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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情系国计民生:政协提案的故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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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折实推行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实物标准各地互不相同。
  这个办法对安定人民生活、吸收游资和筹集建设资金起到一定的作用。
  折实单位牌价由各地人民银行逐日挂牌公布。
  从1949年实行折实办法后,由各地人民银行按当地折实单位所含实物的市价计算。
  随着人民币币值和市场物价的稳定,1954年年底以后即不再公布折实牌价。
  当时甘肃刚刚解放,经济一片萧条,工业落后,商业凋零,物资缺乏,人民生活艰难。
  在一些贫困地区,粮食不够,为了充饥,当地百姓只好往粮食里掺油渣。
  邓宝珊在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向中央请示调拨粮食。
  同时他还发现,即使是有国家给发薪水的人,工资水平也很低,加上当时甘肃投机倒把现象严重、物价飞涨等因素,他们维持生活同样发生困难,影响到工作情绪。
  邓宝珊认为,甘肃正值需要大力进行建设的时期,要迅速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修建铁路、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诸多领域都需要30民革中央开基立业从民族、民生最基本的需求入手人才。
  所以,薪资问题不仅是个人待遇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
  因此,必须解决甘肃在薪资中存在的问题。
  他在提案中提出了两个薪资计算方法:第一种按经济情况较接近的行政区域划分,可以使薪资的地区差距缩小;第二种按当时各地的物价行情变化来确定薪资水平。
  这样折实单位包括了几种生活必需品,而非一种粮食,可以把粮食价格和日用品价格都考虑进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开基立业 从民族、民生最基本的需求入手(3)
特别是第二种方法比较符合当时甘肃地区物价水平与薪资挂钩的需要,使薪资的构成更趋于合理。
  邓宝珊主持甘肃省政府工作期间,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深知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
  他对全省的农村工作特别是粮食工作十分关心,对发展农业、畜牧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不但提出新的设想,而且常到现场具体指导;他极力促成甘肃工业的发展,许多大项目如天兰铁路、兰新铁路、白银公司、刘家峡水电站、金川公司、酒钢公司等的上马开工,他都大力支持。
  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关心大中小学的建设和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结交了许多国内外高级知识分子挚友。
  在工作中他注意从甘肃的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
  在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共事中,他尊重*甘肃省委的领导,与历届省委领导都相处融洽,工作协调。
  他为甘肃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宝珊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等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第三、四届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员会主委。
  *期间,邓宝珊受到了冲击。
  周恩来总理闻讯后,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
  已是古稀之年的邓宝珊在这场浩劫中时刻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于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逝世。
  (杨路执笔)民建中央简介中国*建国会(简称民建)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
  民建在现阶段的政治纲领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积极履行参政议政和*监督职能,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奋斗。
  民建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促进发展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针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在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1945年12月16日民建在重庆成立。
  现在民建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都建立了组织,现有成员11万多人。
  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黄炎培,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为胡厥文,第五、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为孙起孟,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为成思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为陈昌智。
  32
  民建中央
  

发动全会力量为国分忧解难(1)
发动全会力量为国分忧解难民建中央我国人口众多,安置就业的压力本来就很大,加上“*”后大量的知识青年返城,城镇就业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
  从1977到1981年平均每年就需要安置700多万人就业。
  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时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的孙起孟、孙晓村等多位同志的高度关注。
  在1979年6月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由孙晓村同志执笔,民建、工商联的82位全国政协委员,针对国家在安置就业方面的压力献计献策,联名提出了《广开就业门路,培养就业能力》的提案。
  在提案中民建、工商联提出“目前许多城市中的情况,一方面有相当人数的青年等待安置,同时又有不少工作需要人去做。
  我们建议今后对需要就业的人员除上大学、中专、中技等学校及下放农村者外,可按照城镇不同情况,由区或街道组织劳动就业,并参照国民经济各类别的比例分设若干学科的短期培训,由*门协同有关部门负责主持,邀请有经验的专门人员,从实际出发编写简易教材,以三个月、半年或一年为一期,结业后发给结业证明和成绩单。”“安排就业及职业训练是全国人民的33一件大事,必须动员社会力量,群策群力,才能做好。
  民建、工商联成员中不少人有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和其他专长,可以在职业训练和扩大就业方面,配合有关部门发挥作用,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
  1980年4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协助安置待业青年就业座谈会。
  1981年8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会同国家劳动总局发出《关于各地劳动服务公司和民建会、工商联密切配合,广开门路,搞活经济,扩大城镇就业的通知》。
  许多地方组织和当地劳动部门联合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协作的具体实施方案。
  同年11月,*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和民建、工商联在统筹规划下协同努力,为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切实负起应尽的责任。
  民建、工商联抓住时机,发挥成员优势,采取自办、同有关单位协办等方式,协助街道、工厂、机关、团体、学校等兴办多种形式的集体企业,拓宽就业渠道。
  1979年年初,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上海的原工商业者心怀感激之情,希望将多余款项用于四化建设。
  这一想法得到了上海民建、工商联的肯定和支持。
  经过反复酝酿,市民建和工商联成立了筹备小组,筹组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
  9月22日公司正式成立。
  刘靖基当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杨延修、吴志超为副董事长。
  参加集资的有946人,主要是民建、工商联成员。
  集资款高达5535万多元。
  民建中央对成立爱建公司非常关注。
  1980年6月,时任民建中央主任委员的胡厥文在给刘靖基的一封信中谈到,目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过去由我们牵头兴办的这类企业为数不少,可否也选择一些单位,认真总结一下经验。
  在有关发展前景、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生产技术、人才培养、经营管理、财政税收、利润分配、多劳多得以及其他有关整个经济体制和企业内部管理特征等各方面,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意见和建议。 。。

