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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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主任罗荣桓、谭政，制造“罗（瑞卿）、梁（必业）反党集团”等冤案。黄永胜诬陷总政治部“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邱会作诬陷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差不多”。总政治部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长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分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袁子钦、王冰等17人被迫害致死。
提起公诉（4）
23。 林彪、江青反革命分子集团通过陈伯达、姚文元，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陈伯达组织编写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张春桥和姚文元指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梁效”、上海的“罗思鼎”、《红旗》杂志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姚文元诬陷南京群众张贴大标语反对张春桥是“反革命”，并说：“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编写材料，这些材料经姚文元篡改，把群众反“四人帮”、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的革命言行诬陷为“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诬陷群众是“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姚文元还主张要“枪毙一批”。姚文元、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门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陷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
（二）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24。 在林彪、江青、康生和谢富治等的指使、策动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等7人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全部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康生诬陷刘仁和副市长冯基平、崔月犁等“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并批示“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拷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的审讯工作”。刘仁、邓拓、吴晗、乐松生被迫害致死。
25。 张春桥、姚文元诬陷中共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顽固堡垒”、“黑班子”，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叛徒”。在他们的指使、策动下，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市委常委等17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26。 在陈伯达的煽动下，制造了冀东冤案，使冀东地区的党员干部、群众万余人遭受诬陷、迫害，张文浩等2955人被迫害致死。
27。 康生当面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四十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捏造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康生、谢富治不准赵健民申辩，由谢富治当场宣布逮捕赵健民。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这个冤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万余人被迫害致死。
28。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儿，不要怕。”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他搞掉。”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
29。 康生等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131人“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92名干部受到迫害，马明方等26人被迫害致死。
30。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把1946年2月吕正操、万毅、张学思、贾陶、刘澜波、栗又文、于毅夫等42人根据194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经延安新华社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一事，诬陷为“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并制造了“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90人的冤案，进行诬陷、迫害。张学思、贾陶、车向忱、陈先舟等被迫害致死。
提起公诉（5）
31。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北平、上海、天津、广东、四川、云南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招降纳叛”，是“国民党”、“叛徒党”、“美蒋别动队”，提出“一定要从地下党开刀”，致使各地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大批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党员和群众被诬陷为“叛徒”、“内奸”、“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美国特务”、“间谍”、“反革命”。黄永胜等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冤案，使7100多人遭到诬陷、迫害，林锵云等85人被迫害致死。
32。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制造了大批冤案，使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黄永胜等在广州部队制造“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副司令员文年生等“夺权搞政变”，株连700多名干部，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吴法宪等诬陷、迫害大批干部、群众。吴法宪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74人，顾前、刘善本被迫害致死。李作鹏等诬陷、迫害海军大批干部、群众。李作鹏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20人，雷永通等3人被迫害致死。邱会作等在总后勤部私设监狱，刑讯逼供。被邱会作直接诬陷、迫害的有462人，申茂兴、王述臣等8人被迫害致死。
33。 张春桥、王洪文等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攻打“工人赤卫队”，伤残91人。王洪文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关押、打伤650人。
34。 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支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镇压群众。制造了省革命委员会大院武斗事件，拘捕关押388人。
35。 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5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40多人，冒充红卫兵，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住处。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查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36。 张春桥在上海指挥反革命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代号244），专门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法西斯特务活动。为张春桥搜集、编造诬陷中共中央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绘制了《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并编写了300期《扫雷简报》和《动态》，提供了100多万字的情报材料，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183人。
37。 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指使迟群、谢静宜利用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上海、辽宁等地的江青反革命帮派体系骨干秘密串连，互通情报，并搜集一些省委领导干部的讲话记录和省委文件，编写《走资派还在走》、《情况反映》等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
38。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的指挥、煽动下，冤狱遍于全国。各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各界的大批干部、群众和大批归国华侨遭受诬陷、迫害，致残、致死。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中央常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大批遭到诬陷、迫害，黄绍、梅龚彬、楚溪春、高崇民、刘清杨、潘光旦、刘王立明、刘念义、王性尧、唐巽泽、许崇清、李平心、陈瑞麟、郑天保、王家楫、刘锡瑛、张玺、王天强等被迫害致死。文艺界，仅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2600多人。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云卫、郑君里、孙维世等被迫害致死。教育界，仅###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万多人。著名教授熊庆来、翦伯赞、何思敬、王守融、顾毓珍、李广田、铙毓泰、刘盼遂、马特等被迫害致死。科学技术界，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研究院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有万多人。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冶金学家叶渚沛、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等被迫害致死。卫生界，仅卫生部直属14个高等医学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著名病理学家胡正详、药理学家张昌绍、胸外科专家计苏华、针灸专家陆瘦燕、中医叶熙春、李重人等被迫害致死。体育界，大批干部和教练员、运动员遭受诬陷、迫害。优秀教练员傅其芳、容国团、姜永宁被迫害致死。全国劳动模范大批遭到诬陷、迫害。著名劳动模范孟泰、时传祥等被迫害致死。归国华侨、侨眷，仅19个省、市被诬陷、迫害的就有万多人，281人被迫害致死。方方、许立、黄洁、陈序经、黄钦书、陈曼云等侨务界著名人士被迫害致死。全国各级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社队和城镇街道的干部、群众，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爪牙”等，遭受迫害的难以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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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公诉（6）
（三）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39。 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将林立果、王飞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组成“调研小组”。林立果为头的“调研小组”组成为“联合舰队”。“联合舰队”是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林立果等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40。 1970年9月以后，林彪加紧了反革命武装叛变的准备。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编者）、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空军第五军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广州民航局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41。 周宇驰、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探听到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同一些负责人谈话的内容，当即密报林立果、叶群，顾同舟并书面报告叶群。李作鹏在武汉得到武汉部队政治委员刘丰关于毛泽东主席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谈话内容的密报，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连夜打电话告诉在北戴河的叶群。林彪、叶群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