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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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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语调都有些沉思和无奈。

  直到她俩注意到吴玉兰光滑的短发,抱怨这附近连洗发香波都没有卖、连里又好久没发肥皂了时,气氛才开始同往日一样亲热起来。

  她俩说,吴玉兰的头那么干净,肯定是营长的肥皂随便用,要“营长太太”马上缴点出来“共产主义”。

  吴玉兰不承认,回敬她俩是乱抢人的“地主小姐”,于是立刻挨了刑罚,二人将她按在床上胳肢。但两个劲小的“地主小姐”,转眼遭到了“劳动人民”的反击,反哇哇大叫起来。

  吴玉兰松了手,掠理着被弄乱了的头发说:是房东大妈教她用皂荚砸碎煮水洗的,房后竹林边有棵大皂荚树,地上和竹枝上就掉了好多,一会儿带她俩去拣,效果不比肥皂和香波差。

  她俩亲昵地摸她的头,果然清爽细滑,怪她不早说,便企图要报复回刚才的失败,又互使眉眼。吴玉兰连忙笑着躲闪申辩:是大妈不久前才教给她的。

  分手时,吴玉兰把两个好同学送了好远。

  当天晚上,她把指导员的电镀小折刀,亲手挂在了陈营长腰间,当然没告诉小刀的来历。不是陈营长需要,而是她要幸福地与过去告别。

  在旁人面前,吴玉兰有些羞愧,继续维持着适当的矜持,艰难而尴尬地掩耳盗着铃。

  她没汪秀梅那么胆大,不敢嚣张。别说公开地住在一起过日子,自从有了关系后,连右隔壁的办公室她也少有去了,闲暇时,就到左隔壁去帮房东大娘干活,做针线,帮她准备幺儿的结婚用品等等。

  有一次,陈营长奉命悄悄去合江某地开会,会后还要去泸州办点什么事,来回大约要一个礼拜。

  陈营长走后,吴玉兰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她真是度日如年,心中突然有了好多话要同陈营长述说,比如自己上山下乡的事,如何继续深造学医的事,以及将来结婚后,住处要离他原来的老婆远一点的事等等。她奇怪:平时他在身边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些?

  寂寞到第四天下午,一个战士腰上患了带状疱疹,几个战友陪着龇牙咧嘴的他到医疗室来了。吴玉兰一面轻柔地给那战士涂抹用水调的雄黄粉,一面安抚说:这病虽然很痛、但会自愈而不必太担心,可以吃点病毒灵和止痛药……

  大约是心灵感应,专心致志的她,突然发现陈营长已意外地回来了,正站在围观者后聆听她的耐心讲解。高兴和羞涩使她的脸立即发了烧,她惊慌地越不准它变红,它却越厉害地烫得一塌糊涂。

  甩摇到耳前的短发,遮不住脸的绯红,终于,她装着找东西,狼狈地逃进了里屋。

  陈营长装着没事地走了。大家无语,仿佛什么也没看见,陆续谈起了其它。

  从此,在有人的时候,陈营长再也不到医疗室来了。

  只要他泡在医疗室里,人们也轻易不来了。

  陈营长有点梦幻的感觉:没料到骄傲的冷公主,原来如此善良多情,不嫌自己在婚姻上的曲折多舛。他很感激吴玉兰,一切都由着她。

  吴玉兰也梦幻起来,看着叱咤风云、有钱有势的男人对自己俯首帖耳,女性的成就感,使她感到了骄傲和甜蜜。

  不过甜蜜立即有了烦恼,吴玉兰转眼就停月经了。

  吴玉兰焦急,在目前这漂泊异乡戎马倥偬的情况下,生什么孩子!况且陈营长还没与法定的老婆离婚,非婚生孩子是不能上户口、没口粮的!妈和孩子都要遗臭万年,绝对不敢要。

  陈营长却正中下怀。只要有了孩子,仙女一样的吴玉兰,肯定就永远是自己的了,爱管闲事的人们,就没任何理由来劝自己不与原来的老婆离婚了。至于孩子户口么,今后再想办法补办就是。

  暗地里,吴玉兰给自己搞起了人工流产。

  她吃麝香、喝益母草汤、自己注射麦角新硷等,弄得自己心甘情愿地死去活来,那孽种竟打定了主意要呆在肚子里,将肚子一天天地变得可憎,吸引着好事者们敏锐的目光,向世界宣告着吴玉兰对它种种阴谋手段的破产。

  在这场丧气的战斗中,吴玉兰恨不得给自己肚子上来一刀。

  陈营长发觉了,一再要她别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也别把事情搞严重了。

  那天晚饭后,在医疗室里间的小卧室里,吴玉兰低着头恹恹地坐在床沿,发愁地对陈营长说:“生下来是个傻子就更倒霉了。”后悔不该吃了那么多的药。

  陈营长坐在门边的小凳上,借着外间透映进的日光,用指甲刀精心修剪打磨着自己的手指甲,不抬头地说:

  “生啥子我就要啥子。”

  吴玉兰笑了:

  “怪胎你也要?”

