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道-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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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费”省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在GDP中只占1％，这个消息不由得使得我们老百姓心里发毛。因为据悉目前美国该比例约占GDP的9％；欧洲许多是所谓“福利国家”，这个比例高达15％。但我们的经济专家说1％很好，因为用于“社会保障”的钱少了，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经济增长”，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成本”低，还是我们相对于西方国家能够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我不明白，如果这个“经济增长”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全体公民的生活、教育和医疗，它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为证明我们中国也有豪华大厦和超级富豪吗？

　　我们的经济学者很乐于向人们宣讲，欧洲“福利国家”在经济上是如何有“弊病”，是如何混不下去。但我想，只要人民生活有完全的保障，弊病再多也是枝节问题。人民如何能够“安居乐业”？广告说，装了防盗门就能“安居乐业”。我想，也许能够安居（尽管欧美国家都不装防盗门），但人民收入如此之低，病都看不起，怎么能乐业？　

　　实质上，在任何国家，所有公民的医疗费，都是个带点刚性的常数。它不可能“节省”，只可能“转移”。就说，总量上节省不下来，就看谁来出这笔钱，是国家还是个人？如果由国家来出这笔钱，就像当年周总理所作的那样，好处是人民没有“医疗风险”，几乎人人都可以得到医疗救治，社会安定，人民有“幸福感”。而如果由个人来出这笔钱，巨大的患病医疗的风险就摊到每一个人身上，大量的人群会出现看不起病的“心理压迫”和烦躁感，那么社会是不可能安定的。

　　但是国家怎么能有“财力”把这样巨大的费用担负起来呢？

　　我一直不知道经济学界为什么总爱提这种问题。他们经常会向人民诉说，国家没有钱办这个，没有钱办那个，国家财政很困难，因此要发动起全社会的资金力量。这是他们的习惯。但我不明白，向民间招商，难道我们是清朝吗？谁都知道，文革及此前，中国社会根本没有所谓“民间资金”。8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间资金”，可以说绝大部分是由全民的公有财产或农村的集体财产转化而来的，许多可以说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成的。就是说，当代中国本来是没有什么“民间资金”可言的，现在的所谓“民间资金”，都是“国家资金”以各种明暗方式在20年间急剧转变而来，其中有不少是非法的转移。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用问。国家“财力”能否担负起全国公民的医疗，这早已不是个问号，而是历史。在目前的世界，它仍然还是许多国家活生生的现实。

　　此时，在现今的世界，许多国家采取了免费医疗这个带点“共产主义味道”的医疗制度，我认为，它也是人道主义的、高度文明和对本国公民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西方国家，人们不会为自己的医疗问题而愁眉不展。在西欧和北欧，据悉都是对全民采用免费医疗的。不仅对本国公民，而且对前来的外国人亦有此项恩惠。美国采用“医疗保险制度”，据我亲见，90年代初为200多美元一年，覆盖面几乎是美国土地上的所有的人，对穷人还会有些特殊照顾，因此医疗费用对普通人的压力并不大。但是，仍有不少美国人对于美国未实行西欧式的“免费医疗”制度而不满。在日本，虽有医疗保险，但采用国家义务保险方式。在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除“门诊”的药费外，其他急诊或住院医疗费或药费，均由国家负担。所以，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会为“医疗”问题而发愁。

　　实际上，“免费医疗”制度并不是西方有钱国家的专用品，甚至像独裁者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还有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都对国内实行了“免费医疗”的规定。他们人民就医的困难，不在于医疗费用负担的问题，而在于缺医少药，也没有好的医疗设备。所以，这些国家的公民，还是会因为“医疗”的疗效而困坐愁城。

　　如上所述，一个国家医疗费用的总量，基本是一个常数，再怎么节省，再用什么新法子节省，也省不下多少。就是省下了些须，也没有什么意义？在美国，用于医疗的费用总量，在GDP中大约占12…14％，这是比较高的。而在全部免费医疗的英国，可能要占10％左右。在日本，医疗费用比例最低，约占6…8％。原因可能是，日本国比较注重人民的健康防病，日本人看病较少，其男女寿命却都是世界第一。

　　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来说，人民健康是第一位的事，而国家医疗经费的节省、或改变“医疗费用”流动的程序，都远不能和这个高尚的总目标相比。

　　历史地说，即使在周恩来时代，我国的“公费医疗”的覆盖面也远没有达到100％，就是说，还应期待在经济发展中继续扩大覆盖面，直至达到覆盖全国每一个人的“免费医疗”。但是80年代以后，我国实施的医疗改革，其方向开始拧着来了。我们的“公费医疗”没有走向全面的“免费医疗”，反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使人民已经得到的福利也大大的不见了。如果我们80年代以来医疗改革主要考虑的，是节省国家费用，我认为那就弄错了方向。在澳门还是殖民地的时候，50年代有的医院或诊所会每天发放10…20个完全免费的号，因此不少穷人要深夜前去医院排队挂号，以期能挂到“免费号”。尔后，逐渐的，免费号越来越多，人们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也越来越好。现在，有的医院如工人医院，就已成了完全的免费医院。这样的医改方向，我看才是没有错的。

