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诸神:现代尤的奇怪崛起-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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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废除了独立后开始实行的严格的管控制度，即所谓的“许可证制度”（LicenceRaj），对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印度经济明显呈上升态势，它在美国和欧洲的软件市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并开始发展出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印度还获得了向超级大国迈进的军事象征：它的精英阶层公开谈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研发洲际导弹的问题，而是何时研发。普通市民，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则迅速融入消费文化和品牌文化中，就像追随一种新的宗教。如果甘地泉下有知，一定会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今天的印度仍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慢性营养不良儿童（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数据），它的人口平均寿命和受教育率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尤为明显。11亿印度人口，大约有亿人生活在68万个村庄中，其中近一半的村庄没有全天候可通行的道路，大部分村庄没有合格的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和小学。将近一半的印度妇女是文盲，而很多所谓识字的人其实只能拼写自己的名字而已。
而印度的精英阶层仍然死守甘地的信条，认为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这样的信条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提出，当时是为了扩大独立运动的影响，吸引更多人加入。然而其他许多人，包括印度第一任总理、甘地的继承者尼赫鲁，其实是反对这种见解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印度正在经历缓慢的城市化，城市的不断扩张似乎势不可挡。但是许多甘地主义者仍然认为，农村应该在印度占据神圣的地位，他们阻碍了更好的城市规划。
在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甘地写道：“我确信如果印度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以及世界要通过印度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大家迟早会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将生活在乡村而不是城镇，居住在棚屋而不是宫殿。生活在城镇和宫殿里的人们无法和睦相处，他们的生活将暗无天日，只有暴力和谎言。”6在甘地最重要也是今天引用得最广泛的《印度自治》（HinduSwaraj）一书中，他写道：“如果村民们能脱离长期笼罩着他们的贫困，远离文盲状态，那么他们将成为有文化、有教养、自由的公民……遵守道德是为了驾驭心智与激情，这样做即能自省。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正如许多作家所言，印度已达到一种完美境界，无需向别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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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2）
在历史作品中，甘地的这种文化自豪感及其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蔑视，机智有力地还击了殖民主义者所谓“愚昧的印度人”的侮辱，同时也鼓舞了民众的自尊。甘地亦擅长于这样的斗争。他出生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19世纪90年代在伦敦学习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在1913年回到印度之前，甘地在南非已经颇具声望了，他在南非参加了当地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被捕。正是在那里他发起了后来在印度影响深远的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
然而甘地主义不只是独立斗争的战术，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乎社会组织形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哲学。时至今日，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印度知识分子的思想。举一个常用不衰的例子，如果不能正确评价甘地对人们经济思想的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今印度的纺织业严重残缺，始终不能形成与它自身潜力相匹配的规模。每个学习过发展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纺织业在许多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8世纪的英国到21世纪的中国，无一例外。甘地遗留的影响表现在，印度为了保护棉织品而对合成纤维长期实行关税歧视7（但出口需求主要是合成纤维），还有各种阻碍纺织企业超越家庭手工业规模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惩治成功者而保护失败方。
自1991年印度进行经济改革以来，许多政策已经放宽，那些拒绝进一步放宽的政策不是因为甘地主义的影响，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而印度的那些更具活力的竞争者们，尤其是中国，无需与某位现代圣人的思想遗产角力。印度的自由战士萨洛基尼？南度（SarojiniNaidu）曾说：“维持甘地时代的贫困状态让我们代价惨重”，这句话虽然常被引用，但仍值得在此重复，因为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从甘地那里继承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尊重，这是今天的印度要重新发现并做好的事情，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安培多伽尔在印度之外的知名度要远逊于甘地，然而，对数百万的印度人来说，他似乎更为重要。安培多伽尔戴着眼镜的雕像在这块人口密集的次大陆的村庄里随处可见。与甘地不同，安培多伽尔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作为第一个得到认可的贱民领袖（贱民过去称之为“不可接触者”现在叫做“达利特”，意思是“被压迫的”或“被污染的”）8，安培多伽尔给印度最边缘的人群带来了第一线曙光，使他们看到了摆脱自己所处阶层的希望。他将印度的种姓制度视为印度社会最大的罪恶，因为它使数百万的人仅因其出生而受到非人的待遇。他给达利特带来的希望远未成为现实，尼赫鲁在独立讲话中勾勒的图景依然遥不可及。但是对于印度近200万贱民来说这已足够，自1947年始，他们开始真正品尝到了自由和自主的滋味，长期以来，他们经历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习已经惯于顺从和服从，这样的改变显得不可思议。
