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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两宋王朝-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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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皇帝(可汉)死后,一定会展开继位者的斗争。太子倎遂决定先回高丽再说。来到襄阳附近时,他刚好和在鄂州与贾似道媾和、正在北归途中的忽必烈碰头了。
  我想我应该对这个人下赌注!——太子倎有了这个想法。他原本以为对方都是游牧野蛮人,但见面对谈后才知道这也不尽然。汉地总督忽必烈的政治哲学相当中国化,而且与高丽的想法并无抵触之处。
  太子倎发现忽必烈准备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不接受怀柔的话,会受到强烈弹压。为了多少保存国家活力,唯有接受怀柔一途。而且利用蒙古的力量,应该能铲除武人的势力……
  虽然权臣崔氏已经没落,但另外的权臣金俊却起而代之。高丽依然在武人政治的统治下。就在太子倎与忽必烈于汉地会晤时,他的父亲高丽王死了。蒙古把原本应该留下来作为人质的太子送回国。倎于归国后即位,是为高丽元宗。高丽元宗算来与蒙古新帝忽必烈有私谊,他遂意图仰赖蒙古的力量,铲除金俊等权臣的专擅。虽然蒙古与高丽的国交已行恢复,但这并不是对等的国交。
  对忽必烈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南宋屈服。要达到这个目的,怀柔高丽算来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切断高丽与南宋的关系,等于使南宋进一步孤立。
  如果连日本也拉拢得到,南宋就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盟友了。——对蒙古皇帝做如此进言的,是一个名叫赵彝的高丽人。对日本而言,这成了第一次元寇的开端。第一次元寇以使南宋孤立为主要目的。
  一说为日本海贼当时对朝鲜半岛海岸极尽掠夺之能事,高丽因而企图借蒙古的力量以镇压海贼。但这是不足采信的说法。蒙古确实无比强大,却视水战为畏途。如果决定要攻打日本,这件事一定会命令高丽去做,反而将成为高丽的一大负担。
  因此,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蒙古为了孤立南宋而意图与日本联手。但蒙古与他国联手的意图,就是使之臣服。
  元在高丽人赵彝的进言之下,意图诏谕日本。
  元派遣的使节是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黑的和礼部侍郎(###次长)殷弘这两个人,而由高丽派出作为向导的是枢密院副使宋君斐。
  《元史》有“未至而还”的记载,而使节提出的辩解是“大洋万里,风涛蹴天”。实际上,那是深知日本人性格的高丽,判断日本会对黑的等人所携带的诏书反应激烈,拒绝缔结友好关系,而有这样的说辞。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
  

蒙古来袭(3)
诏书中一开头就以小国称呼对方,最后更以如下之语作为结尾:
  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我不想用兵,但不得已时还是会这么做——这句话显示出十足的威吓意味。
  忽必烈对半途而归的使节极为恼怒,厉声谴责不可以风涛险阻为半途而废的理由,并且派遣第二次诏谕使节,国书被送至镰仓后转送至京都,日本政府最后决定不予受理。使节在日本滞留六个月后,毫无成果地空手而归。忽必烈在激怒之下,命令高丽建造一千艘巨船。
  对日本的第三次诏谕见于元至元五年(1268年)九月,使节到达对马后折返。诏谕之举后来又有过多次,而镰仓幕府却依然拒绝受理。
  元的远征日本之所以拖延,是因为高丽的抵抗势力“三别抄”占据着南方的海岛,在渡海上有安全的顾虑。攻陷三别抄的根据地耽罗后,远征的障碍才得以清除。
