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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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万。下放人员胸戴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饥饿的农村。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61年7　月，江苏省各城市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市玄武区8　月份销粮就比7月份减少供应粮20万斤，人均供应由27。11斤/月下降为26。33斤/月，全年少销粮71。9万斤。

　　江苏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71　所大专院校，　到了60年代初已难以为继。1962年初，江苏省对高校规模进行调整，仅保留26所高校；中等专业学校从281　所压缩到37所。失学青年或被动员下乡，或被安排在城市的小型单位就业。在强大的国家威权下，失学青年都冷静地接受了现实。大灾荒下的江苏农村也十分平静。在实行严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阶级斗争不断调整农村的社会关系，对地富分子的管制更加严格，阶级出身问题开始被反复突出强调。1960年2　月，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35391　人，占农村人口的6。2％，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30％　），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江苏省在当时施行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只是奉命办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1960年下半年后，大跃进的狂热已逐渐降温，然而政治运动的快车并未减缓速度。1960年5　月，新一轮“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在江苏各地掀起……在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力量笼罩一切，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到了20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逐渐挣脱国家的控制，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原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八月号第四十八期）

　

　　


1960年“持续跃进”中的
江苏省城市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寄托了毛泽东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理想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时至今日，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亩产万斤”等图景已广为人们所熟知。然而，人民公社不仅在中国农村建立过，在城市也曾一度风行，1960年“持续跃进”的重要组成部份即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持续近半年的“持续跃进”因该年大灾荒的发生而中断。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各地纷纷对城市人民公社进行调整，城市人民公社也因此宛若昙花一现，终被历史所遗忘。本文即以此为主线，以江苏省城市人民公社为个案，简要分析城市人民公社的兴革和若干特征。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起即为一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1949年中共成为中国执政党之后，迅速将其意识形态理念付诸改造中国的实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实现共产主义是其坚定不移的目标，毛泽东于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正是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快速飞跃，而人民公社则被认为是通向这未来理想社会的一座“金桥”。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依据马恩关于“公社”的概念，并结合中共革命成功的若干经验①，在大跃进期间推出的一项“制度创新”。在他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它有两大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所谓“大”，即“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办到”；至于“公”，“就是比合作化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搞掉。”①在毛的推动下，1958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开始建立公社，但毛更希望全社会都实现公社化。毛泽东表示“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②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国兴起了组建人民公社的狂潮。一时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豪言壮语充斥于神州大地。大跃进“红旗省”之一的河南省，在率先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又“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据河南省办公厅1958年10月1日报告，到9月底，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参加公社的人数占总人口的97％。每个城市公社平均规模为4950人。”③仅仅一年之间，“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多数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城市公社人口近二千万人。”④　

　　尽管如此，实现城市人民公社化只是几个“红旗省”的创造。人民公社运动的重点并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冲天豪情中，人民公社“忽如一夜春风来”，然而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十分严重。一时间围绕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发生了争论。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因对“大跃进”有所批评，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宣布为“反党集团”。毛泽东认为大跃进中出现的困难只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他看来，“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⑤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⑥只能坚持，不能动摇。由此，195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乡又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整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不满之辞从公开场合消失了。然而毛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又酝酿掀起新的一轮跃进高潮，试图用“持续跃进”取得的成绩向国内外证明，他所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196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吹响了“持续跃进”的号角。　

　　上海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三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要求在城市试办城市人民公社。随后的3月杭州会议更是号召加快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　

　　1960年的“持续跃进”是由五大运动即技术革新运动、公共食堂运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支持农村运动和卫生工作运动组成，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是其中的重点。它秉承农村人民公社运动而来，又是对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深化和发展。在巩固农村人民公社的同时，毛希望进一步实现城市的人民公社化，这样既能体现跃进在“持续”，又能证明人民公社确实“好得很”。　

　　3月26日，刘少奇起草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稿，⑦毛泽东对其略作修改后，将此文件发往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毛指示全国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和广州五个城市外，其他城市则应一律挂上公社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①毛并要求“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②周恩来也积极拥护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他“原来设想，城市人民公社暂不宣传，只是试点，不挂牌子”。③后来，周恩来改变了看法，他说：“现在看，城市人民公社势不可挡，要有计划，有领导地提倡，要办好。”④在中共核心层对此看法取得一致后，毛泽东将心中的“金桥”迅速从农村延伸至城市。　

　

　　二

　　在一片“持续跃进”的欢呼声中，1960年3月江苏省委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对江苏省各级干部的动员会。专程赶至南京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号召与会干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没有底，干劲越鼓越足，上游越争越上，越多快好省，越来就越多快好省。”为了给各级干部“鼓干劲”，柯庆施更加语出惊人：“今年‘越’，明年再加上一个‘越’，是‘越越’，后年再加上一个‘越’，是‘越越越’。总路线为什么会万岁？就是因为年年有个‘越’字。”⑤听到了柯庆施的报告后，与会干部纷纷表示拥护。他们称赞道：柯的报告“既通俗，又深刻，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亲切深刻，击中要害”，是一次‘大开寂’”。⑥这次会议结束后，江苏省的“持续跃进”果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新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在全省大规模地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在北京的指示下，专门成立了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以布署引导全省运动的进行。　

　　与农村相比，城市中存在着多种阶层，社会结构比农村更为复杂。针对这种情况，江苏省委认为，快速实现城市人民公社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在省委的指导下，江苏省的各种报纸、广播广泛地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这类宣传报道中，对于不愿入社者，轻则称之为“落后分子”，重则冠之以“右倾分子”的帽子。在进行普遍宣传的同时，还重点就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举办大辩论，这类“大辩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各种对城市人民公社的“错误思想”和“反动言论”。密集的宣传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仅用一个多月，江苏省十个市，就“规划建立了45个城市人民公社。”⑦根据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的调查，70％多的城市居民积极拥护公社的成立，其中主要是“工人、干部和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家属”。⑧由于社员入社须将个人财产转为公有，而他们并无多少私人财产，入社不仅不会给自身的利益带来实际上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因财产公有而使自己从中受益，因此他们对于公社的建立“欢欣鼓舞”，甚至有人还热情歌颂———“毛主席给我们办了许多好事，现在又给我们办人民公社，我们一定永远听您的话，永远跟您走。”⑨对参加城市人民公社抱消极态度的人群多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①各级干部动员他们捐出个人存款、房屋、家具，对公社企业进行投资……。在这种强制性的政策面前，他们只好采取变通方式———到市场上抢购如手表、收音机等物品———以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财产。无独有偶，比邻江苏的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上海一些人向银行提取大量存款，商店里的手表、金刚钻戒指迅速脱销”。②　

　　对“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批判推动了城市人民公社建立的步伐，各地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以国营工厂为支柱建构的城市人民公社。南通市即以国营工厂为中心建立了六个城市人民公社。文教单位也不甘人后。南京大学领导提出要建成“南京大学人民公社”，“实行全校师生吃饭不要钱，在三五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大学。”③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则组织居民成立以街道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城市居民则“对号入座”，选择加入不同类型的人民公社。4、5两个月间，各地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城市人民公社。　

　　随着城市的人民公社化，城市开始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这一过程中，空想的乌托邦逐渐融于现实生活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亢奋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气氛之中。　

　　这在以下四个方面显得尤为明显：　

　　第一，在人民基本生活方面，城市人民公社实现了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最能突出说明这一点。公共食堂既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又被视为新生活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