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再品红楼:红楼别样红-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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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道人”题咏中的“家在蓬莱弱水西”的弱水，就在东北黑龙江与吉林二省之境，所以我特别注意这个辽宁的“大荒”，也似虚而实，确有所指，不过总是以“荒唐”之形迹巧寓真实的内涵罢了。
无独有偶：一次《人民政协报》学术版的记者王小宁女士来访，谈会中提到，她原籍是辽宁抚顺。抚顺北与铁岭接壤，而她曾在一幅旧地图中，竟在抚、铁交界地带发现有一处地名——就叫做“大荒”！
这么一来，我这“考证派”可就拍案惊奇，大发“痴迷”之想了。把这个发现与“潢海”、“弱水”结合起来看，不禁恍然大悟：原来“大荒”不荒唐，本就实有其地。这地，竟与“潢海铁网山”（按即隐指铁岭卫，详见拙文《“潢海铁网山”考（附“樯木考”）》，载《红学求是集》），是同一地区。
我如今更加相信，由于“大荒”有了实据，雪芹上世祖籍本在铁岭，并无错断。人家讥笑我，说我近来离开“考证派”的本行，忽又走向“索隐派”，云云。大约其所指即是这种例子。但只是，过去所以诟病“索隐派”者，是指他们所运用的那种“猜谜”方法太离奇（如林黛玉是影射姜宸英、薛宝钗是影射高士奇……青儿是韭菜，板儿是铜钱等等，云云。）而我们这类考证，究竟如何又是坠入了“索隐派”的歧途错路？思之不能得其解，因为两者并无“相似”之处，不知缘何考察一下雪芹笔下所巧用的史地变名，就会成了那等特殊的“索隐派”呢？
至此，又会有反诘：大荒山可以有解了，那么，“无稽崖”又指何所呢？我答：这个“无稽之言”用来虚托一笔，正如说“石头记”时，只是邦国舆地、朝代年纪“失落无考”的“无考”一样笔法。所以脂砚在此紧跟即批云：“据余说却大有考据。”
你看，这多么有趣，“敷演”的文词是无稽无考，内里“埋伏”的却大有考据。作者口中越说是“假”的，越有无限烟云丘壑，索人去解。这就是一部《石头记》的奥秘所在。不讲这一点，则“红学”云云，就只能是“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等那一套文艺用语了。
然而也有人一直在反对我们这样理解“红学”之“学”，却竭力呼喊：红学要“革命”，要“回”到文学创作上去！云云。
我忍隽不禁，拜问一句：曹雪芹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之言，到底这是不是正指“文学创作”？奇怪，我们试图解读这个与众有殊“隐——借”的创作方法，不是为了回到雪芹的具体的、个性的、独特的“创作”上去，如何反倒遭到大专家们的强烈斥责呢？
我的谬见可以不值一笑，但摆在我们面前多少年来的一个根本问题，还是需要解答：如果曹雪芹写得一概是“满纸荒唐言”，那么，他该很“开心”地对读者哈哈大笑，心情应是兴高采烈，然而他却“一把辛酸泪”、“字字看来皆是血”！这却怎样讲？比如，“辛酸泪”不妨向人直流痛泻，为何偏偏要用个“荒唐”的烟幕？
这样，我这愚蒙就心悦诚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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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解
林姑娘芳名黛玉，从字面解，古诗词早有“粉白黛绿”之语，黛者，画眉之色也，黛为深绿色，深极则转为黑，故“黛”从“黑”而造字。中华古来黑、青、绿往往互代不分，如“青布”即黑布。小时候习闻此称。“青鞋布袜”，即黑鞋白袜。至于“眉黛”，那不烦再举，老杜诗：“越女红裙湿，燕（yān）姬翠黛愁”，更是佳例。所以，宝玉初见林妹妹，即赠以“颦颦”的表字。
