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中国民间语文:真话-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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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漂精神”的感召下，来自各地的青年悲壮地告别了父母，在多数人不知漂流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站在了滚滚长江边上。后来，一位当年的队员毫不讳言：“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群亡命之徒，看到长江就不顾一切往下冲，想着美国人就要来了。”
　　这一年，中国人终于实现了首漂长江成功的梦想，然而归来的队伍没有胜利的喜色……这条维系着民族情感的大江吞噬了它的11个中国儿子。
　　后来，当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得知，这些中国青年冒死是为了抢在自己前面捍卫母亲河时，他不解地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去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1986年，肯？沃伦的漂流船被长江激流打烂，他宣布放弃，此后没有再漂过长江。
　　现在，离虎跳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朴素的长江漂流纪念馆。一位偶然进入的青年看到一个个死去硬汉的照片，内心震动。他说，“不论世界怎样评判，面对尧茂书他们的眼睛，我内心决不敢轻薄。我扪心自问，我哪里有他们那样的勇气！他们的一腔热血，染红了太过平淡的历史。”
　　“足球项目在当时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特点，人们渴望用胜利和成功打破生活的循规蹈矩。”
　　1985年刘心武的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中说。
　　当年被称为“中国第一次球迷闹事”的5？19事件，球迷的反应被定性为“有组织的破坏活动”，不过法新社并不认同，他们的报道中说，“中国人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了”。
　　当年，球迷们给国足寄臭鞋垫子、苍蝇、刀片、子弹；现在，球迷们在网上传看《国足欢迎你》MV：“我家球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一个两个不算稀奇，再多也输得起……国足欢迎你，用净胜球感动你，你们捞足积分，我们来出局……”
　　

抢劫君子兰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将争取当正式工人。”
　　美联社1985年11月21日北京报道：一位卖服装的个体商贩说，“我们相信改革。”他说，他以前是一个油漆工，他是放弃正式工作来从事个体经营的。
　　这个商贩说，“我之所以从事个体经营，钱是一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我自己的。当这是你自己的时候，意义就不同了。”
　　25岁的傅铁向（音译）和他的弟弟经营了一个饭馆。他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切都在变，改革十分普及。”
　　他说，他和他弟弟每月收入七百元，相比之下，一个城市工人的每月平均收入为九十到一百元。
　　但是，傅说，他和他父母亲对个体经营的不稳定感到担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将争取当正式工人。”他解释说，个体户没有国家的医疗保健、住房和其他福利。
　　“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购买君子兰，领导干部养殖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
　　1985年长春市政府《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中说。
　　1984年夏，长春一家报纸上刊发了一则公安干警庆功的消息：他们刚刚破获了一起重大抢劫案，四名歹徒全副武装，抢劫的目标却是一盆小小的花卉……君子兰。
　　其时，长春人大炒君子兰，价格狂涨，最高时20万元一株。有人找到花卉养殖者郭凤仪，提出拿皇冠轿车换他的一盆君子兰，未能如愿。
　　长春市政府提出发展“君子兰产业”。
　　君子兰一度取代了烟酒，成为行贿之物。
　　直到1985年夏，《吉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发文给君子兰热泼冷水。
　　君子兰价格狂跌，从五万跌到三万、两万，最后跌到两毛。
　　“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
　　1985年11月底，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物上海国际饭店，亮起了霓虹灯，“东芝TOSHIBA”几个大字，赫然耸立在楼顶。1949年以后上海第一个外商广告出现。
　　这件事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的争论。信件像雪片一样寄往上海市委、市政府。有人说，“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特有手段，在上海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有的人“感到忍无可忍”。
　　1986年4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有感于一则广告的争论》一文，文中说：“让外商到中国来做广告，并不涉及国家主权这样的政治问题；民族自信心的强与弱，同外商广告的多与少、突出与否，并无必然联系，如果连一则外商广告都接受不了，又怎么能采取灵活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外资来上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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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功报告
1980年代中期，全民气功热。到处是练功者，到处是气功协会，功率很大，超级马达。
　　清华大学陆祖荫、李升平做出了“气功影响分子结构”的实验，《光明日报》等媒体广泛报道。当时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科学家钱学森对有关报告进行了推荐。
　　1987年，气功热达到顶峰，时兴“带功报告”……台上气功师“发功”演讲，台下听众一起进入状态。听众纷纷表示：感觉到了，眉心热了，更有人边听边手舞足蹈，残疾人也扔掉拐杖站起来了。
　　当年最热门的气功师是严新。夏天，严新在首都体育馆、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处举办多场带功报告。甚至有传说，他发功帮助扑灭了春天时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一些出版社争相出版介绍他的书。
　　此后数年间，气功热渐渐退潮。气功大师们隐退，留下一个盛产“大师”的气场。
　　

