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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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童工，在中国也是违法的。然而，就我的观察，这里的童工现象太普遍了，我曾经走过中国许多城市与农村，也接触过许多辍学出来打工的孩子。
2007年底，有一次去贵州省被设定为扶贫样板的毕节地区大方县考察半个月，主要是了解那里的义务教育普及情况。那个时候，中央政府刚刚制定并推出了一项政策，即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书杂费，这是推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非常好的措施，无疑是非常正面的。许多农村孩子辍学，原因很多，但学费及乱七八糟“被”附加的各种费用太昂贵也是一大原因。许多国内外观察家认为，免除书杂费这一举措是中国教育的一次突破与转折。
但我的观感不一样，即这个举措的效果似乎并没希望的那么理想。中央出台好政策，未必都能不走样地传达到地方。我发现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复杂，我见过许多天高皇帝远、自以为是的地方官员，也了解到他们许多无视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以自己的喜好和利害关系去治理地方的情况。中国太大了，地方官员有足够的条件和“智慧”来对付上级，办法之一，就是掩盖事实，假报现状。
在那一“好政策”推出后的大方县，我接触到了太多太多仍然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原因有两个，一是有些家长根本不知道中央出台了免除一切学费的政策，就是老百姓的知情权没有落实，或者是地方政府和学校没尽到宣传之责，当然，是否有人故意隐而不报，以便按惯例继续坐收渔利，我就不得而知了。另一个原因看起来更加严重，原来，孩子不上学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交不起学费，而是因为家中贫困。因为，学费并不是家庭对一个学生投入的全部。这一状况让我认识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孩子不上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学费多少钱，而在于家里有多少钱。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政府免除学费当然是大好事，但免除学费却并不能保证这些家庭的孩子继续上学。因为家里很穷，尽快改变眼前的贫困，比受教育更迫切。教育算什么呢，又不能给全家带来现实的好处。如果孩子不早一天出去打工，家里就没钱花，因此在很多人家，孩子未成年就被送出去打工挣钱了，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国虽然搞计划生育，但在偏远乡村，多子女家庭仍很普遍），长子长女往往首先辍学，去做童工。童工也许挣不了几个钱，但起码生活不让家里负担，多多少少又能给家里交一些钱。相比不打工，这一进一出，账目是很明白的，你说家长会怎么选择？
我是“童工”出身（2）
我在毕节地区的考察得到了大方县委宣传部及*门的支持，我还接受了毕节电视台的独家采访。很感谢当地政府的热情款待，他们全力以赴配合我的调研活动，经常强调教育事业对扶贫的重要性，“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差也不能差学校……政府官员的工资可以被拖延，但教师的工资一定要按时给。”我也发现，在那块欠发达的土地上，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收获最稳定的是教师，我也确实感觉到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以及为此承受的压力。我收获很大，受益匪浅。不过，问题仍然存在，我能看到的许多内容，都是被挑选的，被安排的，对新政策实施后辍学现象依然没有消除等情况，他们坚决不让我看，他们用什么办法呢？他们用了最常用的办法——装糊涂，此外，他们还“热情”地派来喝酒的高手来陪我，从早上开始就陪我喝，我不愿猜测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想用酒把我的头脑弄糊涂。
当然，我并没有糊涂，而是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秘密何在呢？这要归功于来自爷爷、父亲的良好遗传，那就是酒量一流。不夸口地说，我来中国之后几乎没有醉过，或晕倒过。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我一个人跟沈阳军区的五位军人对着干，大家都用玻璃中杯，一杯一杯地干52度的白酒，记不清一共干了多少杯，反正到了最后，我就没有记忆和意识了……
那次贵州调研很成功，我瞅准机会就偷偷地乱跑，跟自费照顾贫穷家庭孩子的教师聊天。一位姓王的女教师对我说：“我每个月的工资2000元，其中800元是给我班上的孩子们吃饭用的。政府当然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一次去一个辍学女孩家，她15岁了，跟奶奶两个人过，父母都到贵阳打工去了。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上学？”
“因为家里没钱，如果我去了，奶奶、弟弟、妹妹就没饭吃了。”
“国家免除了一切费用，你知道吗？”
“不知道，无所谓。”
“你想上学吗？”
我问到这一句，她突然掉眼泪了。对她来说，教育本来就不是无所谓的，她真的很想上学的，只是在奶奶、父母面前假装对教育不感兴趣而已。
晚上9点多，我跟她两个人一起散步。我从她那里了解到，这个15岁的女孩在社会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让人触目惊心，但却是许多贫困地区的女孩走到绝处都可能会选择的谋生方式。在这里，我就不具体透露了。通过这次调研，我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依然要走很长的路，教育政策的制订者推出好政策固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跟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我发现，深入探究下去，许多问题是结构性的，是相互关联的。解决那些孩子的上学问题，需要从教育、民生、医疗、财政、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去加以统筹，否则，再好的政策，执行起来也会走样，难以达到美满的效果。
以上是由童工问题引出的题外话，下面把思路拉回来，说说我自己的“童工”生涯。
