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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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播发的评论《假和平和真和平》，曾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一番轩然大波。此文亦出自胡乔木之手。此文提及了“首要战犯名单”。
胡乔木的初稿中，“首要战犯”写了三人，即蒋介石、陈立夫、谷正纲。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补充，最后由新华社播出的“首要战犯”名单是：
“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谷正纲、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刘健群、吴国桢、潘公展、蒋经国、张君励、左舜生、戴传贤、郑介民、叶秀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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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1）
1949年1月31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北平二十多万国民党部队在百万解放军围困下陷于绝境，傅作义将军决定率部起义，这一天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向国内外发布北平解放的新闻，落在胡乔木头上。他奋笔写下《北平解放》新闻稿，经毛泽东改定，当时由新华社发出。
这一新闻稿一千五百多字，毛泽东改了近二十处，现照原文摘录若干于下。凡毛泽东增写之处，下面标以横线：
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约二十万人左右据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人民解放军的十分强大，所向无敌，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战意消沉），不愿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和（北平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真正民主和平的结果。北平的国民党主力（现）已开至城外指定地点，人民解放军定于（本）日（开始）入城（接防）。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之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入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二十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探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实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
从《北平解放》这一新闻，可以看出，胡乔木一改政论的严肃笔调，显得活泼。
就在发出这一新闻的翌日，新华社又发出了评论《国民党怎样看北平和平解放》。此文也是一千五百多字，由毛泽东写了一千三百来字，由胡乔木写了开头的一小段。可以看得出，毛泽东和胡乔木配合默契，切切磋磋，无分你我。
1949年3月5日下午三时半，西柏坡村那座由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建造的长方形职工食堂里，七十来人坐在长凳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周恩来向大会报告出席人数。他宣布了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名单，又宣布了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名单，接着，他宣布了列席会议的十二人名单：
“李井泉、###、傅钟、罗迈（即李维汉）、李涛、胡乔木、安子文、杨立三、陈刚、刘少文、高文华、廖鲁言。”
虽说作为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曾列席中共中央许多会议，但那只作为工作人员列席。这一回，作为###副部长，他是正式的列席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新闻工作的发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作准备。开幕那天，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闭幕那天（3月13日），毛泽东又作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报告。
毛泽东精辟地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打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2日，新华社发出新闻《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样的新闻稿，也就是后来中共每次召开中央全会所发表的公报。这篇新闻稿，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全文一千五百字，内中五百来字是毛泽东在审阅时所加。
毛泽东所加的文字，主要在一头一尾。开头，他加了一段关于会议的概况。末尾，他加了一段颇为重要的论断：
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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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2）
当胡乔木随着毛泽东去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咔嚓一声，一位记者拍下了他俩的合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正忙于走路，是记者抢拍的。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这帧照片竟是现今能够找到的他和毛泽东的很少的几帧合影之一！
在胡乔木晚年，他曾不无遗憾地说：“那时候，我从未想到该和主席拍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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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1）
依然是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在1949年3月23日播出《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稿（据现存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当时广播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
