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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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典”有关的日子（3）
首先说说跟阿姨聊天。在普通话相对标准的北京生活，学汉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利用好这个条件，就应该尽量跟北京人多接触，但一定要跟普通的、只会中文（最好不识字）的老百姓接触，而今天的大学生基本都懂些英文，我跟他们沟通不畅时，他们就用英文给我解释。中国大学生说英文的积极性相当高，我无法控制他们不跟我说英文。而且，全球大学生所关注的话题都差不多，就是那些时事问题、就业问题、国际交流等，而我真正要了解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尽可能原生态的、特别“土”的北京街头文化。要了解这种文化，选择那些在街头无所事事，以聊天为业的阿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选择女性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说理由，大概因为自己比较容易亲近女性，而且女性说的普通话比男性说的浅显一些，好理解一些，也标准一些。当然，刚开始时对方会有一些抵触，“这个不会说中国话的老外，这个曾经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的后代”。我还有几次被拒绝消费呢。但经常过去，发自内心地真诚地表示与她们交流的愿望，也不断买她们所经销的商品（主要以冰棍儿为主），我逐渐打入到她们中间。我跟无数个阿姨聊过天，有的还成为了很谈得来的好朋友。和她们聊天，最难找的就是话题，天天聊天，哪有那么多话好聊？我的词汇量又特别有限，就只好重复聊同一个话题了。开始，聊天是快乐的，但天天聊天，又聊着类似的话题，还是比较无聊，令人疲倦的。后来，阿姨们越来越看穿我找她们聊天是希望提高中文水平的，就照顾我的词汇量，有时慢慢说，有时另加解释，有时教我生词——她们是我学习中文的老师。没有她们的耐心和包容，我在初期阶段的进步不可能那么快。今天回想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都在哪里，在干什么，说实话，连她们的名字都忘了，但感谢之情依然装在我的心中，我衷心祝愿她们能够天天快乐，日子能够越过越好，我还要告诉她们：阿姨，我长大了。
　　其次说说翻字典。字典对学语言来说是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你的兄弟，你的伙伴，你的战友，必须随身带着，要不离不弃。这是我当初开始学习英语时候就确定的座右铭。我从来不用电子词典，那个用起来是方便，但真正做到刻骨铭心，还是要一页一页地翻，一个一个地查，在字典上留下自己学习的印记，留下的记号，所做的笔记，这一切让人感到亲切，在这样的使用过程中，字典逐步变成不可或缺的教科书了。而我对机器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情。每当我翻字典时都准备纸和笔，边翻边写，一边看新的单词，一边发音，一边听自己的声音，一边做标记。这样，翻字典本身满足了语言学习的四大功能：听、说、读、写，可谓一举四得。对学语言来说，效率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别忘记，没有最高的效率，只有更高的效率，而且效率也不可能一夜之内得到提高，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尝试慢慢儿折腾才能渐入佳境。而在字典上不断折腾，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我要像感谢陪我聊天的阿姨一样，感谢字典！
　　关于读《人民日报》。我当初每天在报亭买报纸，看了许多报纸，但每天买报，每个月算下来，是笔不小的开支，于是就想办法，读不花钱的报纸。后来发现学校的各个机关处室每天订阅《人民日报》，北大有许多机关处室，我就四处联系，后来跟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做保安的哥们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约定每天把大家看过的报纸偷偷地提供给我。这样，我就确保了免费获得报纸的“渠道”。每天下午5点我去保安哥们儿那里拿报纸，顺便聊聊天，也是一举两得啊。其实，找到合适的聊天对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要不断折腾，才能找到理想的落脚点。那位保安哥们儿就是相当不错的聊友，我们很能谈得来。感谢他对我的照顾！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4）
虽然不少人不太爱看《人民日报》，他们更倾心于专业性更强、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报纸，但我总觉得，对于我这样学习汉语的人来讲，《人民日报》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份读物。一是其文字的严格和精确。《人民日报》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报，所有文字都是经过严格推敲过的，基本上不存在文法上的错误，非常规范，让我从中学到了中文的基本结构、语汇和语法。二是其内容的权威性。因为它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党报，其功能就是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那么，我阅读它等于了解了一个时期中国的中心工作及国家发生的各种大事。刚开始觉得有些枯燥，但后来越阅读越感到有趣，文字表达的一点点变化往往就能反映出国家政治气候上的变化，或者说，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都能从这份报纸上找到端倪。从这份报纸上，我学会了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即尽可能不去牵动人们“政治正确”这根神经。其实，我后来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课堂上修学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等政治课，绝大多数中国同学已经学惯了这些课，不大提得起精神，我却充满了新鲜感，充满兴趣和好奇，毕竟这些课也是了解中国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了解中国社会主导思想与青年关系的绝佳机会嘛。实话实说，我在所有课程里最重视的就是三门政治课，并从中受益匪浅。
　　再说说戴着耳机听广播。就学语言的意义上说，电视和广播之争，谁胜谁负，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在大多数人看来，看电视有声音，有画面，二者兼具，似乎效果更胜一筹，有视觉效果，再加上字幕，对于知道一点点汉字的日本人，更容易懂得一些。但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错估自己的实力。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听广播。听广播纯粹是靠两个耳朵去听，这对锻炼听力来说是更有效果的。在这里，想再强调一句，对于学语言来说，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更好的方法，不同的人群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比如，对于欧美人来说，可能用电视更合适，理由有二，一是他们本来不懂汉字，有没有字母就无所谓了；二是欧美人的耐心和刻苦程度没有日本人强，长时间听广播是很无聊的，欧美人恐怕受不了，相对来说，快快乐乐地看电视，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我听广播，强化了耳朵的敏感度，学会了从总体上了解对方说什么，虽然不一定能弄清每一个词汇的意思，但可以大致理解整个一段话的意思。对于听力培养而言，理解整个句子比追究单个的词更加重要。我是“移动率”很高的人，喜欢到处乱跑，收音机便于携带，也比较适合我的生活习惯。“睡眠学习”法也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采取这一方法三个月左右时，突然发现自己做梦都是中文版的，也就是说，我已经给自己灌输了中文版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这一转折，大大促进了我听说中文的能力。
