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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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她女儿“好消息”·海德那场结婚丑闻发生之前不久，毕奎斯对女儿讲她与丈夫邂逅的故事。“当我醒来，”她说，“已是白天，我身上包着一件军官外衣。但那是谁的你知道吗，哟，当然是他的啦，你自己的父亲拉扎的；怎么说呢，他看见我躺在那里，*，你知道，我猜想这个勇敢的家伙就喜欢他看到的一切。”“好消息”一个劲地“哈啊！”“啧啧！”个不停，佯装对母亲的无所顾忌感到吃惊，而毕奎斯羞赧地说：“这种遭遇当时并不罕见。”“好消息”恭顺地回答：“说实在的，阿妈，他印象深刻，我一点也不奇怪。”
拉扎来到觐见堂，在已体面地穿着外衣的毕奎斯面前立正；他双脚卡哒一声并拢、敬礼、咧嘴而笑。“在求婚时，”他对未来的妻子说，“穿上衣服是正常的。丈夫享有解下衣服的最终特权……至于我们，这个程序正好倒转来。我必须从上到下给你穿上衣服，像一个脸红的新娘该有的。”（已经充满结婚劲儿的“好消息”听到这里，便叹了一口气。“他第一句话！我的天，好浪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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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九：最后一个细节（1）
裹着军衣的毕奎斯对他又有怎样的印象呢：“个子很高！皮肤很白！样子很骄傲，像个国王！”他们邂逅时没有拍照，但还是应该允许她描述她的心情。拉扎·海德5尺8寸：不是什么巨人，你会同意。至于皮肤——肯定要比毕奎斯那双钦佩的眼睛所愿意承认的黝黑很多。但是，骄傲、像国王？这却很有可能。他当时只是一个上尉，但是，话说回来，那番描述是可信的。
关于拉扎·海德，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他拥有足以照亮一条街的能量；他的举止永远是无可挑剔的——即使在他成为总统的时候，他与人见面时也是谦逊有礼（这与骄傲并不冲突），见过他的人很少背后说他的坏话，而那些说他坏话的人，在讲的时候，则会感到他们在出卖一位朋友；还有，他的前额印着一个淡淡但永久的疤痕，这种疤痕我们前面讲到Ｑ镇邮差易巴德勒虔诚的前额时已经提到了：那个“痂塔”表明拉扎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最后一个细节。据说，当穆斯林汇集在红堡里的时候，海德上尉连续420小时没睡觉，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眼睛下面有两个黑眼袋。这两个眼袋后来将随着他权力扩大而变得更黑更松垂，最后他甚至不需要像其他高级将领那样戴上墨镜，因为他从任何角度看都像戴着一对墨镜，并且永远戴着，即使是躺在床上。这个未来的海德将军：“拉朱”、“拉七杂八”、“拉肠锯肚”。这个人！毕奎斯如何抗拒这么个人？她答应还来不及。
他们在堡垒里的时候，眼袋上尉经常探访毕奎斯，并且总是带来一些衣物或化妆品：短上衣、纱丽、凉鞋、眉笔（用它来描失去的眉毛）、胸罩、唇膏源源不绝送到她面前。饱和轰炸旨在迫使对方提早投降……当她的全部服装多得可以挤掉军大衣的时候，她在觐见堂招摇地展示给他看。“现在想来，”毕奎斯对“好消息”说，“可能就是他讲起穿衣服那番话的时候。”因为她记得她怎么回答：她用曾经被父亲表扬的出色演技，低垂双眼，悲伤地说，“但是，没有希望筹备嫁妆，我哪里去找丈夫？肯定不是这样一个慷慨的上尉，他把陌生的女士们一个个打扮得像皇后。”
拉扎和毕奎斯是在一群痛苦的流离失所者面前订婚的；订婚后礼物仍然源源不断，有蜜饯也有饰物，有汽水和美餐也有指甲花和戒指。拉扎把未婚妻安顿在一道精细石砌的屏幕后，并指派一名年轻步兵看守她的领土。毕奎斯在这幕后，隔绝暴民乏味、衰弱的愤怒，梦想她的结婚日，并为她很久以前发明的那个旧皇后梦带来的内疚辩护。“啧啧，”她斥责那些怒视的难民，“但这种嫉妒实在太恐怖了。”