安培多伽尔是第一个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印度贱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于1916年在伦敦取得律师资格。他是印度1950年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这部宪法保证了不论种姓身份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赋予每个成年人投票选举的权利。这位身着蓝衣的律师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中，用出色的法律知识调和了印度教高种姓阶层的要求，巧妙回击了那些反对他的甘地主义者。他成功地将宪法中一些强制性的条款，包括禁止杀牛、禁酒以及将乡村置于社会生活的首位等，从“基本权利”部分移植到了没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指导原则中”。
安培多伽尔对乡村的看法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遭受过种姓歧视，理发师拒绝为他理发，路边的咖啡馆也禁止他入内，直到在孟买获得求学的机会后，他的这种羞辱感才有所减轻。印度的许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安培多伽尔对印度乡村的描述——这些语言多少有些不是那么动听——“印度知识分子对村落社会的热爱是一种轻蔑的同情……什么是乡村？地方主义的泥潭、无知的深渊、狭隘的思想和共产主义？”910
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3）
甚至时至今日（事实上今天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安培多伽尔的雕像在哪里落成就会在哪里引发一场骚乱。他曾这样描述种姓制度，“歧视日渐消退，转为日益膨胀的怨恨。”公元前300年，麦加斯特尼斯（Megasthenes）作为塞流考斯的外交使节，被派驻到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他曾这样记录印度的种姓统治：“人们不得与自己种姓之外的人通婚，不得从事非自己种姓的职业和手艺。”11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千多年，而现在这样的描述已经不再准确。
安培多伽尔的诸多作品清晰地表达了他希望通过民主去分解种姓制度，然而这样的愿望没有实现，至少没有以他所希望的路径实现。在今天的印度，虽然种姓已与它的历史和经济根源脱离，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它依然长盛不衰。如今，在印度一些地区，尤其是人口密集、相对落后的北方各邦，低种姓政治盛行，一些黑帮人物和有犯罪背景的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倘若这位贱民律师有知，定会颇为震惊。他同样会很失望地看到今天印度的许多低种姓党派不是努力消除种姓制度，而是通过煽动民众以扩大他们各自的权力，或通过为他们的领袖、神灵建碑立庙，凡此种种来巩固自身地位，与其他种姓对立。从政治忠诚方面讲，种姓并非如大家所愿地让位于阶级。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在印度你不是投选票而是投种姓”。
然而，种姓制度规定的各种世袭职业已经逐渐分解。在城市中，甚至在农村，尽管有人仍然从事世袭职业，但这种从事已经不再具有强迫性。比如，许多高种姓的婆罗门开始从事皮革业，对他们而言，这曾是一个避讳的行业；而贱民也可以为其他种姓的人们烹调食物，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觉得这不可思议。尽管在大约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广大农村，种姓间的通婚依然极为罕见，但这种情况日益增多。可以相信，历史终将站在安培多伽尔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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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
时至今日，依然对印度有着广泛影响的或许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以及安培多伽尔一样，他的影响多样而矛盾，但是，在塑造代表印度的现代特征方面，如政府、民主和公民社会等，尼赫鲁的角色远比另外两位重要。从1947至1964年，尼赫鲁一直任印度总理，除了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她曾任印度总理达14年）以外，没有一位印度领导人在最高权力位置上停留如此长时间。今天，印度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可以追溯至尼赫鲁时期。尽管尼赫鲁是现代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却统率着近代印度的封建皇族尼赫鲁－甘地王朝。12事实上，他的父亲莫提拉尔？尼赫鲁才是这个家族的创始者，此人曾任国大党主席，并且是1885年成立的国大党的###之一。
甘地遇刺后，尼赫鲁成为印度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仍半开玩笑地自称为“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英国人”。他曾就读于英国最纯净的贵族子弟学府哈罗公学，后考入剑桥大学，并最终在伦敦取得律师执照，尼赫鲁和他的父亲是典型的英式律师，在甘地使国大党染上甘地主义色彩前，他们支配着该党。离开剑桥去巴黎度假时，尼赫鲁在信中向他父亲描述了一出在法国看到的莎士比亚戏剧：“我想这些演员并不清楚这是一出舞剧，还是一部悲剧！”13虽然他认同甘地穿土布衣服的哲学，也表现得像一个印度人，但尼赫鲁的行为举止从未失去爱德华时代绅士的风范。即使在被英国当局逮捕，并投入监狱时，他吃的仍常常是脆玉米片、煎蛋、牛肉和土豆，而甘地只是喝点酸橙汁和羊奶。
另外，尼赫鲁的恋英情结远远超出了个人品味之外。1947年成为印度总理时，他决定保留印度的皇家公务员职位，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印度人。而在那个时代，亲英国皇室的人在新独立的殖民地都会被驱逐、送到劳动营、到处流放，或者至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尼赫鲁却邀请他们一起喝茶，阅读他们写的简报。他甚至说服了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在印度留任一年。14
尼赫鲁的英式作风遗留的影响，在21世纪初的印度随处可见，也体现在几乎没有改变的区税收长（districtcollector）体系上，这种体系使得印度的邦以下的行政区域内执法与司法未能实现彼此独立。这既是优势也是缺陷。优势在于印度的行政局（IndianAdministrativeService，IAS）能像胶水一样将文化和民族如此多样的一个国家牢牢粘连。作为缺陷是因为行政局的官员都属于无法解雇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民主。而各邦领导大多是由选举产生，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与行政管理局间这种动荡、离奇的关系将是本书一个重复的主题。
一直以来，信奉政府应该无所不在的思想也是尼赫鲁的爱德华式印迹的体现。尼赫鲁曾深受一些英国上层阶级左翼人物的影响，对费边社会主义心驰神往。费边论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由国家中柏拉图式的专家政治论精英阶级领导，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印度应该庆幸的是，尼赫鲁受费边主义的影响远甚于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尼赫鲁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应该领导国家的工业化，消费无足轻重，还有可惜无法以民主方式完成的土地改革，这二者都是工业化的代价。但是直到1991年开始废除声名狼藉的“许可证制度”时，这种模式都未能实现。
尼赫鲁对私有企业和金钱膜拜深恶痛绝，他的这种观点至今仍有许多响应者，当然在1991年以后声势已经逐渐减弱。尽管尼赫鲁对种姓制度的厌恶真挚诚恳，但他仍以潘迪特？尼赫鲁（一种暗示他出身的敬称）著称。作为一个婆罗门出身的人，尼赫鲁性格的复杂性可以从现代许多高种姓印度人对他的态度上略见一斑。尼赫鲁曾以贬损的口吻写“商人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