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1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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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4)
薛向听到消息,先给皇上上了一份折子,诉说了自己的担心:不是担心升官与否,而是担心目下的事业能不能再做下去!皇上当时就下了一个手诏,着专人加急送给了薛向。手诏写道:
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故朕托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而卿忠识内固,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前览奏,且虑流言致惑,朕心匪石,岂易转也!卿其济以强,终之不倦,以称朕意!
薛向见到手书,自然感激涕零,益发效忠皇上了。
就在这前后,枢密院有了空缺。这冯京被用,岂不是十二万分的无奈吗?
就这,第二天神宗还是动摇了。他问几个执政:“朕想想,冯京还是有些问题,太弱!大家看看,能不能与司马光一起用呢?”
“我看可以。”公亮说。
“司马光比冯京多少是要强一些,但流俗以他为宗主,就更不好应付了!而且,枢密院的事,司马光果真明白吗?”安石说。他身处第一线,不能不关注双方力量的消长。最后一问,也实事求是。
“不明白。”神宗想起司马光先前辞枢密副使的折子,如实说道。
“既不明白,虽强于冯京,与枢密院的事有何补益?不过徒然增加流俗的力量,与新法抗衡罢了!”安石说。
“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公亮说,“真宗用寇准的时候,有人问他为什么用寇准,他说:‘就是要异论相搅,大家才会各自小心,不敢为非作歹!’”
也不知道他想表示什么,他自己或许也有些不大清楚,或者,一系列的激烈斗争,终于叫他有些晕头转向了,他当真有些退缩了?这话可不像丞相说的话。安石一时明白不过来,不由自主地瞅了他一眼。这是大是大非,不能不辩:“丞相这话,自然不无根据。可照实理说来,却不够全面。倘若朝廷果真人人异论相搅,还怎么治理天下?我倒是以为,朝廷任事大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天下事是再办不好的!”
“对。不能让异论相搅,必须步调一致!”神宗也深有体会。
公亮这才懊悔起来:真是老了!怎么会突然说出这种话呢?至于司马光,他还是想留在枢密院。
“这事怕也由不得朝廷!前不久,朝廷不是也用过他?他因为言事不听,一再辞了的。这次,他要是再坚持不采纳他的意见,就不就职,朝廷怎么办?”安石说。
怎么办?没法儿办!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还是算了吧!神宗到底下了决心,只用冯京,不用司马光了。
这事虽然了了,可安石一想起曾公亮的话,就非常不安:已经步履维艰,再要来个异论相搅,简直待都没法儿待了,更甭说别的了!到与皇上单独相对,安石到底向他袒露了自己的心迹:“陛下,君子从来不肯与小人厮搅。之所以还与他们应付,不过等着人主觉察,当机立断,有所判别而已。假如始终要君子与小人厮搅,他们只有卷怀而去了!君子入仕,不只是为了高官厚禄,主要还是想行其大道,忠君报国,造福苍生。倘若白首余年,只与小人厮搅,还有什么指望呢!”
神宗虽明白这话的分量,可除了安慰与空洞的承诺,一时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安石原只要皇上明白自己的心迹,并没幻想出现奇迹,说过也就算了。虽然如此,君臣之间毕竟又多了一分了解,日后相处也就有了一条更实在的底线。这对于双方,都不无益处。
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的君实,终于请求外调了:想去许州或西京洛阳。
神宗挽留他说:“爱卿怎么能走呢?朕正要重申前命,让您去枢密院,您就接受任命吧?”
君实苦苦一笑:“臣旧职都应付不了,哪里还敢升任!”
“您何必这么说呢?”神宗问。
“微臣实在不敢再留在朝中!”君实好像有无限苦衷。
皇上沉吟了好大一会儿,还是劝道:“是因为安石吗?您与安石关系一向不错,干吗多心呢?”皇上可能忘了君实专攻安石的密折,要不,就是有意回避?劝人嘛,总要拣能说的说不是?皇上也不例外。
“臣与安石是不错。可自他执政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意见相左。”君实自己倒是说得转了,“如今忤逆安石的,比如苏轼这些人,谁都被栽赃陷害,中以危法,臣怎能不心惊胆战?只要能保持清白,不被糟践,贬谪削黜,臣都认了!且不说这些人。我与安石交情再深,怎么也比不了吕公著与他的关系!那又怎么样?开始荐公著的时候,将他说成一朵花;后来诋毁他,又成了千古罪人!同样一个人,前后怎么就有那么大差别?说出来也要有人信哪!”