尖酸刻薄的话扔过那道石砌屏幕：“哎呀，夫人！你知道他从哪里给你拿来那些华丽的衣服？从手工商店？看看堡垒墙下那条烂泥河，数数每夜抛在那里的尸体，都是抢劫后再剥得精光！”危险的话，穿过石砌屏幕：食尸动物、*、*。但是毕奎斯咬咬牙根忍受这类猥亵话，并对自己说：“问一个男人他从哪里买的衣服，这太不礼貌了！多粗俗啊，我绝不干，绝不。”这种想法，她原可以用来回答难民同胞的嘲弄，但她没有让它说出口，而是让它充满她的口，让它膨胀成一个撅嘴。
《羞耻》九：最后一个细节（2）
我不想评说她。在那些日子里，人们要想方设法活下去。
军队像其他一切，也被瓜分，海德上尉往西走，去那块被虫儿啃过的真主之地。他们举行了婚礼，接着毕奎斯·海德便坐在军用运输机里，依傍在新婚丈夫身边。一个新女人，新婚，飞向一个明亮新世界。
“在那里你什么事情不可干，拉兹！”她叫道。“伟大，不是吗？出名！”在那部喧闹、颠簸的“达科他”运输机里，在同伴们眼皮下（饶有兴味地望着），拉扎双耳通红，但他照样显得很高兴。说到底，毕奎斯的预言还是应验了。她，既然她的生命已被炸掉，就索性把她的历史清除得干干净净，只留下那个黑暗的皇后之梦，那个幻象是如此强大，竟要求进入真实的领域——她，无根的毕奎斯，如今渴望稳定，渴望不再有爆炸，她早已在拉扎身上看出一种巨砾似的特质，而她可在这上面筑造她的生活。他是一个根基扎实的人，对自己有一种不偏不倚的判断，而这使他看上去战无不胜。“绝对是一个巨人，”她这样奉承他，在他耳边低语，免得引起机舱里其他军人吃吃笑，“发光，像银幕上的演员。”
我不知道如何描述毕奎斯才好。她是一个被蜕变剥掉衣服的女人，却把自己包裹在确定中；她是一个变成皇后的女孩，却失去每个乞丐都拥有的能力，也即生儿子的能力；她是一位夫人，而她的父亲是一个“女人”，她的儿子结果也是女儿；她的男人中的男人，她的“拉朱”或“拉七杂八”本人，最后也得穿上那件黑色的、侮辱性的女人裹尸衣；也许她是在命运的秘密掌握中——因为，难道那条勒死她儿子的脐带不是在另一条更恐怖的绞索里找到其回声或者孪生兄弟吗？……但是我发现我终究还是要回到我的起点，因为对我来说她是并且永远都是那个害怕火风的毕奎斯。
公正地说：谁也不喜欢炉风，那炽热、一呼吸就窒息的下午之风。我们拉下窗帘，把浸湿的布悬在窗子上，设法入睡。但是，随着毕奎斯长大，这风会在她身上唤醒莫名的恐怖。她的丈夫和孩子注意到她到了下午就变得神经兮兮、恶声恶气；注意到她踱来踱去，砰地把门关上并锁上，直到拉扎·海德抗议住在一座必须找妻子拿钥匙上厕所的房子。她纤细的腰间挂着那串丁当响的、控制她神经的笨重钥匙。她患上一种移动恐惧症，并发出一道禁令，不准挪动家中哪怕最微小的物件。椅子、烟灰缸、花盆都生了根，在她可怕的意志力的强制下固定不变。“我的海德喜欢一切摆在固定位置，”她会说，但固定病却是她自己的。有些日子她必须关在户内，形同囚犯，因为，若她那个样子被任何外人见到，不啻是羞耻和丑闻。当炉风吹袭，她会尖叫起来，像一个野人或巨魔或诸如此类的妖怪；她会大声叫家仆快来把家具压住，以防炉风把它们刮走，像一个失去已久的帝国的各种东西；她还会大声叫女儿们（如果她们在场）抱着某件沉重、固定的物体，免得火风把她们卷入天空里。
炉风是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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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十：令人心碎的现实主义
如果这是一部有关巴基斯坦的现实主义小说，我就不会写有关毕奎斯和风的事；我会谈谈我最小的妹妹。她22岁，正在卡拉奇读工程学；她已经忍无可忍了，而她（不像我）是一个巴基斯坦公民。在我愉快的日子里，我把她当成巴基斯坦，于是就会感到很喜欢那个地方，并且可轻易原谅它（她）爱上可口可乐和进口汽车。
我想，我所要坦白的是，无论我选择怎样写那里，我都要被迫以破镜的碎片的方式，来反映那个世界，就像法拉·索罗亚斯德在边境的矮栏透过破镜的碎片看她的脸。我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也即某些环节将不可避免地失去。