但雪芹笔下的人名，字面之外，又多有谐音寓旨，这是大家皆知之事。所以又要问“林黛玉”三字，是暗寓何音何义？若依拙见，此三字至少有两种“读法”：一是“麟代玉”，二是“麟待玉”。此外还可能有更多奥秘，如“麟带玉”——雪芹自己已然透露了“玉带林中挂”了。
如今且说，何为“代玉”与“待玉”。
说来还真是诱人。第一是“林”与“秦”的问题。在古钞本中，“林之孝”作“秦之孝”，那么小红的本名“林红玉”就应是“秦红玉”了。黛玉之姓“林”，似乎与李后主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有关，而“林如海”则是秦少游（观）词“飞红万点愁如海”的运化而成。可证“林”“秦”之若即若离的关系，因而又可悟知：麒麟的古音反切即是“秦”，所以“秦——林”亦即麒麟的古代标音法。
知此，雪芹写书，先有一个林黛玉，后有一个秦可卿，其姓氏音韵相连。然而林黛玉独无佩物，她只能妒忌带麟的史湘云。确实，湘云是佩麟而等待宝玉重会的后半部书的主角；而湘云见了宝玉，又得一金麒麟，真是二人奇缘——已都“聚焦”在双麟佩上——玉佩的作用反而要逊色了，是故又谓“麟代玉”。宝玉有了麒麟，可以不再强调所谓“金玉姻缘”是真是假的烦恼心事了。
是之谓“林黛玉”。
红学家梁归智早即主张黛、湘是从娥皇、女英化来；而女作家张爱玲则认为本来只有湘云是主角，黛玉是作者后来想象虚构出来的一个“幻身”人物。他（她）们两位的看法，殊为似异而实同，微妙之趣令人称绝。
［附言］
娥皇，“秦娥”而可称“妃子”者也。潇湘妃子，合乎林。而女英，正是湘云为“英雄（或作豪）阔大宽宏量”，“唯大英雄为本色”（湘云给葵官取别名谐音曰“韦大英”者是也）。何其两两恰切，岂偶然乎。
怜她寂寞
有一位学友向我提出：宝玉对黛玉是怜惜之情，而非今之所谓爱情。真爱情是在宝湘之间。
这见解，似未经人道，有道理吗？因为这实际牵扯雪芹真本与程高伪本之争，并非枝节细故。
我以为怜而非爱，是看事透到深层的灼见真知，而俗常被伪本迷得太甚的“宝黛爱情悲剧论”者是难以“接受”的——岂但“接受”，连“想象”也是无从谈起的。
书中有证据吗？太多了。
开卷不太久，就到太虚幻境一回，宝玉所见“判词”与曲文是怎么说的？请看：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堪怜者，受人怜惜也，与“恋爱”是两回事。“世外”之人，少有合群至密之友，故谓这种寂寞孤独之人，十分堪怜——多情者如宝玉，能识其心，遂怜其境。多情公子的心迹是广施同情，慰藉于每一不幸者。
是以书中明文、理据俱在，非我制造什么“新说”“异论”。
雪芹的笔，是精细巧妙之极的，每一义总是安排下呼应遥通，待人自悟。寂寞之叹，到了放风筝那一回——乃至茗烟和儿那一回，都十分重要。
——茗烟那一回，是宝玉来到东府听戏，嫌那种“热闹”戏变成了“杂技”，已无曲词戏文的诗境（这是中国戏剧的文化特点，与西方不同），便想起那间小屋中所悬一幅美人图，恐怕她独自在彼，寂寞寡俦，故要来看望安慰——这是什么话？俗人以为“疯”“呆”，笑骂不齿；却正是情痴情种的心灵之光，真情至美——凡物与人一样，皆有生命性情，皆需交会感通；这和什么“恋爱”乃至什么“遐思”“邪念”，毫无交涉。
《红楼梦》的精神世界的不为常人所解，遂为妄人乘隙，迎合庸俗的“婚配”、“性爱”的观念，彻底痛毁了雪芹的伟大和大仁大义，大慈大悲！
放风筝那回更妙。
试看：除了探春另当别论之外，宝钗的是一串七个大雁，黛玉的是一个美人，给了宝玉。这美人怎么也放不起来，气得宝玉甚至说出：若不看在是美人的面上，我就一顿脚跺烂了！
与此同时，他又听了黛玉的话，把顶线叫人收拾了，果然放起来了，可他又说，这美人一去，不知落于何处，如若落在村野，让小孩子拾去，还好；若落在荒无人烟之地，我担心她怕寂寞——又把自己的一个美人也放了去与她作伴！
这些重要的“交待”，一般人都当“闲文琐语”看待，无非逗趣而已。殊不知字字皆非轻下，句句皆有着落。
宝玉的风筝，大鱼给了宝琴（喻“多馀”耶？）；螃蟹给了环儿（横行之人也）；自己接了黛玉送的美人，还另有自己的一个！
请你听听：这都是什么“话”？想过吗？
事情已很清楚：第一，黛玉的风筝（美人，是她自己的象征）是放不好的，宝玉为之生气不耐烦；既放走之后，为之担心，体贴其寂寞——“荒无人烟”之境，即“世外”也，即“仙姝”独处之地也。生怕她孤寂难遣，又将自己的一个与她作伴——慰藉而非缠绵缱绻的“恋”情也。何等明白！