  对日本的远征军于1274年出发,同年,高丽元宗去世,由世子忠烈王即位。由于忠烈王娶元的皇女为妃,因而采取亲元的态度。但由于他对元强人所难的造船命令也勉强接受,使得人民疲惫到极点。
  至元十一年在日本是文永十一年。
  这是第一次元寇。
  元军攻打博多、箱崎两地。日本军打的是古代战法,而元军则采取集团战法,日本武士由于没有经历过响彻云霄的战鼓声、呐喊声以及大炮,因此,不仅是人,连马匹都惊慌不已。
  但日本军却奋战到底。尤其日本军不时展开夜袭这个拿手好戏,使得蒙古军为之胆战心惊。由于这个缘故,蒙古军虽然登陆作战,到了夜晚就一定撤回船上。只要在巨船上,绝无遭受夜袭之虞。日本军只有小舟,因此,即使前来偷袭,也能轻易将之击退。
  在海上的话,一点不用担忧日本军的夜袭,但却使他们遭受比日本军更可怕的强敌之袭击,那就是台风。远征军的兵船并不坚牢。被命令急造战舰的高丽,偷工减料是当然的事;不偷工减料,就无法在指定的日期前完成,而拖延的结果将是受到严罚。
  要蒙骗在草原成长、从来没有见过船只的蒙古监督官的眼睛,应该是再容易不过了。
  日本人对第一次及第二次元寇时的台风,皆以“神风”称呼。但第一次的台风,好像并没有特别强烈。当时一般的船只,面对那个程度的台风时,应该都能熬得过。然而元的兵船并不是普通的船只,它们只要稍微触礁就支离破碎。
  由于不计其数的兵员溺毙,舰队因而丧失战斗能力,剩下的兵船遂匆匆归国。《元史》对这第一次远征日本的记述极为简短:
  冬十月,入其国(日本),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
  只有这寥寥几句,连因受台风之侵袭的辩白都没有。
  实际上,蒙古并没有因这第一次神风而蒙受多大的损失。兵船全是高丽建造的,兵员也几乎都是高丽族或汉族,不擅长打水战的蒙古族,只派出少数高级将校坐镇。由于没有蒙受多大打击,蒙古因而对远征日本仍不死心。
  “我一定要占领日本。如果能采取诏谕方式,当然再好不过……”忽必烈还是认为能以威吓方式使日本屈服。
  

突破长江防线(1)
十月,元军进入郢州,攻克沙洋和新城两城。十二月,伯颜攻打阳逻堡。据守该地的南宋夏贵竟弃堡而逃回庐州。阳逻堡乃长江渡江之要冲,至此,元军终于突破长江之线了。
  《十八史略》只写到南宋灭亡的“崖山之役”(1279年)。因此,元的第一次远征日本包含在其中,第二次远征(1280年)则为其后的事。
  现在把话头拉回大陆。
  发生在派遣远征日本军前一年至元十年(1274年)的襄阳之战,可以说是宋元对决的关键战。依据南宋元号,这一年是咸淳九年。理宗于九年前死亡,由于未有嗣子,因而由胞弟荣王之子赵琪即位。就血缘关系而言,这个被称为度宗的皇帝是最接近的;然而就人物而论,这位皇帝颇有问题,实在称不上英明。
  “皇族中并不是没有更优秀的人,面对蒙古即将南下,我们期待的是英主。”大臣中有人以此理由表示反对,贾似道却断然驳斥之:“由血统最接近的人即位,是天经地义之事!”
  对贾似道而言,不甚英明的皇帝比较容易驾驭。度宗知道自己被选为皇嗣的经过,因而对贾似道非常感恩。贾似道的独裁体制可以说即将建立起来。
  襄阳频频派遣使者到朝廷请求援兵。然而贾似道却不发一兵一卒,因为根据他的判断,要想在襄阳阻止蒙古军南下是不可能的事。
  “要阻止,就要在长江之线阻止。”这是贾似道的想法。与其派援兵到毫无希望的襄阳,不如加强长江一线的防备。由于杭州接近长江之线,他因而上书建议暂时迁都僻地。想不到向来对宰相言听计从的度宗,对迁都案却不予采纳。
  朕好不容易就皇位,成为这所宫殿之主,为什么要迁到偏僻的乡下呢?——他既不答应迁都,也不派遣援军到襄阳。
  我当时还是应该选英明一点的皇族才对。——事隔十年,贾似道这个时候才后悔自己当时挑了错误的人选。
  襄阳孤立无援的状态足足持续了五年之久。这是因为隔着汉水、位在北岸的樊城,与南岸大基地襄阳连成一线,联合抵御元军之攻击的缘故。南宋军极为善战,连元将军张弘范都在樊城包围战时中流箭而手肘负伤。
  “樊城与襄阳隔着汉水相互取得联系,在这个情形之下,要击溃敌人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在汉水阻断两城的联络,较小的樊城一定能先攻陷。一旦攻陷樊城,襄阳不是如同囊中物吗?”用布裹着手肘的张弘范,对总司令兀术如此进言。