“安石与公著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好,到他有罪,安石丝毫不敢隐瞒,说明他大公无私,一切以国是为是,不正求之不得吗?而且,像青苗法,已经很有成效了!”神宗的逻辑完全相反,君实倒踢了一个乌龙球,反给安石平空加了一分,也实在没有办法!
“这事天下都认为不对,只有安石与他的同党才这么认为罢了!”君实再不提公著,只说青苗法了。
这么说,朕也成了他的同党喽!可与他较不了真,还是说别的吧!“苏轼不是什么贤士,爱卿怕是偏听偏信了。他的奏折,朕还不知道,早就传得朝野尽知了!他葬苏洵,韩琦送他三百两银子他不要,却用官船贩卖盐与苏方木、瓷器。这样的人,能是贤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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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5)
“这不过是安石的姻亲谢景温造谣攻击罢了,臣所以不敢不去咧!而且,苏轼再坏,也比那个不为母亲守丧、禽兽不如的李定强多了!他不还是一样被用作御史吗?”君实大概认准是最后一次,毫不相让地辩道。
神宗反倒笑了:角度不同,看问题就完全两样。看来,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他一摆手:“咱们也不必斗嘴了,爱卿还是考虑考虑朕的意见吧!”
隔天见着安石,神宗笑着告诉他:“司马光对您成见颇深,似乎很怨您!”
“那为什么?”安石平淡地问。
“不过那些事。他请求调出去,说谢景温是您的羽翼,上书揭发苏轼。他举荐过苏轼,怕是心虚吧?”皇上推测说。
“陛下,臣每每称赞谢景温平直,是有原因的。韩琦掌权,知名不知名的都走崔公孺的路子,总在韩琦面前夸奖崔公孺,愣是让韩琦认为崔公孺真是个能人!其实,平常稀松得很。崔公孺呢,也投桃报李,在韩琦面前说那些人的好话:他们也同样官运亨通了。”
“等等,这崔公孺是谁?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打断安石的话,问道。
“陛下不知道?崔公孺是韩琦的妻弟。”安石说。
“我说呢,不相干的一个人,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笑道。
“当时只有谢景温不买崔公孺的账,所以臣一直记在心里,每每为他延誉。”安石解释说。
“是这样,这自然应该!”明白了原委,神宗也点头称是了。
“用人最忌有才而奸邪的人,因为他深不可测。不过,也不是没办法对付他。只要陛下深考事理,明用典刑,有才而奸邪的人即使想怎么样,也不敢动心,只好服服帖帖。至于司马光一类人,他们怎么能迷惑陛下呢?”安石说,他似乎始终未将君实当做同一级别的对手。
神宗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司马光说如今是非淆乱,很难分清是非,倒也真值得忧虑。”
“不过,也不是没有是非。验之以事实,考之以先王之道,是非就泾渭分明,不容随意涂抹了。当初司马光说不当让薛向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可《尚书》就有‘懋迁有无化居’的话,说的就是这件事。他又说薛向一定会失陷官家财物,事实怎么样?不但没有损失,还为国家创造了许多财富!其他事情,大致也都如此。比如李定、苏轼的事,一提出来,朝廷就要下面一查到底,也是一视同仁,并没有包庇一个,放过一个。谁在陷害苏轼?查清了,他不就洗刷干净了吗?”既有理有据,神宗当然不能不信。
“有人拿党锢之祸比附现在,爱卿怎么看?”神宗想起最近的流言。
“臣只能说是胡说八道。什么是党锢之祸?人主昏乱,宦官专权,迫害士大夫,这才有党锢之祸。如今哪儿来的党锢之祸?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恕臣斗胆直言一句:陛下明智,前世君主无人能比,只是刚健不足,不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所以异论才纷纷攘攘。如果陛下能圣威独断,凡事都裁之以理,再力行不倦,久而久之,风俗人情自然就会改变了。陛下且将春天与现在比比,是不是大不一样了?只要陛下勇往直前,会越来越好的。”安石绵中有刚,既有批评,也有鼓励。
“爱卿说得对。目下西夏又蠢蠢欲动,边疆臣子要是不受用,怎么办?”神宗的思路一向快得出奇,又跳到西夏去了。
安石一笑,安慰神宗:“陛下放心!法行,则人人可用。以天下人了天下事,怎么会无人可用呢!关键在于法出令随,有法必依,犯法必惩。舜做天子,他父亲瞽叟杀了人也不能不受惩罚!这可是尧舜所为、孟子所说的事,不是申不害、韩非他们说的。”
“不错。武后能驾驭那么多豪杰之士,还不就是因为她执法如山吗?”神宗举一反三,又提出唐朝武则天的例子。
“陛下圣明。如今的士大夫,还有谁能比姚元崇、宋璟、狄仁杰这些人更强?他们都能为国法所驾驭,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陛下尽管放心吧!”
