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1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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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当即向皇上奏道：“陛下，微臣进了中书才发现，中书处分事情的札子都被称作圣旨，却十有###不中事理，甚至还有谬误百出的。这中书是中书，中书的文件再重要，也不能与圣旨混为一谈哪！”
神宗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事，吃了一大惊：“有这种事？这还得了！”
“所以微臣想请旨，是否以后中书的札子，只以中书的名义发出去，不再挂称圣旨。”安石提议。
这不是维持皇权神圣，杜绝臣用君名的大好事吗？神宗张口就要答应。可回头一想，这是大事，还是问问清楚，征求一下其他人的意见再说，便开口道：“爱卿说的这事太重要，等朕征求一下意见再说，好吗？”
“那是自然，要与大家商议的。”安石回答。
一问的结果，是非竟完全颠倒过来了！
唐介说：“陛下，这中书札子称作圣旨，是有缘由的。”
“还有缘由吗？什么缘由？”神宗不知道。
“当年寇准寇丞相对知州冯拯不满，用中书札子随意调了他的官，被他告到太宗那儿。太宗原来要升冯拯做参知政事，一听就火了，说：‘在前代，中书权臣就是靠用堂牒作威作福。太祖看到中书堂牒比圣旨还管用，就将中书堂牒干脆废了。如今再用札子，与堂牒有什么两样？’打算将中书札子也废了。儒臣张洎说：‘废了札子，中书办事就没有可用的公文了。’太宗这才改了主意，说：‘这样吧，大事用诰敕；其余事情，需要用札子，也要上奏取旨。’中书札子这才被称为圣旨了，哪里是乱叫的？要是札子归中书，不叫圣旨，那不是政权不出自天子，而改成出自大臣了吗？大臣忠诚可靠，都是撇开天子，擅作主张的不法行为，要是用非其人，那祸事还得了！”
“原来这样！”神宗说了这么一句，竟说不出第二句话了！祖宗办事，原来都是有道理的，自然不能乱改！中书文件乱用圣旨名义固然不好，可毕竟请示过，自己还能把握；要是中书不用圣旨名义，自己就下文件将事情了了，朕不是成了空头皇上？这多危险哪！怎么着，也不能这样！至于中书文件不以皇上名义下的种种好处，以及中书是不是也有借圣旨之名而行事等各种弊端，他就再也顾不上去想了。
安石的建议，当然只能泡汤了。你说这大胆为事，容易吗？先在皇上这里，就可能打上坝子了！
这固然是有关权力的大事，可小事，也一样不好办。
神宗不是因为天旱，避殿节食，经过公亮、安石的劝说，到底恢复正常了？到四月神宗诞辰——也就是同天节，安石他们的意见，为尊隆国体，还是要庆祝一番。契丹等处的外国使节，不还要来吗？可富弼却另出高招，说：“历来惯例，有灾变都要撤乐缩食。目下旱灾未断，陛下要是停着寿诞不过，可以向中外显示您恤灾爱民的盛德，正是千秋不泯的一段佳话。请陛下免了寿诞，不上寿吧！”神宗想想这话在理，果真停了寿诞不过了。
说来也就那么巧，寿辰那天，还真下了一场小雨。富弼这下可抓住话把儿了，当然得说话。那话说得也相当俏皮：“虽说下了雨，但老臣倒是愿意陛下不至于因为这场雨太高兴了！仍然要常常想着灾变，敬畏不敏。这老天爷，赏罚分明，报应昭彰，实在太明显了。您修了德行，它就立马下雨；要是将来万一德行有亏，它还不立马又会降下灾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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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5）
不说事实胜于雄辩吗？有事实作证，皇上如何不听？何况，他一向还相信天人感应！当时就很动情地答道：“丞相说的都是事实，朕敢不敬畏天地？朕一定将你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不过，神宗倒并没有忘了他的主旨。对于富弼这样的老臣，他或者不能不优容厚待，说到其他的反对者，他有时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做了北院宣徽使的王拱辰，从北京大名府回来，也想拿变法试刀，对皇上说：“微臣回来，也想进些忠言，只是不知道陛下想些什么，不好胡乱开口。微臣常常想到过去的事情。唐代从唐穆宗李恒一直到宣宗李忱，丞相牛僧儒与李德裕互为朋党之争，一闹就是几十年，打的也是变革不变革的旗号。皇上不能不严加警惕！”
这话本身就有不少漏洞。非要了解皇上的意向才好发言，这不是公开承认自己要窥伺圣意，以求一逞吗？所谓牛、李党争，也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影射。