13岁的时候，我通过父亲朋友的介绍得到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找这份工作，利用了关系网，看来，乡下的日本人也很讲究“情”，违法是违法，但可以通过人情改变一点点局面。随后不管搬到哪里，我都能找到送报纸的活儿，这和自己老报童的身份有关吧。日本人就是爱看报纸，最大的《读卖新闻》有1000万份的发行量，位居第二的《朝日新闻》有800万的发行量。不仅是企业订，普通家庭基本都是订阅的。每天早上，有专门的送报员按时将报纸送上门。我就是每天早上专门送报过来的那个送报员。说起来，我从事的是服务业，为读报者服务就是我要坚持的宗旨，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力争做到最好。而且，要做就不能半途而废。在将近2200个日子里，除了田径比赛、集训和报纸停刊的时间以外，我一天没有休息过，雨天、大雪、台风……每天都必须按时送报纸。顺便说明一下，在我比赛、集训的那些日子里，送报工作就由爸爸和弟弟代劳。实际上，平时送报，都是我和爸爸、弟弟一起送，我不能送时，他们的工作量要增加一些。送报要起早，我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3点半开始送报纸，送到6点钟，回家，吃早餐，上学，这是我从初一到高三大致的生活节奏。晚上一般要到10点—11点才睡觉，我每天从来没有睡过六个小时以上，平均是四个半小时，我不觉得很少，我睡眠质量超好，头落到枕头上，不到一分钟就能入睡。父亲常说，“睡那么多干吗？睡多了，人会变得懒惰的”。一般认为，睡眠对健康有影响，我的体会是：健康不会受影响的，关键不在于睡多少，而在于睡觉有没有规律和睡眠的质量高不高。即使每天睡四个半小时，每天都是有规律地睡觉，睡得深，睡得熟，就没什么问题。 。。
我是“童工”出身（3）
虽然有点辛苦，但我始终热爱送报纸的工作。积极面对每一件事是一种态度，珍惜每一份工作是一种责任。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就送报而言，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作为国家级的运动员，本来就是要早训嘛，送报都是跑步送的，是最好的早训，而且也是工作，能够保持一定的压力，培养责任意识。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毅力和耐力，肯定是从近2200天的送报经历中萌芽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赚到钱，基本上是五万日元的月薪（3500元人民币），这笔钱满足了我的学费、交通费、生活费、餐饮费、体育用品费等的需求。我上高中有“体特”身份，学费免了一部分，但毕竟也需要鞋子和衣服等体育用品、集训以及参加比赛的各种杂费。弟弟也和我一样，从初一开始挣钱。反正，我们是从13岁开始在经济上独立了，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了。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也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感，而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并为自己感到自豪。家里有困难，全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是男人啊！再说，我们既可以锻炼身体，培养好习惯，又可以赚钱，熟悉社会，我学习也不错的，由于时间很紧张，反而明白了时间的宝贵，利用各种时间和空间去学习，也学会了有效、合理利用时间的方法，这一切都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13岁到18岁期间，我做过三份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送报纸，还有就是从高中二年级开始的日英——英日翻译工作。这也是利用了爸爸的人脉，联系了几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帮他们翻译文件，日译英，英译日。那时候，我的英文已经很不错，早就过了类似大学四级、六级考试的水平，TOEIC也考了几乎满分。我们当时生活困难，对长跑运动员的我来说，学习是件比较轻松的事，很简单，其辛苦不能跟送报、训练相提并论。这是我的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如此。还有一点，我从小就有强烈的对外意识。因为，我所生长的环境相当封闭，我性格又那么突出，一直被排斥，日本的社会有一个很怪的恶习，即排斥另类，通过排斥另类来维护秩序，社会因此显得相当平均、均衡。我就受不了这一点，很想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跟日本一样这么郁闷。后来，我15岁时去了澳大利亚，开阔了眼界，从此才明白：原来日本才是个另类。
正因为心底有着强烈的出国愿望，我很重视自己英文能力的培养。总结起来，我提高英语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英文报纸，随时找学校的外教主动说英语，在15岁到18岁骑车上学期间（我们家后来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大约相距15公里），我每天在路上坚持用英语自言自语，反正车速很快，不会打扰别人，顺便锻炼一下肺活量，但这种边骑车边说话的方式很辛苦的。我做事情向来要求做到至少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否则我不会做，至少要让自己找到两个点，当然，一举两得也好，一石二鸟也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多的是主动寻找创新和突破，是意愿高度强烈和自觉的产物。
翻译工作效益很可观，翻译一个小文件就可以拿一万日元左右。一个月平均翻十个文件，就可以拿到十万日元（相当于6600元人民币）。有时候还接模特儿的活，因为人长得高嘛，长得也比较苗条，加上是运动员，比较健康，比较阳光，看起来，也有一点帅气。但因为这个活不稳定，因此我就不太喜欢。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做了，家里人也不喜欢那个圈子和那个圈子里人的做派。我就更加专注地送报，做翻译，一个月平均能赚15万日元，就是一万元人民币的样子。这样除了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之外，还满足了妹妹上学及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钱，用在一家人的餐饮上面。我很满意，自己通过努力能够帮助到家人，每天早上和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看着大家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我真是感觉太幸福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这种和谐安康的生活。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是我奋斗的力量，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大家在一起。
不过，总体说来，加藤家的日子，还是充满艰辛。搬到山梨县之后，父亲曾充满信心的新工作并不顺利，后来不仅拿不到工资，甚至放弃了房子，外出逃债，一家五口人无家可归……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1）
我1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