安石说的这些人,都是武则天手下的能臣。这种比较最有说服力,神宗会心地笑了。
由司马光引发的新一轮斗争,终于以他的出知永兴军而告结束。他的官衔则由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史馆修撰等,改成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照算该是正三品了。陛辞的时候,皇上叮嘱他:“爱卿去守长安,边界上有什么动静,务请及时报告朝廷!”
司马光却说:“回陛下,臣守长安,离边界还远着呢,怎么能知道边界上的情况?”
“怎么不能?王陶当年守永兴军,西夏人进攻大顺,就是王陶最先得到的情报。”神宗提醒他。
“王陶耳目心力过人,臣怎么敢比他!职分之外的事,臣一概不敢过问!”司马光冷冷地说。
“那就多管管本路民间的事吧!”神宗知道与他计较不得,只好改了口。
“那是自然。”司马光回答。说完,磕了头,径自下殿去了。也就打这一天起,他三缄其口,再不轻言朝政了。
神宗不是担心西边有事吗,需要一个重臣去宣抚陕西。
安石主动请缨:“陛下,臣还没有经历过边事,应该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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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6)
皇上先也同意了。可韩绛原是知过庆州的,又想为安石分忧,也请缨说:“朝廷正倚重安石,怎么能没有他?要去,还是我去吧!”
安石不同意:“您比我更重要,还是我去的好!”
神宗见他们都拣重担挑,又高兴又感动,说:“你们二位是朕的左臂右膀,朕谁都离不开!倘若韩绛要去,有需要也可以商量着来,内外相成,也就同在朕身边一样了!”
“陛下说得对。我有事,可以给安石写信。安石在中书为里,臣在陕西是外,正好互为表里!”韩绛接口说。
“臣因为不习边事,每到议论决策,总是犹豫不决,不敢果断行事。眼下陈升之请了病假,中书必须留一个熟悉情况的人,还是留韩绛,我去陕西的好!”安石还是争道。
皇上权衡结果,还是叫韩绛去做陕西路宣抚使,而且特意放权给他:来不及奏报的机要事情,许他便宜处置。又亲自下令,要两府大臣都到韩绛府上去给他送了行。
韩绛西征,参知政事不又有空缺了吗?补的谁?还是冯京。韩维倒是不错,但他对新法根本不热心;有个吴充,资历、人望等各个方面虽都够格,尤其是比别人更懂实际事务,可他与安石是两亲家,安石的女儿嫁了吴充的儿子,已经权了三司使,安石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做参知政事!皇上想想也是。一来二去,又落到冯京头上了。这官场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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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一回(1)
立保甲图长治久安
惊民变兴断指之谣
司马光与冯京这一出一升之间,朝廷也发生了其他一些变化。最主要的,大致有两件事:一是,三司条例司并归了中书;二是,曾布成了一颗上升的新星。
三司条例司,不是早就成了不少人的眼中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