怎奈人们多是不思不悟，死抱着那部伪“全本”原著不放，大讲“宝黛爱情”，何其昧昧至于斯极！事情的大局已明白确定。
——那个又放之美人去作伴的是谁呢？晴雯吗？还是八十回后另有一个怡红院中之人随黛同逝者的佚文待探？
诗曰：
美人一去落花缘，寂寞无俦最可怜。
不识风筝真大事，伪文假物日嚣然。
情缘宝黛泪空垂，假相奇文辨是非。
荒漠美人谁作伴？何曾生死誓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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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与王维
有位读者，专程投函来问：黛玉教香菱作诗，为何单让她读王维的五言律作为启蒙“教材”？盼我回答。平生不愿让人失望，凡较有内容的必竭诚作复；而这次却未回信，至今怀有歉意——原因很多，大约当时极忙，各地信件又多，加上他问的绝非三言五语能够说清的，何况这样的问题自己也并非早就深思熟虑过，妄言是不妥的，打算得空想想再说——这一来就“搁”下再也“回”不到此题上去了。今日记起它，还是不肯失礼，在此简答几句。
第一，小说并非“论文”，作者常常借机行文引趣。我的感觉是：雪芹深知，学诗应从五言学起，最是能练笔力，养风格，不塌不蔫，不庸不俗；但他虽让黛教菱读五言律，却又写她作的是七言八句——这本身就“矛盾”，因此揣度，他单提王维，大约只是为了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大道理，和后文的咏“月”七言律的作法，全非一回事。
一般讲诗的，若提王维，就说他是带佛学味的诗人，其实不然，试看那“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何等的健笔，多么的英气！哪儿是什么佛禅之事？我想，雪芹让人学王维，着眼点当在此处。
第二，诗文不是“一道汤”、“千篇一律”。王维能动，也能静。所以才有许多写景写境的名句。大艺术家无不如此。诗人是个“活”人，用笔也是支“活”笔，没有死条文，死规矩。从王维五言律入手，是讲领悟，不是让人“模仿”、“复制”。懂了为何写孤烟大漠，方有“直”字之理；懂了落日长河，方悟那“圆”字的境界。这是以王维为例的用意，亦即“教学”的艺术，不是死“填鸭”式的灌输。
香菱的三首七律，和王维“无干”。但她终于悟到“千里白”、“五更残”的时空境界，懂了“秋闻笛”、“夜倚阑”的人物心情——由这点烘托一个“月”来。
学生香菱自然成不了王维，师傅黛玉也不是“王、孟”的诗路，因为身份、境遇……都不同。但文学艺术有个大道理，却是四通八达、万变而有其“宗”的，离开不得。
如果以为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人，就不能写“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馀”，那是以“死脑筋”看事情。黛玉的三篇长歌行，五言律，七言律，联句，也各有其格调声容——然而又与湘云、宝钗的手笔不相混同。香菱的诗，在《石头记》佚稿中应有发展——不知是什么情节？但我相信，雪芹设计了学诗一大回书文，却只为了三次咏“月”，便再无呼应作用，必无此理。因为他的章法没有“单文孤证”，都是“常山之蛇”，首尾必应的。
我这些想法，属于“心血来潮”，偶忆及此，未必即是。这不是小题目，希望有大方家为我们好好讲一讲。但即此区区拙见，我也无法都当“信札”写出来，立时答复那位读者。不知他能读到这篇小文，并能谅解我难以尽答的困难否？
葬 花
一提《红楼梦》，先想起的定是林黛玉；一提林黛玉，先想起的又定是《葬花吟》。这已成了“定律”，甚至有些人的感觉上《红楼梦》不过“就是这个”。可见其影响之大，真不可及。
伤春惜花，残红落尽，而喻之以“葬”，诗里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