公亮对神宗说：“王拱辰这个人，仁宗时代就知道他不正，所以一直没有重用。”
这话倒也不是诬陷，且看他在庆历新政期间怎么拼死攻人，就知道了。很快，他话里的种种漏洞及所作所为，都被一一揭了出来。神宗龙颜一怒，将他贬去知应天府了。其他几个对变法指手画脚的大臣，也一样被贬到外地去了。变法还没有真正开始，就这样不遗余力作践攻讦，还怎么为事！
说起来，没有这一手，安石他们也真没法儿继续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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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二回（1）
投石击水轩然大波
巡视归来触目惊心
要稳中求进，除了审时度势，不轻易举措，以免出师不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叫每一步都落在实处，事半功倍，无懈可击。而要这样做，首先必须全面地了解与掌握情况。只有全面地了解、掌握了情况，才能胸中有数，有的放矢，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除此之外，因循了将近一百年的臣民，早已形成一种惰性，乐于平静，害怕变化，要想有所动作，必须有一种规模，造成一种声势，让他们的心灵受到震动，受到启发，从而认同非此不可的变革。这对于化被动为主动，变阻力为助力，等等，应该是利大于弊的。要想一箭双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选拔一些专职使者分赴各路了。他们可以调查研究，也可以察访官员，还可以疏导宣传，征求意见，等等。带着朝廷无所任、又无所不任的旨意，他们几乎可以无所不能。大的变法举措出台之前，这样做，无论如何是绝对必要的。
不错，皇上确实已经下诏，要求三司官员、转运使、京内外相关官员等上书汇报实情，提出建议。可至今，连一份折子都没收到！就是有人上了折子，它们能起多少作用，也很值得怀疑。大部分官员不过敷衍应付而已，很少有人会认真对待。要不，也不会形成目下这种局面了！建国以来，皇上问事求治的诏书，少说也下了成百上千份，还不都是不了了之！能应付，有时还算好的。最可怕的，是有一等人弄虚作假，糊你一头屎，你还做梦呢！从县到州、到府、到路，到朝廷各部门，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要想真正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挑选专人一个猛子扎到底。因为专问专管，或许还能大致了解一个究竟。舍此，大体只能是空谈。
要派这样一批钦差大臣下去，即使不带按察使命，不拿人问罪，想来也肯定会引起骚动、不满、攻讦。举国上下，实在是太沉寂，太懒散，太无所事事，太麻木了！突然受到刺激，打搅了清梦，要不吹胡子瞪眼不满，反倒不正常了。朝一潭死水里突然投进一个石头，能不掀起轩然大波吗？
安石不由自主地笑了，却笑得非常苦涩，非常无奈。
他将自己的想法，先向陈升之说了。陈升之也赞成，说是个好主意。两个人又商量，先在条例司内开个会：一是，自己先统一下认识，工作起来好协调一致；二来，也顺便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
会议自然由升之主持。他办事也算干练，张口就直奔主题了：“我与王大人商量了，想请示朝廷，派几个人下去了解了解情况。做任何事情，总得心中有数才行。不全面了解掌握情况，就很难做到胸中有数。今儿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不管什么意见都可以说，而且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临了的一句俏皮话，他显然比较赏识，自己先笑了。
“好，应该这么做。不知道要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说话的是章子厚。虽然话很实在，却仍改不了他那一股心不在焉的超逸神态，也真没办法。
升之看看安石：这个问题，他似乎没有交代？或者说了，当时自己没怎么留意？
安石知道升之可能没留心，对下去的具体意向还不十分清晰，也就补充道：“了解掌握情况，当然越全面越好，可以无所不及。但这样操作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好像还应该有个重点。农业是根本。目下最紧迫的，该是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是不是可以以这几项为主？此外，征收物品，是不是也有个妨农的问题？有余力，似乎也可以附带涉及？大家有什么想法，听听大家的吧！”