但是，假如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想想我还得放进什么东西。我就得写“防卫”最富裕的居民的非法设施，写隐蔽在地下的抽水机窃取邻居水管的人，诸如此类这样你只要看看草坪的绿色（这种线索并不限于Ｑ镇的军营区），就可以知道谁最有门路。还有，我是不是也要描写卡拉奇的“信德俱乐部”？那里仍有一块牌，上面写着“女人与狗不准进入”；或者分析一个工业计划的奥妙逻辑，也即可以建造核反应器却不能研制电冰箱？读者啊——还有学校课本，里面说“英国不是一个农业国家”；还有那个教师，他把我最小的妹妹的地理论文扣掉两分，因为论文有两处的用词不是跟课本的用词一模一样……所有这一切会变得多么冗赘啊，我亲爱的读者。
真实生活的材料可以变得多么迫不得已！譬如，要写很久以前民选代表在国民议会把家具扔向议长，就这么把他杀了；或那个电影检查员，他拿着红铅笔逐格检查电影《将军之夜》的每个场面，在电影中彼得·图勒将军到一个画廊去，把挂在墙上的裸女画像全部抠下来，观众得以大饱眼福，看着彼得将军在画廊里践踏一抹抹飞溅的红颜料，蔚为超现实奇观；或那个电视台长，他曾跟我说，猪肉是禁播的粗话；或那期进不了境的《时代》杂志（抑或是《新闻周刊》？），因为该期有一篇文章，称阿尤布·汗总统有瑞士银行户口；或那些被谴责的公路强盗，他们把打劫当成私人企业来经营，抢了政府公开打劫的饭碗；或俾路支的灭族屠杀；或最近的国家奖学金优惠计划，奖给了狂热组织“*促进会”成员到海外去读研究生；或试图宣布纱丽是*衣服；或二十年来首次使用特别绞刑——纯粹为了使处死佐勒菲卡·阿里·布托合法化；或为什么布托的绞刑吏无端端失踪，就像很多每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拐走的街头流浪儿；或反犹主义，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反犹主义的影响下从未见一个犹太人的居民为了与*国家团结一致而诋毁所有犹太人，而*国家近年则雇用巴基斯坦工人，向巴基斯坦提供就业和需求殷切的外汇；或走私、海洛因出口激增、军事*者、贪赃枉法的平民、*的公务员、受贿赂的法官、其报道唯一可肯定的是它们全是谎言的报纸；或按比例分摊国家预算，重点是拨予国防（庞大）和教育（不庞大）的百分比。想象我的困难吧！
至今为止，如果我所写的是一本上述性质的小说，则我无论怎样辩称我写的是普遍性的东西而不是写巴基斯坦，都将是徒劳的。这小说一出，就肯定会被禁止、扔进垃圾桶、烧掉。努力全部白费！现实主义可以令作家心碎。
幸好，我只不是讲一个现代童话罢了，没事儿，谁也不会恼火，或太在意我说些什么。同样地，也不必采取什么激烈行动。
真是松一口气啊！
现在，我必须闭嘴，别再说我不去写的东西，因为实在没什么特别；你选择去讲的每个故事，都是某种审查，它阻止你去讲别的故事……我必须回到我的童话故事，因为我在这里唠唠叨叨的时候，那里的事情正不断发生着。
在我回到这个故事的途中，我经过我那位靠边站的主角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身边，他正耐心地等待我抵达他未来的新娘、可怜的苏菲亚·齐诺比亚可以进入叙述的那个点上，脑袋先从分娩的运河里出来。他不必等太久，她差不多快上路了。
我只会稍微停下来指出（因为在这里提一提不会有失体统），奥马尔·海亚姆在婚姻生活期间，被迫一声不吭接受苏菲亚·齐诺比亚像孩子似的喜欢到处移动家具的习惯。在这些被禁止的行为的强烈驱策下，她总是趁人不注意时，一有机会就重新排列桌子、椅子、灯盏，就像一个她喜欢的秘密游戏，而她玩得异常庄重，简直令人望而生畏。奥马尔·海亚姆的抗议声升至唇边，就被他咬回去了，因为他深知说什么都不顶用：“说句真的，老婆，”他想呼喊，“天知道你这样移来移去究竟是要改变些什么。”
《羞耻》十一：“40大盗来了”
毕奎斯睡不着，直挺挺躺在洞穴般的卧室的黑暗中，双手交迭在乳房上。当她独自睡觉，她的双手总是习惯性地摆出这个姿态，尽管她的表姻亲都不赞成。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