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再品红楼:红楼别样红-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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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些人对此就“抓”住证据了：确是天天甘受一群“毛丫头”们的气，一点儿“气性”也无！书里的傅家的两个婆子，看到宝玉的形影，就如此评论的。可是，那些以“大男子汉”自居的“看官”们，单单忘了宝玉的“另一面”——他和湘云最为亲厚（实在对黛玉远甚），但当湘云偶因劝他去会见贾雨村，学些“仕途经济”时，他立刻毫不客气地说：“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去——我这里仔细脏了你知经济学问的！”并且批评说那是些“混账话”！
请问：这是不是“刚性”、“气性”、“原则性”？！难道我们要他对他诚敬怜爱的女儿们竟拧眉努目、吹胡瞪眼，充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的一派凌人抬己的臭架子不成？
我们应该“自我检讨”，懂不懂“浊物”这个名词，是何内涵质素？别让自己陷入“大男子主义”的庸俗坑淖中去。
窃以为，宝玉的两“面”不同表现，可以和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先后合参对看，岂不饶有意味可寻？似乎没有谁讥嘲鲁迅是“没有刚性”吧？鲁迅与宝玉，自不宜“硬”比“强”拉，这原不待说，但毕竟在“各有千秋”之中还不无“相通”之处——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对宝玉颇能理解，并大有赞赏之意了。这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中华文化和英雄人物的大课题，需要深研细究。鲁迅当时“千夫”纷纷“指”斥围攻，而宝玉恰好也是“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不是清清楚楚地令人憬然吗？
然而那种“没有刚性”的论调至今有唱和者。这就表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也是文化教养不同，各有其思维模式。不过，人又总有些“常识”，不肯冒犯“常规”——比方，评论一下说鲁迅“没有刚性”、“哪里像个男子汉”……的高明者，大约是还不曾出现过吧？
贾宝玉和鲁迅，都不是一下子、很容易、简单地可以认识的人物。如果只用“好”、“坏”、“善”、“恶”、“正”、“邪”等等传统道德观念和“定义”来对待他们，结果弄清楚、说明白的“批评者”是不会很多的。
知人论世，谈何容易。研芹论《红》，又比知人论世“容易”多少？宝玉是个强者还是弱者？他对什么和顺、对什么刚硬，是有分际有原则的，雪芹笔下，是写得明了的，可惜，“接受美学”的关系，致使若干人看“反”了原意本旨。这当怨谁？如何解决？有待专家开方用药，非细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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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新型圣人（下）
如何称得一个“圣”字？在某一领域造诣至高至极者就有资格。例如王羲之为书圣，杜少陵为诗圣，断无第二人可夺其位置，即是真圣，即是实至名归，万人拜服，千古不易。依此而推，所以宝玉堪为“情圣”——正如雪芹堪称“稗圣”一般。
宝玉是个情痴情种的最高代表。他的情，至大，至广，至诚，至切，至深，至厚，至痛，至真，至善，至美。这是一颗无可比喻的人类心田、心地、心境、心灵。
他之所以不同于前圣旧圣而为“新圣”者，在于他的崭新的价值观已然超越了以往的社会人生的标准尺度，而达到了一个升华至美、至大无名的境界。
我这样说，可信否？
若嫌我人微言轻，就让我拉一位名贤来作证，即《红楼梦人物论赞》之作者涂瀛，其《贾宝玉赞》已给他定了位，赞曰：“贾宝玉，圣之情也。”这“圣”字是由他先定下的，非我妄拟阿谀之词也。宝玉是“圣”者，但又不同于孔子孟子、玉帝如来，他有自己的、即新的“教义”和留下的“经典”，此经典即是《红楼梦》。
《红楼梦》不是不讲“仁”，不讲“德”，而是更高层的真仁大德——他改用了一个“情”字来概括这部经典的胜义，所谓“大旨谈情”者是也。所以涂先生看清了，此真“圣之情者”——我以为，应该作“情之圣者”，也无不可。当然，哪个是本，哪个是末，值得深入讨论。