“大人，下官以为不妥！”说话的是苏辙。
大家都吃了一惊。
“有什么不妥，详细说说。”升之说。
“是，我这就要说的。”苏辙说：“派专使下去，明显是对现有地方官吏表示不信任。不认为他们没用，也就不会派人下去了。各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都是朝廷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精英人士，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兴利除害，是他们分内的事，还要等别人来指教，越俎代庖吗？”
“子由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子厚反驳说，“照您这么说，天下就没有贪官污吏或玩忽职守的渎职官员了？而且，明明说是了解情况，何来越俎代庖？您有没有搞错呵？”
“我就要说到这一点。”苏辙白了子厚一眼，说：“从来想派专使了解情况，大都劳而无功。为什么呢？使者下去，因为利害交关，下面的官员，强梁的嫌你侵渔干扰，软弱的怕你揭短制裁，不是硬抗，就是软拖，主客相忌，防不胜防，上哪儿去了解真实情况？而做使者的，既担负着朝廷的使命，谁肯空着手回来，没法儿向朝廷交代？这样，自然难免生事。除了了解不到情况，无端生事，使者打着朝廷的旗号，所谓狐假虎威，难免颐指气使。送往迎来，要给老百姓增加多少负担？所以，古代治世贤君，从来都只信任地方官员，责成他们好好治理属下，根本没听说要派什么使者代替他们治事！只有近代，治政紊乱，才用各种名目乱派使者。那结果，除了让政治更加混乱，从来没听说起过什么好作用！”
“子由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却也不大全面。”惠卿发言了，“首先，朝廷派使者巡视地方，至少从汉武帝就开始了。那时的刺史，周行全境，以六条标准为依据，诸如是否贪赃枉法、欺凌百姓、刑狱不公等等，专门监察郡国州县的官员。以后各代，制度虽有变迁，派遣使者巡视四方，却基本没变。譬如唐贞观二十年，太宗就派了二十二个使者，以六条为根据，巡视四方，前后升赏处理的官员不下数百人。汉武帝就开始的事，不能说不古——其实，更早还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御史制度！而贤明如唐太宗都行之不辍的事，总不至于会有大错的！派出的使者，当然也会有受贿坏法等不逞之徒。但从来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废弃这种制度。这里面其实有个道理，就是通过它，实现朝廷的大小相维、内外相统、交叉钳制，以保证朝政的效率与公正廉明。这种监察约束制度，与是否信任任事官员，根本就是两码儿事；更与越俎代庖，风马牛不相及。何况，这次所谈的，还不是派员巡视监督四方，只是要了解掌握情况，好为变法做些切实准备，更不相干了！即便真的带些按察色彩，也无可厚非。这在本朝，也是有先例的。淳化四年二月春旱，太宗就派了八名专职使者巡视全国，查看宣抚灾情；有不法官吏，也许权宜处置。至于您说的，怕使者作威作福，或不能了解到实情，倒确实该注意。但只要认真选人，且严加要求与约束，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就是还免不了，注意随时纠正也就是了，也不需要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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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二回（2）
“吉甫说得在理。何况，怕使者枉法生事，怎么就不怕久任一方的地方官员贪赃枉法？他们是坐主，比起临时巡视一方的，不更值得怀疑？”子厚得理不让人，还要穷追猛打。这个时候，他似乎早忘了与苏轼的友谊，更忘了对手是他朋友的兄弟了。
升之与安石怕苏辙难堪，都想着要说几句劝慰的话，苏辙自己倒先开口了，仍然顺着自己的思路：“这且不说，大人所说的巡察事宜，似乎也有不妥之处。农桑耕织，自有地方父母官管着。得人则兴，并没有一定之规，根本用不着派专职使者去调查催办。水利的事，也大体如此。至于徭役，说来说去，总还是要用乡下农民，就像做官的必须用读书人一样，怎么着都难以求全。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