　　学习语言不是靠金钱堆积出来的。我用以上四种方法学习中文，一共用了多少钱？可以算得出来：跟阿姨聊天是免费的，我买过他们卖的冰棍儿等，但从来不交学费；字典是300块钱左右，这300块钱买下的是永久的工具，不仅是现在才能使用，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来看，利用字典还是比较合算的；阅读《人民日报》也是免费的；听收音机有开支，但我买的两台收音机，一共才花了100多块，我用了两年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5）
学习语言需要节约精神，要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种工具，每一个人物，每一次机会。指望靠金钱堆积的人是不适合学语言的。北大的“小联合国”0北大的“小联合国”
　　——勺园的那些事儿
　　2008年5月1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为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默哀三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轮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这三天时间里，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这是特别的日子，大地震在中国引起的巨大悲痛，让我感到震撼。
　　之前的15日（周五）晚上，我跟北大的几位留学生骨干在当时大家都公认的北大外国留学生代表、来自非洲贝宁的吉尤姆的房间会面，商量我们驻华老外能为汶川灾区做点什么事。虽然我们不是中国人，但毕竟是在中国境内读书、生活的居民，中国的朋友遇到灾难，我们觉得有义务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受灾者。在中国文化中，这叫仁爱，用西方的说法，这叫人道主义。商量的结果，我们决定动员北大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举行抗震救灾募捐活动。16日（周六）立马开始准备，分头到学校的宿舍、食堂、教室等地方贴倡议书，向周围的同学以及住在著名的北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勺园的留学生发出倡议，让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我们用两天的时间调动了所有能调动的人际资源，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由我们自发推出的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暨港澳台学生抗震救灾募捐活动得到了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的支持，也得到了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会、非洲留学生会、台湾研究会、新加坡学生联合会、越南留学生会、香港文化会、澳门文化交流协会以及日本留学生会的协助。19日至21日的8∶00—18∶00，募捐活动在北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勺园二号楼门口举行，募捐开始前，我们集体为地震遇难者进行哀悼。
　　在那段时间，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留学生都在忙于毕业论文、考试和求职等事情，但在大地震造成的灾难面前，大家都放下手头的一切急务，全力以赴投入到公益活动中。作为募捐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我感谢所有参与者的努力和奉献，我很欣慰我们一起展现了北大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凝聚力和人道情怀。
　　除了组织活动之外，我还有一项“特务”——特别任务，就是展开公关工作，因为我是在北大外国留学生里面最具备媒体资源的人选之一。这项特殊工作，我只跟吉尤姆一个人作了“汇报”。
　　这里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吉尤姆这个人。吉尤姆是我2003年春天来到勺园之后第一个认识的朋友、我的邻居。他的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国际关系学院读的。对于我来说，他既是我在勺园的邻居，也是国关学院的师兄，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我在华留学、生活当中的最佳朋友和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导师。
　　记得2003年“非典”期间，我每天都到吉尤姆房间聊天，刚开始我不能说中文，就用英文交流（他的母语是法语）。但他担心那样沟通下去我的中文无法得到提高，就有意主动跟我讲中文，时时刻刻指导我的中文，偶尔也用英文和我谈论一些国际问题、中国政治、人生规划等方面的话题。作为有着十多年在华生活经验的兄长辈的人物，他经常跟我说：“Yoshi（我的英文外号），你不要着急，学中文，了解中国都要慢慢来，这样才能做到扎实。”。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6）
“扎实”是吉尤姆对我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在他看来，我这个年轻人（刚来中国时我才18岁）容易急功近利，不懂得“欲速则不达”。他比我大15岁，经历过政府、外交工作的吉尤姆对我的在华成长无疑起到了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我们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不管是在学校内的学习还是校外的活动，我每做完一件事，总会想到去离我房间（二号楼三层）15秒左右路程远的吉尤姆的房间（三号楼三层）跟他说说。他每次都会很迅速、很客观地对我所做的事情进行评估和分析。
　　吉尤姆曾经带我去贝宁驻华大使馆会见贝宁最高领导人和驻华大使，让我在中国了解到非洲的传统、饮食、风俗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我所经历的那些场面让我深切地感觉到北京是个国际化的舞台。
　　吉尤姆2009年7月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记得，他回国的那一天，天气很炎热。北大留学生办公室的领导，非洲留学生会的所有学生，还有我，一起到勺园三号楼门口送他。他跟每一个人打招呼，简单聊几句，最后轮到我，我们俩互相看着，自然地拥抱了十秒钟左右……我回想了六年期间发生的许多故事。没想到在中国如此深地影响我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影响我的人生哲学、生活态度的人竟然是个来自非洲的兄弟。分别在即，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千言万语，不知该怎么表达，我只对他说了句：“你保重，我会好好的……”
　　与吉尤姆的离别意味着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