  “当然。”

  “再怪也是你的种,你丧的德,跟姓吴的没关系。”

  笑完了,吴玉兰又思索着说:

  “你已经有两个好的了,当然没关系。我呢?”

  接着,她竟然焦躁起来:

  “生下来姓啥子?户口都没得?跟你姓还是跟我姓?我不要脸,娃儿还要脸不?粮食关系呢?”

  陈营长不反驳她,用忧愁的沉默相,装着同意了她的担忧。

  吴玉兰又陷入了沉思:

  对陈营长本人,她信得过,相信自己的爹妈也会信得过。这个有较好工作(有钱)、有权势又魁梧英俊的男子汉,能给人安全感。爸妈老早就讲过,年龄大的男人更懂得将就爱护老婆,办事老朗可靠,何况薄伽丘的世界名著《十日谈》也讲,年龄大的丈夫更好。

  她从小就朦胧地觉得,自己应嫁个不一般的人。努力学习要考大学,既是为了有个好前途,也是为了提高嫁人的身价,以此改变自己和全家的命运。碰上这个“大革命”后,眼看憧憬将成泡影,不料又有了转机,调到陈营长身边来了。

  想当初,指导员在连部自己在后勤组,就那么一点的距离就咫尺天涯,自己痴迷得要死,人家却是个书呆子。如今,可能是天意,大体上算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小小大人物吧,唉,大人物哪有年轻的。

  但对肚子里的孩子,她确实信不过,她不相信它会带来好运……

  陈营长见吴玉兰又陷入了深深的遐想,也沉思着站起来走了。

  一会儿,他重新进来,决断地说:“明天我们去重庆。”

  “哪个?”吴玉兰抬起头,不知“我们”是指陈营长和她,还是陈营长和别人要去办公事。

  “我们两个。” 

  “去干啥子?”吴玉兰惊疑。

  “去找医院检查,如果没问题就把它保住,有问题就在那儿做了。泸州熟人太多,不方便。”

  吴玉兰觉得他在说梦话,两人一道去重庆,啥子理由和借口?人们会咋个说!

  更何况,没完备的手续和证明(可能还要结婚证),去医院作妇科检查或堕胎,别说是人地两生疏的重庆,连附近有关系的地方都万不可去撞的。

  凭着年青女性本能的警觉,她早已从不少传闻中,知道了天下妇产科的厉害:把守着法律和道德大门的白衣女神们,对偷食禁果的同性给予严惩,是她们的天职。   

  妄图蒙混过关者一旦被她们察觉,她们不仅会让违法者依旧挺着大肚子、蹒跚着滚出医院来,而且要通过行政组织和政府舆论,将堕落者一查到底、搞个水落石出永世不得翻身。还有部分倒霉鬼,可能是被耽误等原因,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医院里。去医院无异是自投罗网、自取灭亡。 

  经历了几年“大革命”洗礼的她,早已看到了政府舆论的厉害:

  有的人,有了劣迹,只要不被舆论光顾,就什么事也没有,在世上依旧冠冕堂皇;而有的人,哪怕就丁点小事,甚至没有的事,只要被造一下舆论,转眼就身败名裂了!因此,哪怕厚脸把孩子公然生下来,也比去医院当政府的新闻人物强。

  再就是,哪来那么多钱跑重庆?上头暗中给当官的发的那点钱,哪够这种大开销?

  “不去!” 吴玉兰坚定地说。

  “去泸州?”

  “哪儿也不去。”

  陈营长按捏着自己的双手,思索着在屋中走了几个来回,最后两手叉腰,停下来同意道:“好,您想好了就行。”他看了看吴玉兰已明显变大的腰肚,宽慰地说,“问题可能不大,不能再吃药了。”

  他知道,有的人家孩子多了,不想再要,国家又在提倡“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没特殊情况不许堕胎,自己吃药打胎没成功,孩子生下来,好象也没啥子毛病。至于养私生子的问题,他更不在乎,已风风雨雨地撞到今天了,还有啥子可怕的?子孙多是福!