有偿新闻
1987年6月11日，《中国人才报》在全国和京郊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有人称之为“真报”和“假报”：这两张报纸报名相同，期号相同，惟一的区别是京郊发行的“假报”多了三个“新闻专版”，刊登的是一些产品和企业的详细介绍，报社凭此收了两万多元。
　　当年9月11日《光明日报》一篇文章说，新出现的有偿新闻严重损害了新闻事业的声誉。
　　当“无冕之王”开始有偿，新闻也不再成其为事业。
　　后来，不明真相的群众无偿贡献了一个新闻选题：防火防盗防记者。
　　“不演出才是耽误青春。”
　　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对成方圆保定演出风波的调查以及由此引起的关于“走穴”的对话。
　　作曲家谷建芬认为“走穴”风容易使青年演员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但她也谈到助长“走穴”的一个原因是剧团臃肿，几百号人没事干。
　　几位在京的青年演员则认为，“不演出才是耽误青春。”她们说：“什么叫私演？你们记者晚上回家给外报写稿难道也要向领导汇报？在业余时间多干些事为什么就不行？”在谈到为什么外出演出不通知团里时她们说：“谁不愿走正当手续？可是外面来借人，十次有九次被打回去或变相不同意。”
　　有人建议给“穴头”以合法身份，国家照章收税，但马上有人反对：如果是这样，国家养活的3000多个剧团就成了为“穴头”培养挣钱人的培训班，国家培养好一个，“穴头”请走一个。
　　

文明守法光荣牌
《人民日报》1987年4月25日刊登报道《姑娘相亲看门楣》：
　　不久前，安徽省萧县业庄乡所里村女青年崔兰，经人介绍与本县杜楼乡权洼村的小伙子朱新辞联姻，她提出来要到小朱家里看一看。
　　这天，小崔真的到小朱家来了。谁知小崔不进屋，两眼却盯着门楣上边发愣，看了一阵，脸上渐渐失去了笑容。小朱悄声问姑娘：“你刚才在门前发愣，是不是看房子盖得不满意？”小崔说：“房子好坏俺不嫌，俺看你家门口没挂‘文明守法光荣牌’，俺们家都挂了，守法不守法，可是件大事呀！”小朱一听，恍然大悟，心里的那块石头落下来，忙解释说：“俺家也被评为光荣户，只是俺村还没发牌子呢！”姑娘一听，喜上眉梢，俏皮地说：“我还以为另有原因呢。”小朱会意地说：“放心吧，俺家也懂得守法致富。”小崔心里很高兴，带着歉意地说：“刚才怪俺太冒失，请多多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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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夏花，死于安乐
名人广告
　　1988年，正在受假药困扰的深圳南方制药厂希望通过名人广告重塑企业形象，他们找到了著名演员李默然。广告词是这样的：“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应该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我们应该认准深圳南方制药厂独家生产的胃病良药，三九胃泰。”
　　广告播出后，引发了社会上“名人该不该做广告”的大讨论。
　　至今，李默然不愿多谈这件事。从那以后他也没有拍过任何广告。
　　其实，这则广告为戏剧家协会的戏剧节拉了20万元的赞助，李默然本人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价值700元的随身听。
　　现在，社会上有了新的讨论：名人做广告的企业出事后，名人所收天价代言费到底该不该退。
　　“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
　　1988年12月22日，“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回忆，那天下着雪，中国美术馆前买票的队伍蜿蜒一里多长，原定两毛钱的门票暴涨了10倍。
　　观众排队进门时非常急切，可看画时，却不敢长久驻足，直视画面。画家杨飞云的作品《十九岁》前，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后排的人踮着脚尖，根本什么都看不清。观众的眼神非常复杂，有新奇、震惊、羞怯与愤怒。
　　一个戴大皮帽的中年男人晃着肩膀从美术馆大厅中挤出来，满脸潮红，叨念着：“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
　　“大展”期间，曾有一个女记者，称自己代表妇女来与主办方交涉：“既然是人体艺术大展，为什么男的展得少，女的展得多？为什么男的不暴露生殖器，而女的都暴露生殖器？就那么几个男的还遮遮掩掩，把*遮盖着？！”主办方回答：“道理很简单，这是人体展，不是性器官展。”
　　参展画家们生怕随便哪位领导一句话，就把大展扼杀的担心，没有变成现实。为期18天的展览，共展出了28位画家的130多幅人体画作，观展人数创纪录地达到20多万。
　　不过，人体模特们不干了，以罢课抗争：“凭什么我们1小时只拿24块，而你们又展览又出书，让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后来闹上法庭。10年后官司判下来了，3位模特每人获赔1万元。
　　安乐死
　　1988年1月，邓颖超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谈论安乐死。她给节目组写了一封信：“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是我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同年秋，一位名叫李永胜的医生，在身患绝症的老父再三请求下，对他实施了安乐死。尽管父亲签有“死亡协议书”，但因同胞弟弟的告发，李永胜入狱8年。
　　1989年10月，邓颖超委托工作人员转告*：“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
　　

让我们承认危机吧
“《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
　　《红高粱》捧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中国电影报》上一篇作者署名秋田草的文章说。
　　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信给西安电影制片厂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认为“《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还有人写批评文章说：“《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赏识。”
　　影片拍摄地山东高密的农民上访，抗议电影里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
　　“体育的功能被颠覆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1988年赵瑜报告文学《强国梦》中的一段话。这一年，中国奥运军团兵败汉城，对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金牌战略等的反思开始出现。
　　20年后，强国梦依然，金牌大丰收。国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