“情圣”之圣，是以情待所有之人，不分亲疏等级，包括“不情”者在内，同一博施溥化。此其一。其二是他将“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命题转化而为积极的，大约可试拟为“人有所欲，我施与人”吧。当然，在《红楼梦》中，这“人”应特释为“女儿”——雪芹用女儿作为“人”（真正的人）的代表，那是另有一层深义，——然而也正是新型圣人与旧圣前贤的不同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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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的别号
贾公子别号不少，诸如绛洞花王、混世魔王、遮天大王、富贵闲人、无事忙，还有自呼的“怡红院浊玉”，回目中所称的“情哥哥”，书文中的“多情公子”——可谓多矣。总列而观之，煞是有趣。
有趣的是众义纷陈，各占一解。但其所以然者，是“反映”出这个少年的本性真情，志趣风格，抱负襟怀，是多么复杂地“统一”化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奇才和痴人。
若逐一个别“注释”其本义实旨，不妨试作“解人”，姑陈臆测——
绛洞花王，王是主眼，或作“花主”者是个别版本讹字，务请改正——道光年间的王希廉不就自号“护花主人”吗？其实那思想庸俗得很，去宝玉十万八千里矣。
花王的“王”，不是称王称霸的帝王思想，是在某行某业中独有魁首之位的意思。在过去，时常可以看到此例，比如制造剪刀品质第一的，俗号即是“剪子王”。就连京剧里，也有“梅大王”之称号，谓梅兰芳是也。再如唱京韵大鼓（书词）的刘宝全，人人都尊之为“鼓王”，皆其良例。
所以，宝玉“小时候的营生”，是说自己居于花洞中为养花的第一能手——而绝非给群花做什么“主”、当什么“头目”的那种士大夫们“雅得俗不可耐”的庸俗念头。
混世魔王、遮天大王，贬语、戏语，我于另处讲过，今悉从略。
“富贵闲人”，又怎么讲呢？
若看字面，正是世上最难得的富贵中人，又无事多暇——最为自在，最能享受。这就“被作者瞒过”了。
雪芹设下此号的本义是：虽生于富贵之家，却于富于贵二途，均无交涉，是个不属于此类的“闲”者——多馀之人耳。
这个别号，最为“有味乎其言”。
如《西江月》，说的就是“富贵不知乐业”——杜少陵说曹将军（大画家曹霸，魏武之后）是“富贵于我如浮云”，即此“闲人”之谓也。
再看“无事忙”——
无事，“闲”之注脚也，闲而实“忙”，似矛盾而相反相成——我于富贵场中，无事无缘，“闲”得“难过”，而我之时时刻刻都在繁忙者，是为“千红一哭”的事业，日日夜夜操心费力，为她们伤怀落泪也。
所以，回目中又明出“试忙玉”之文——而那“忙”字却被人妄改为什么“莽玉”，成了几乎和薛蟠一样的气质了，真是毫厘千里。坏本子类此者甚多，怎不为雪芹叫屈不平，大声警世！
居末，出现了“怡红院浊玉”。
好一个“浊”字，写尽了宝玉的内心情愫。
想当初，大石化玉时，明文是“鲜明莹洁”——俗话有“透灵碑儿”一语，仿佛似之。那么，怎又“浊”了起来的呢？
“眉浊物”呀，在女儿面前永远是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愧煞人也！
浊玉，身在浊中，也无办法。慨叹“太（或作好）高人愈妒，过洁世间（或作同）嫌”，而混迹于浊世之间，怎么能真洁而不浊呢？
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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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的自愧
作者有深痛——宝玉怀内疚：“家亡人散各奔腾”，家亡自难说是宝玉之罪，但人散却该由他承担一面责任。这话怎讲？明白清楚：人散的开端就是由宝玉而变生事故，一步一步导致这个使作者终生抱恨、满怀愧悔的全书大旨主题——为千红一哭，随万艳同悲。
人散的第一名就是宝玉的丫鬟茜雪。茜雪毫无过错失职之处，却因宝玉自己在宝钗屋吃酒醉了，因奶母李嬷嬷之故，即向茜雪大发公子哥儿的脾气，摔了茶（盅）。此一事故，在第八回，是全书第一次写宝玉对待丫头使女的骄纵之气——“少爷”再好，也能他作威作福，喜怒无常。茜雪之后，又有小红之被排挤离开怡红院，蕙香（四儿）之逢怒而遭斥。她们的本身本职，也是毫无过失可寻，一派冤枉。