发动全会力量为国分忧解难(2)
希望在*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34民建中央发动全会力量为国分忧解难以民建和工商联成员牵头所兴办的街道集体企业,有一个较大较快的发展。
  上海爱建公司成立后,一些地方的民建和工商联起而仿效。
  1980年8月23日南京市爱国建设公司成立。
  公司以原工商业者为主筹集资金,重点扶持街道企业发展生产、扩大安置待业青年、补充市场需要。
  民建和工商联兴办的这类公司,不仅为国家当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为以后民营企业的创办和发展、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1979年北京市民建、工商联协助有关部门创办了着名的“大碗茶”和稻香村食品厂等街道企业,后又协助创办了天桥建筑公司。
  1980年自筹资金创办了北京投资服务公司。
  公司的创办,发展了集体经济,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1982年5月福建泉州市民建、工商联出资创办了建联针织厂,承办港商来料加工业务,拥有厂外计件工近3000人。
  许多地方的民建、工商联也先后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工商集体企业,安置和培训了大量待业青年。
  许多地方组织把已经离退休的会员组织起来,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组成“四化服务队”,奔赴各地开展经济咨询和各种技能的培训,协助创办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为促进社会稳定、发展集体经济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顾年事已高,东奔西走,不辞辛苦,不计报酬,“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立志要在四化征程上留下自己晚年的脚印,为子孙后代树立榜样。
  他们的精神和业绩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央电视台为此专门制作了《他们是自己人》的电视专题片,在全国播放。
  此外,民建、工商联把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作为为四化服务和扩大就业的重点,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经济咨询服务的一个重大转变,是从个别分散的献计献策,向有组织地进行专业、专题咨询发展。
  1981年3、4月间,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先后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切实的措施与恰当的形式,把成员进一步组织起来,更加广泛地、更加有效地开展向*和政府提建议的活动,得到各地的热烈响应。
  先后有27个地方组织提出了103份建议。
  这些建议大都受到*和政府的重视,得到了妥善处理。
  轻工业部部长宋季文收到吴羹梅、汤蒂因、徐正元提出的《关于搞好我国制笔工业调整工作的意见》和《增加细杆铅笔产量多创外汇的建议》后,约吴羹梅面谈进一步征求意见,并表示立即采纳。
  武汉会员朱复再根据市第二药厂存在的问题,向党委建议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活动开展以后解决了企业的亏损问题,全年实现利润321万元。
  贵阳市民建、工商联卷烟业务研究小组提出的《充分发挥我省产烟优势,加强科研工作,扩大卷烟生产的建议》,提议对贵烟一厂、二厂增加投资、扩大年产。
  建议实施后产值增加了15000万元,并吸纳了大量人员就业。
  云南昆明市民建、工商联为楚雄彝族自治州引进美国烟草良种和栽培技术,使当地在20世纪80年代的烟草业财政收入达到1000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24%。
  到1985年,烟草业财政收入达到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66%。

发动全会力量为国分忧解难(3)
为了检阅开展经济咨询服务的成果,交流经验,研究问题,推动工作,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于1982年7月召开经验交流会。
  会前,*中央书记处听取了汇报,对民建、工商联的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肯定“民建、工商联这条路子是走对了,很好”。
  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了会议。
  首都各新闻单位作了报道。
  这次会议的《纪要》提出,为顺利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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