不意”是双方统帅部用兵的一个基本特点。为此，华东野战军把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和作战计划，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粟裕等华野首长在10月23日签发的《淮海战役预备命令》中，为此特别作了如下规定：
1。 各部均须先行派队至指定集结地区，配合地方武装、政府，布置封锁消息。
2。 除在山区内部可以利用白天分散开进外，其余一律利用夜间行军开进并严格注意防空保密。
3。 为免过早暴露，各纵队行动中，尽量利用长途电话线接线联络，汽车传骑联络，到集结地点后，再行恢复电台联络。
由于华野各部队严格执行了上述命令，因而国民党的飞机侦察和无线电侦听等等先进情报手段，也就基本上失去了作用。11月4日，顾祝同专程赶到徐州，在“剿总”召开了高级绝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对华东野战军的主力究竟在哪里、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是谁等等重大问题，仍然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顾祝同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协助蒋介石参赞军机。11月4日上午9时许，他偕同作战厅长郭汝瑰等人从南京飞抵徐州。到机场迎接的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参谋长李树正、兵团司令黄百韬、李弥、孙元良，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主力军军长熊笑三、高吉人、余锦源、舒荣、周开成、黄淑等四十余人，可谓盖冠云集，军政大员毕至。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飞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顾祝同出现在机舱门口，他向欢迎者频频招手致意。欢迎人群热烈鼓掌，向这位权倾朝野的参谋总长、陆军二级上将（去台后于1972年晋升为一级上将）表示欢迎和敬意。
紧随在顾祝同身后的，是一位佩戴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矮个子将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防部三厅（作战）中将厅长郭汝瑰。
请读者注意，这位郭汝瑰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早年曾是中###员，此时虽未恢复党籍，但暗中为共产党工作。用时下流行的语汇来说，也可以称为“红色特工”。
笔者采访过的一位国民党上校团长，他以十分感慨的口气说：“当我后来听说郭汝瑰也是共产党以后，真是大吃一惊！共产党的神通真广大。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有什么秘密不知道？连他也是共产党，国民党岂有不败之理？”
郭汝瑰是四川铜梁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毕业。早在1929年，他就由袁镜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郭汝瑰的人生道路并非一条直线，而是经历了一个“之”字形。他的堂兄郭汝栋是川军名将，参加了辛亥革命，曾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他对堂弟郭汝瑰十分关心器重，送其去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到了异国他乡，和党组织的联系也就中断了。这使郭汝瑰引为终身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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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情报战（7）
在国民党军队中，郭汝瑰一帆风顺，先后担任过师参谋长、代理师长，率部参加了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后来升任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暂编第五师师长，并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长沙保卫战。在神圣的抗日民族战争中，他浴血疆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搏斗，无愧于一个炎黄子孙。
抗战胜利后，郭汝瑰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黑暗腐败和内战政策十分不满。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于1945年秋派任廉儒秘密与他联系，进行争取工作。
任廉儒是四川邻水县人，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兵运工作，早在1929年至1930年，郭汝瑰在川军中任连、营长期间，和任廉儒就是莫逆之交，常相往来。其时，两人都是共产党员，郭对任廉儒还从经济上给予接济。时隔十几年后，两人见了面，这时郭汝瑰已是国民党的将军，身居高位，任廉儒则在党的秘密战线上坚持战斗。两人见面后重叙友情，感到格外地亲切。
郭汝瑰对与党失去联系深感愧悔，表示了希望恢复党籍的热切愿望。任廉儒向南方局汇报后，12月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又亲自会见了郭汝瑰，从思想上政治上对郭汝瑰进行了帮助启发，这使郭进一步靠拢了党组织。
不久后，何应钦邀请郭汝瑰去美国，参加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工作。郭汝瑰感到事关重大，于1946年春节再次会见董必武时请示说：“如果党需要我工作，我也可以不去。”
董必武高瞻远瞩，说：“不妨碍你的事业，你还是可以去美国。革命事业很远，中国革命最后还要与美国解决。你去美国，多调查了解美国的情况，与党保持联系，还可以为党工作，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此后，郭汝瑰更密切地和任廉儒保持着单线联系。