而从脂批逗露，这小红、茜雪、蕙香（又作佳蕙），却是日后贾府败落、宝玉遭难时的念旧相助之人。这一点已足以让人深思而感叹不已了。再接下去，是惹了金钏的一段大祸，葬送了人家的青春性命。异日出城私祭，其深藏的内愧、隐痛，尚待言哉。
在“撕扇子”之前，又有欲逐晴雯的大风波。虽然此事晴雯也有其过分的不当之处，到底动不动就以撵逐为本领手段，开启“人散”的大端，岂可为宝玉寻词而诿过乎。是以我谓宝玉应对“人散”承担一定的罪责。
至于不能救助柳五儿，无力挽还芳官的被尼庵拐骗，尚不忍派他的不是。但他又很早许诺了众丫鬟，将来都要遣散自便——因此袭人临行方有“好歹留着麝月”之言，则可见诸鬟之去留，宝玉还是有“权”的，那么他一生的喜聚而怕散的伤离，却又自导于离散的前驱，是又何耶？
或许，这也就是脂批指出的：宝玉有“情极之毒”吧？“盛席华筵终散场”，“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聋子放炮仗——散了”……这些谶语伏词，为了什么？是“情痴”之“抱恨长”？还是“冤债偿清好散场”，看破了“红尘”而彻悟了人生之如“梦”？
“愧则有馀，悔又无益”——此岂作者著书谢罪于闺友闺情乎？众多女儿含冤负屈而亡而罪，而苦而难，为宝玉也，亦缘宝玉也。宝玉岂得辞过？岂能自安？是以“通灵”玉上所镌“贰疗冤疾”，说明宝玉又曾有冤疾几乎致命的一段重大情节，而八十回后已佚缺。
诗曰：
悲欢离合是书魂，伤别伤春心自扪。
人散开端思茜雪，三春去后各寻门。
宝玉的“思想”是自由、平等、博爱吗
红学如其他诸学，各有发展流变的历程。“新红学”被批判了，以“资本主义萌芽”论为经济基础而解说《红楼梦》所反映的“上层建筑”，如思想意识等等的说法兴起，取代了“新红学”。此说至今时有重提、复述的例子。如自1954年“批俞”计起，正好已满五十年。
由此一理论而提出的“贾宝玉论”中便出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认为这正是“怡红公子”的思想三大重要表现，恰好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初级阶段的口号要求相似，因而这必然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的反映，于是在中国经济史上寻到了若干可以证明《红楼梦》与时代正相符合的证据。
记得那时期传达的毛泽东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谈话里，就说“虽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并于此后又曾指示：迄于彼时，还没有真正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红楼梦》研究著作。
最近一段时间，认识了几位在校的高材生，有男有女，他（她）们识见不凡，也敢于打破陈言，自抒新见，表示不同意以“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来理解中国的这部独一无二的伟大瑰宝，也不赞成把宝玉说成是“反封建”的“叛逆者”。其大意是认为，《红楼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物，不宜用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来“比附”我们的历史实际。
这些新一代青年的对《红》书的理解与议论，令我感到意外，也引我深思。说到“自由、平等、博爱”，是否就等于宝玉的思想？这倒是我早就自学自研的课题之一，却不自近时认识新一代青年高材生开始。因此，想顺便乘机说说我多年的想法——而并非是与他们这些新秀“倡和”之意。我曾想过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萌芽”？应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因小生产者的自发分化而产生”（引自《辞海》）。它是最初阶段，还不成“形”。
第二，小生产自发分化，为图自我生存、发展，这才有了向“封建者”要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此时应已“成形”，有了些微的“联合”力量了。
第三，所谓“自由、平等、博爱”，都是为了一个“自我”的利益，因为小生产者原先最受桎梏拘迫、最受歧视鄙夷、最不受富贵之族的“怜爱”，不当“人”待。
第四，一旦这些小资本者（经历时间、地域等条件的发展兴隆），其奋斗目标变为积累垄断资财、剥削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