  他只期盼着能早日打回县里去,与老婆把婚离掉,然后立即和吴玉兰结婚。他不信这个娃儿会永远搞不上户口!

  他认为,搞了几年*,得了这个电影演员般漂亮的黄花闺女,就算不当官也值得了。没想到能搞到个秀色可餐的“妙龄女郎”,一定要气死自己的老婆,他想。

  出医疗室后,他豪迈地深呼了一口气。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陈营长正在团部开会。瘦猴子大嗓门的团政委,在上面拿着笔记本,对全团的营、连级干部和政工人员,精神抖擞地传达“成立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动”的中央文件精神。

  他惯例地十分亢奋,很有心得地强调:任何符合条件的人都必须参加挖防空洞,拖延、拒绝、阻扰或破坏挖防空洞的行为,一律以里通外国和叛国罪论处。继续坚持武斗再不上缴武器的,无论哪一派,也按这一破坏国防罪处理。

  两派都彻底上缴武器,当然对本县武装劣势但人气优势的红派有利,大家就可以安全地拥回去,和联派平等地大联合,瓜分*胜利成果,掌权的掌权,当官的当官,甚至有机会就利用人多势众、清他狗日联派的阶级队伍,搞他杂种的“斗、批、改”了。因此,政委在台上兴奋得两眼放光。

  大家当然愿意跟他回去,在家乡小城里领导全县人民挖防空洞,准备打美帝苏修、参加“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世界革命斗争去,可惜他带不回去。

  这两年,各种有关禁止武斗的中央文件太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多半如清泉流进了泥沙,不被漏光也被搅浑了,瘦猴子想带大家回去挖防空洞,简直是做梦。在这儿掏两个没用的洞洞应付么,那肯定是发了疯。其它则没什么正经玩艺儿好挖的,战壕早就挖好了,因此,不少与会者听得没精打采,还有人低声聊天。

  也有人冷静地预感到:这次与往常不一样,不是只将武斗定为*,而是牢挂上了叛国罪,可能回家真有希望了,便急切地和邻座小声展开了研讨。

  团部的一个男卫生员,突然推门进来,不顾团政委正将重要内容嚷嚷得激昂,飞速地指了一下陈营长,回手往外一挥:“快!”又跑了。

  陈营长疑惑而恼怒地站起来,慢慢往外走。有人研究地看着他,有人站起身探望窗外。政委闭了嘴,不耐烦地等着他,希望他快点滚出去。

  失去了知觉的吴玉兰,已连担架一块儿,被抬上了一辆有蓬的解放牌汽车,担架已用小凳垫得使她头低脚高。她略侧着头,静静地仰躺在担架上,肤色雪白,头发早被汗水湿透,睡着了似的闭着眼,等待着被送往附近的地方医院去。因团里没妇科医生和相应的必须设施(没法输血和清宫),已有人找司机去了。

  她穿的是那套宽松的带补丁旧军衣,白短袜,裤子和鞋袜上浸了好多血,黑色的北京布鞋被脱下放在一旁,染了鲜血的白袜很触目。

  车厢上,一个女卫生员举着输液的吊瓶,发愁地看着吴玉兰。汪秀梅蹲在担架旁,监测着吴玉兰手腕上的脉搏,用自己的手绢抚擦着吴玉兰的白额头。她寻思:老天爷太乱七八糟。

  中年女大夫杨医生,蹲在担架另一侧。她原是解放军军医,多年前随丈夫转业到本县,丈夫当县农业局书记,她在县医院当医生。六二年丈夫因刹“单干风”不得力下了台,她还是医生。*中“十六条”下达,老造反派得到了彻底*,运动深入发展,丈夫想乘机翻案,写上访信、贴大字报,“二月镇反”便当了反革命,被又打又捆地进了牢房。她作为“反革命同伙”,因拒绝交代和检举揭发,被单位关押并游了街,幸好后来平了反。

  丈夫从此不关心政治了,她却想不通,反而参加了“*”,现在是团部医疗队队长、吴玉兰学医的老师。刚才她已给吴玉兰注射完了“止血敏”,并作了力所能及的处理。现在她正跪着一只腿,左手扶定吴玉兰的头顶,右手握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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