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由周恩来、张治中和美国的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执行停战令。郭汝瑰作为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随员，与周恩来常有接触。3月，郭随张治中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欣欣向荣，思想上受到极大的触动，回到党的怀抱的心情更加迫切。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一手挑起了全国性大内战。郭汝瑰对蒋的这一倒行逆施十分愤慨，决心投入反蒋反内战的时代洪流，以实际行动为党工作，争取将功补过，早日回到“娘家”。
郭汝瑰没有随何应钦去美国。他于1946年10月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办公厅副厅长，不久改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1947年3月改任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也就是作战厅，是主管整个国民党军作战事务的一个办事机构，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军事机密单位。
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5月从重庆迁到南京后，任廉儒也随周恩来、董必武到了南京。党组织让他以“上海川盐银行经理”的身份作掩护，一直与郭汝瑰保持秘密联系。郭在此期间提供给党的机密情报，就是由任廉儒负责转递的。例如淮海战役发起前，任廉儒的妻子罗莹澄在上海亲眼看到郭汝瑰将一份军事情报悄悄交给了任廉儒……
现在，郭汝瑰俨然以中将作战厅长的身份，跟随顾祝同来徐州部署“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请读者诸君想一想：他怎么可能死心塌地地替蒋家王朝出谋划策呢？他提出的建议会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吗？
5日上午，在徐州“剿总”召开的绝密军事会议上，首先由郭汝瑰介绍了全国战场的形势。他用一根长棍指着墙上的巨幅地图说：“廖耀湘兵团已于上月26日被歼灭于黑山、打虎山地区，沈阳已经陷落，东北国军主力已经完了！”
这话从一个权威的作战厅长口中说出，给到会人员心理上造成的震撼是巨大的。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平时对报纸、广播等等是不大相信的，甚至斥之为是“共产党的宣传”。只有当国防部宣布“东北主力已经完了”之后，才真正相信东北已经易手。这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使会场气氛显得十分沉重，大家低着头一言不发。顾祝同一看不妙，想给大家打打气，于是勉强提高嗓门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希望在座各位将领吸取东北战场血的教训，在徐蚌地区来个大歼灭战，扭转危局，争取全面转败为胜，报效党国和校长。”
神秘莫测的情报战（8）
接着，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报告了当面国共两军兵力和部署情况。他说：据情报，“###”刘伯承邓小平部主力东移，前锋已越过郑州，向开封、兰封、太康地区集结；菏泽、巨野有其两个纵队的兵力。陈毅粟裕部主力由鲁中南下，前锋已到临沂、泗水地区；在苏北的两个纵队已向徐州会合，有强迫我在徐、蚌地区决战的可能。
请注意，这时离淮海战役发起只有一天，我各路大军正在向黄百韬兵团急进，但是这位参谋长却还在大谈有此“可能”，这充分表明国民党在情报战方面，在战役发起前就已经输了一个回合，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回合。
李树正还未讲完，邱清泉就站起来反驳说：“据我们侦察，###陈毅部的五个纵队先头已抵曹县、成武、砀山（均在徐州以西）。你说敌有两个纵队在菏泽、巨野集结，与事实不符！”
邱清泉话音刚落，黄百韬也站起来反驳邱清泉说：“据我们侦察，陈毅、粟裕部主力确实已在鲁南集结，已向郯城方向活动，而不是在鲁西（曹县、成武、菏泽等地）集结。据我判断，敌人有首先向我兵团发起攻势的可能。”
邱清泉是个性急好胜的人，岂肯认输，他听了黄百韬的话后，马上“顶”了回去，说：“我们用不着争论，打起来再看谁说得对。”
这两位不久将命丧淮海战场的兵团司令官，尽管各执己见争论不下，但他们谁也没有正确判明我军真正的战略意图，也弄不清我军主力之所在。这既表明了敌指挥员的颟顸，也表明了敌方情报部门的无能。
郭汝瑰在全国解放后曾写过一篇题为《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的回忆史料，披露了他所知的许多历史内幕，读者可以参阅。掌握了如此众多和高级机密的作战厅厅长，竟然会是暗藏的共产党“间谍”，试想国民党还有什么军事机密可言？
顾祝同在会议总结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淮海决战近在眉睫，我军调动尚未就绪”，“对敌军企图和动态要进一步侦察；对我军部署，部队都摆在陇海沿线，态势不利于尔后作战，要从速调整”，云云。
当时在国民党高层中，也有人对郭汝瑰是有所怀疑的。杜聿明就是一个。他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后来他拟定了救援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计划，就只对顾祝同单独汇报，而不让郭汝瑰知道。杜聿明当时的想法是：“早在1948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说：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笔者注：顾祝同在升任参谋总长前，曾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总司令，其时郭汝瑰是顾的参谋长），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但杜聿明不听顾这一套，对郭汝瑰仍十分戒备。淮海战役期间杜升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他就公开对顾祝同声明：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汝瑰知道。如果郭知道了，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这表明，郭汝瑰在敌人统帅部为我党我军提供情报，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敌人已有所察觉，随时都有被识破而坐牢杀头的可能。郭本人后来在一篇题为《走向光明》的回忆录中曾坦言：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也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毒辣，想到一旦我与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