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游击战战争史奇迹-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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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前卫师刚刚出动，国民党军队已从南口——张家口一线溃退下来。而后，国民党军在沧洲——涿州——大同部署了3个阵地，分别阻击沿津浦、平汉、同蒲路3个方面南进的日军。但国民党军统帅部没有正确处理好这3个防线之间的关系，没有防御重心，没有防御重点和纽带，整个战线“裂缝”百出。第1战区布防涿州，第2战区守备大同，而这两个防御区的结合部却无人顾及，敞开了一个200公里的大裂缝。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开赴察哈尔省蔚县地区，进至国民党军涿州、大同两个防御地区的中间地带，以填补国民党军战线的空隙。在八路军开进途中，9月11日蔚县失守。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命八路军统辖于第2战区，第2战区长官司令部遂命令八路军开进飞虎口地区，进击由蔚县向涞源进犯之敌。但命令刚刚发出，涞源又沦于敌手。国民党军溃退之神速，总是如此出人意料，致使八路军更改作战计划都来不及。南口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坚持华北抗战还寄有很大希望，不料国民党军溃败得如此迅速。战争的发展趋势表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坚持必不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从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部署。
9月17日，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肖克、刘伯承、徐向前，传达了军委的决定。这一决定，首先对敌情做了判断，指出，敌人“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作战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3路，均以追击姿势前进：一路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沿天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此两路判断系组成联合兵团，至少2个师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决定中强调指出：“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兵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之被占所说明。”决定中在对敌情做了深入分析之后接着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依原计划执行，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军进攻太原及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
（一）我二方面军（指八路军120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阎西山）之同意后，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
（二）我四方面军（指八路军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三）我一方面军（指八路军115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部署，120师师部率第358旅于9月28日到达神池地区集结，随即分兵挺进雁北，在大同以南、以西展开；第359旅调归总部指挥，该旅组成了300余人的地方工作团开赴平山、井陉地区，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的抗日斗争。第 115师于9月18日从忻县地区出发，以临战姿态北上迎敌，9月9日进至灵丘县上寨、下关地区。师指挥机关一面派出侦察分队收集敌情，准备打仗，一面组织地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总部随115师进驻五台山。这样，八路军2个师便在两路日军（同蒲路的日察哈尔兵团、蔚代公路的日第5师团）前进方向的翼侧展开部署，第129师进至正太路南侧待机。
实践证明，这一战略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期间，不仅有力的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而且增强了和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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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抗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
在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也是日本的战略进攻阶段。日军于1937年7月底占领了北平、天津后，即沿平绥（北平至归绥）、平汉（北平至汉口）、津浦（天津至浦口）铁路向华北各地进攻。
8月下旬，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陕西开赴山西，加入华北作战。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举行作战，以小部分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八路军第115师于1937年9月中旬开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9月22日，日军第5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9月25日，第115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接着，八路军3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忻口会战历时20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在毛泽东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指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的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消耗其力量，切断其交通，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河南等省，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使游击战由山区发展到平原及河湖水网地区，箝制大量日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设4个支队，1万多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为支队司令员。
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和发展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江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的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军数十万人难以入关南下，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华南，广州沦陷后，中共地方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广九铁路两侧、东江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这样，从东北、华北、华中到华南，凡在日军占领区内，到处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顽强战斗，形成了辽阔的敌后战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500余次，歼敌5万多人，牵制敌人兵力30万人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战略防御阶段15个月的战争表明，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出现了2个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进行内线防御，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举行广泛的外线进攻：被国民党丢弃了的地方，随后又被共产党夺回，并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
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终于停止了战略进攻。武汉战役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为个师团，其中3个师团打广州，个师团打武汉，进攻兵力为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45％（强）。另以15个师团担任二线守备，占其总兵力的 55％（弱）。这就是说其二线守备兵力大于一线进攻兵力。这种情形意味着日军进攻能力的枯竭，如若发动新的进攻，除非补充生力军，然而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故而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
日军为什么要以这样大的兵力担任二线守备呢？这就是敌后游击战争的效用。日军二线守备兵力的15个师团中，华北占了12个师团，其中八路军抗击11个师团，华中3个师团，新四军抗击个师团。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12．5个师团，占其15个师团的80％。在日军以个师团打武汉、广州时，不得不以同样的兵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八路军在华北敌占区 375个县中的85％的地区发动了游击战争，从而迫使日军将20余万大军分兵把守占领地。而当日军从进攻兵力中大量转用于把守占领地时，其在国民党战场上的正面进攻便不得不停止了。
由此可见，没有敌后游击战争迫敌大量分兵，就不能瓦解日军进攻能力，也就不能制止日军的战略进攻，从而就没有敌我战略相持形势的出现。而敌我战略相持，则主要是敌后游击战争与日军的相持。因此可以说，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游击战争是开台锣鼓。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发展，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是抗日战争能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战略相持阶段的敌后抗战（1）
隐蔽在地道口的民兵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
1938年10月以后，为中日双方战略相持时期（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
日军经一年多作战，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其国小兵少；人力、财力、物力不足以支持大规模长期战争的根本弱点已显露出来。于是，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暂时不再企求扩大其占领区，而力争确保其已占领区，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基础上，施展政治谋略，通过中国内部的投降派、亲日派，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进行诱降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瓦解中国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屈服。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扫荡”的重点是华北。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提出“牛刀子战术”（日军的“牛刀子战术”，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小”。但需要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八路军在华北依靠广大群众，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军民还—起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利用道沟，在广阔的平原上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部队同群众结合，分散到各地摸清日军行动规律，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进行伏击歼灭战，取胜后迅速转移，再寻战机，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1939年11月上旬，晋察冀部队在第120师的配合下，进行伏击，歼灭日伪军九百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山西新军在战斗中发展到5万人。
这一时期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发展时期。游击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八路军、新四军不仅以正规军从事游击战争，而且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起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民兵，自卫队从事游击战争，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多种战法。东北抗日联军在继续战斗，华南（包括广东沿海和海南岛）游击战争渐趋活跃。致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军虽在其占领区内，构筑公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