新闻稿的第一句话，是毛泽东所加，打破了以往对中共中央所在地严格保密的惯例，如此“亮相”道：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八天，现已完满结束……
为什么选择会议结束后的第十天——3月23日播出？为什么点明了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内中的原因，是在3月23日这天，中共中央机关“开拔”了，从平山县西柏坡村启程，经石家庄和保定地区，朝北平进发。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北上，于3月25日乘火车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在那里下车。胡乔木感慨万分，因为当年他曾在清华园这“戏台”上演过“戏”，大学岁月历历在目。转眼之间，十九个年头飞逝，如今他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古城……
毛泽东在北平城外清华园下火车，是由于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考虑到他的安全，安排他住在远郊——香山西南坡的双清别墅。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这样回忆跟随育英小学从西柏坡来到北平时的兴奋之情：
应该有个六七辆大卡车吧，来拉我们这些学生，老师，当时都给同学发了口罩，好像还发了个头巾，头巾可能就是什么白布那么裁的，那个还是发了草帽没发草帽，那个反正刚开始坐上车呢都高兴得不得了，从来没坐过这大卡车，所以当时坐在车上都特别高兴，又唱啊，又闹的，挺欢快的，晃荡晃荡就不行了，小孩就东倒西歪，再加上那全是土路，那前面车一开，后面的车就吃土，所以只能戴上口罩啊，把那个头巾也包上啊什么的，所以后来就不怎么唱了。好像就在保定过了一晚，睡了一觉，那就是一个大房间，一个大通铺，天刚刚亮就都给叫起来了，然后又上车，到了北京已经是晚上天黑了，从哪个门进来的就说不清，反正最后是穿过复兴门到这的。那穿过北京城那个时候，原来都是在农村的，所以一看到北平城里头又是灯光，又是路上有车，当然那个时候也有各式各样的车，还有骆驼，还有什么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叮咣叮咣，反正觉得挺热闹的，在我印象里开，就是看人家那个理发馆的那个霓红灯那么转还奇怪，这个灯怎么老在那转哪，而且还好几种色地在那变，那个所以一路上特别兴奋……
一进入北平，百废待兴，毛泽东可谓陷入“日理万机”的忙碌之中，胡乔木也随之进入“百忙”状态。这种忙碌，可从毛泽东1949年6月24日写给胡乔木的一封便函中，窥见一二：
乔木：
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庆祝胜利，宣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要求早日订立对日和约，消灭反动派残余力量，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生产和文教）——此两件请于6月最近两天拟好，以便于6月28日发出，6月29日各地见报。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7月2日写好，三四两日修改好，5日广播，7日各地见报。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此件亦须于7月2日写好，以便交换意见。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一文（引者注：载当日，即6月24日《人民日报》）甚有用，请令全文播发，提起警惕性。
毛泽东
6月24日下午六时
从6月24日（况且已是下午六时），至7月2日，不过一星期，毛泽东要胡乔木完成的却有四篇全局性的重要文章：
（一）纪念七一的论文；
（二）纪念七七的口号；
（三）纪念七七的论文；
（四）各党派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
“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2）
确实，如同毛泽东所言，“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
胡乔木埋头苦干着。他这“中共中央一枝笔”，日夜不停地写着。
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他依然为新华社写了不少社论，诸如：
《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4月5日）；
《庆祝上海解放》（5月29日）；
《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8月20日）；
《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9月22日）；
……
他也写了许多新闻。在1949年4月20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时，英舰“紫石英”号等四舰开炮，“紫石英”号负伤，被迫停在镇江附近。7月30日夜，“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时，强行靠近该轮，借以掩护逃跑。翌日，新华社播出新闻稿《袁仲贤将军为英舰紫石英号逃跑事发表谈话》，各报登载，连英国报纸也予转载。
袁仲贤，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世人都以为那新闻稿，是袁仲贤向新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其实，那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袁仲贤的名义写的！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1）
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香山双清别墅，毕竟诸多不便，毛泽东于1949年7月迁入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胡乔木也随着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住在静谷，胡乔木一家住在近北面的三间西厢房内院，与田家英为邻。那里离毛泽东住处不太远。毛泽东来一个电话，胡乔木随叫随到。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是这样回忆笫一次住进中南海的情形：
具体怎么搬的我不知道，但是只是到那个星期六下午接我们回去的时候呢，就不去香山了，就去了中南海，这才知道他们已经搬到中南海了。刚进中南海我们是住在那个静谷，就挨着主席的那个旁边，在他西边，静谷的后边呢，北边呢就是春耦斋，那个地方挺漂亮的，有树，有假山，而且还都是些老树，特别是那个院里头有两棵树是连根树，两个根，但是长到，后来长到一起成一棵树，所以印象特别深。
房子都比较破旧，漆脱落了，但是起码房间都有了，我父母的卧室，办公的地方，然后我们的住房和带我们的阿姨住的地方，反正一人都有那么一小间吧，房间也不是很大，但是足够，足够我们住了。
静谷、来福堂、喜福堂、颐园，我们家在中南海搬了几个地方。
那时，在胡乔木起草的种种文件之中，最费精力的莫过于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了。
《共同纲领》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刘少奇在1949年9月21日的讲话中，称《共同纲领》“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