  “好,我们就放胆把大军放在汉水上试试看。”兀术接纳了这个进言。
  一旦攻打樊城,南岸的襄阳就会立刻派出援军;反之,对襄阳加以压迫,北岸樊城的援军便渡河前来。宋军如此地联系作战,使得元军焦头烂额。
  由于视水战为畏途,元军向来坐视南宋军利用汉水互通声息的状态。蒙古军确实不擅长打水战。但元军中已增加不少汉族将兵。倘若大胆地派出大量兵船到汉水之上,与南宋军放手一搏,僵持不下的战局或许有打开的可能。兀术下了这个决心。他是远征越南的兀良合台的儿子。
  元军封锁水面的结果,樊城果然被攻陷。这是1273年正月的事。樊城守将张汉英壮烈阵亡。
  “我生为宋臣,死后当然也要做宋鬼!”都统制范天顺仰天长啸后,自缢身亡。牛富、王福等樊城干部,全都于力战后投身火海完节。
  樊城被攻陷后,得不到来自南方援军的襄阳,显然已无力支撑多久。“樊城只是个小城,这里的情形却不一样……”襄阳总司令吕文焕如此呢喃。樊城可以说是支城,大部分住民都疏散到郊外,城内只有军队而已。但襄阳是个大都市,城内有许多住民。
  对蒙古的彻底抗战,必须要知道会遭受彻底的报复。这将使无数的无辜市民丧命。
  世祖忽必烈“诏谕文”适时送达。
  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尔主,固其宜乎,然,势穷援绝,其数万生灵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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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长江防线(2)
“唯有投降一途。”吕文焕遂在降伏文书上签了名。
  同年二月,襄阳沦陷,与樊城被攻陷只相隔一个月。
  翌年末咸淳十年(1274年),贾似道遭母丧,他为了要服丧,辞去宰相之位。然而长期独裁的人物一旦不在,政治立即发生停滞现象。比任何人都感觉不方便的是皇帝度宗。度宗在这国家非常时期,依然浸淫于酒色而不顾政治。宰相不在后,他连宴会以及女人之事都一筹莫展。“立刻叫他复位,因为这是国家非常时期。”度宗如此下旨。他说的话理应会立即以诏书发布。
  对此,名叫陈著的大学博士与门下弟子联名上书谏言道:
  似道之罪行甚为明显,甚至愚夫愚妇,莫不期望将其逐出。今,天降罚于其母,乃代陛下行道。
  罪及母亲的说法,似乎有些过分。但满脑子理学的他们,对贾似道的痛恨,确实已到再也无法压抑的程度。然而度宗却不听学者们的意见。不仅如此,因酒色而健康受损的度宗,于这一年的七月死去。他的四岁儿子即位,皇太后谢氏摄政。
  面临即将与元对决的关键时刻,却以幼帝即位而由皇太后摄政。皇室对贾似道的依存度当然越来越高。
  元这一边,积极展开大举南征的总动员,并且任命史天泽和伯颜这两个人为总司令。史天泽是元朝第一个汉人宰相,他是被列为汉地四大诸侯之一的史秉直之子,被任命为南征总司令时,他已七十三岁。伯颜于父亲随富拉格汗(忽必烈之弟)西征时,在伊朗出生。富于决断力且文武双全的他,甚得忽必烈的信赖,他这时候才三十九岁。忽必烈把老成的史天泽和少壮的伯颜配成对了。
  于出发前,忽必烈叫来这两个人训勉道:“历史上能成功地取得江南的人,唯曹彬一人而已。你们千万不可胡乱杀人。如此,你们就是我的曹彬。”
  曹彬是奉宋太祖之命征讨江南、以几乎不流血的方式成功地完成平定任务的人物。据传,这个人的为人极为谨严清廉。
  “遵命。”两个人都当场跪伏。
  退出后,史天泽对伯颜道:“我已老了。这次的南征对我来说,等于和自己的生命战斗。这一次的战争我没有自信打得赢,到时候大概会请你指挥全军吧?”史天泽的话果然应验,他于率领元军由襄阳南下至郢州的途上,罹病辞世。
  十月,元军进入郢州,攻克沙洋和新城两城。宋将边居谊率领三千兵力战,知道必败无疑后就投身火海自尽。麾下三千兵也全都玉碎而终。江陵各州因而全都向元归降。
  十二月,伯颜攻打阳逻堡。据守该地的南宋夏贵竟弃堡而逃回庐州。阳逻堡乃长江渡江之要冲,至此,元军终于突破长江之线了。
  从另一条路线进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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