　　现在，很多北京人都会有同样感受，就是“医疗费用”已逐渐成为个人支出的沉重负担。即使是孩子感冒，一进医院，没有二三百元，简直下不来。西欧国家凡公立医院，对病人就完全是服务性质，或不收费，或收费极低。在我国，医院几乎完全是国家所有，但是却好像不是国家“办”的，因为医院要自负盈亏，所以就发狂地高收费。在国外，医生是高收入者，但主要通过“工资”，即使在公立医院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文明。而在我国，医生若想要高收入，主要得通过患者的“红包”。而医院要高收入，就要通过高价卖药、高价的各项检查。当然，若是看病费用实在太高时，有关部门也会做些规定，什么药品降价，什么药费明细单据要透明等，但医疗不仅是“药费”问题，所以单纯的药费调价，设法减少“医药代表”等中间剥夺环节，显然，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另外，有一个现象，现在的医改，特别重的负担正好落到45…60岁的一代人身上，也就是“文革”中被耽误了的那一代人。这是不公正的。他们吃尽了苦头，临到年老，“百病”都自动地开始“缠身”时，又失去了医疗改革的关照。今天的年轻一代，大都还是处于身体健康的年龄，收入情况一般也多胜过他们的父母。而更老的一代人多是离退休干部，医疗上虽然照顾不多，但总还不至于为医药费而整日价愁眉苦脸。同时，45…60岁这代人，不少还需承担下岗失业的痛苦，他们还是失业大军的主力。国家在制定医改政策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当然，今天比起周恩来年代，人民生活提高了，但衣食住行问题不能“掩盖”医疗问题。当年人们的工资很低，如经济形势很好的1965年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235亿元（未包括集体所有制和农民），在当年的“国民收入”（相似于GDP）1387亿元中占16。9％；而我国1978…1980年时，全国“工资总额”（已包括各种所有制）在GDP中的比例，为15。7％，16。0％和17。1％，保持了周恩来时期的惯性。但到1997…1999年，竟然降到12。6％，11。7％和12。1％。情况说明，今天我国劳动者拿的依然是不变的“低工资”，但周恩来时的公费医疗、低学费、低房租这些属于“社会保障”的内容，今天已经没有了。人们得拿工资去买“医疗保险”，经过复杂手续，还得看人家脸色，才能最终得到“保费”。而且只是“大病统筹”，中小病还得自己负担。显然，所谓“医疗保险”并非“医疗保障”。这一点应当弄清楚。而“医疗保障”也是“生存权”之重要一面，因此全国从上到下，绝对不可以小视它。

　　其实，今天也没人否认人们生活水平比周恩来时期好，这也是历史的正常现象。试想，既没有大跃进、没有不准私养鸡鸭的人民公社，又没有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全面战争，我们在和平时期和“工业化”条件下发展了25年，人民生活再没有一点提高，那还成什么话说？实际上，25年来我国公布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四小龙”要快不少，好像人民生活应当提得更高得多才对。所以，我们不要讲来讲去，总讲今天生活有多么好，生活再好，也不能消除“免费医疗”这一具有生命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巨大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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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点更新时间：2005…4…4　13：50：00　　本章字数：11241）

　　中国的“公务员”出了什么故障？　

　　中国的党政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号称“吃皇粮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在整个80…90年代，其人数都达到1000…1100万人左右。显然，这个貌似惊人的数字，引起了领导层和学术界的极大苦恼。因此，多少年来，在“政治改革”中人们一直在“精简机构”、“精简人员”上大造舆论、绕着它兜圈子、在行政措施上也使出了大劲头，忙得不亦乐乎。有学者称之为“第六次革命”，虽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但人们感到了：好像这是个“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只要它解决了，中国政治上的最大难题就被扳倒了。

　　但政改的问题是否这样简单呢？是否在“精简机构”中，所有问题也都被同时“精简”掉了呢？

　　现在，几年下来，又是精简机构，又是干部下岗，好了，全国的工业“部委”均予撤销，80年代时传说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让部长们失业”的目标，终于达到了。更为惊人的是，与全国各行各业出现下岗大潮的同时，据报道：政府在3年内裁减了50％的公务员。截止2001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528万人（再加上200多万离退休干部，属于国家财政支付薪水的“公务员”数量为700多万人；而在我看来，“离退休人员”不应再作为公务员一例看待）。这几年精简机构的“力度”不能算小了。现在是否可以告一段落、安静下来、全力投入建立一个好的、稳定的、长久的“政府行政秩序”了呢？好像不行，现在，人们在报刊上看到的“主流文章”仍在抱怨：国家公务员整体数量仍然庞大……、财政过于吃紧……，关键是我国需要财政供养的人员基数过于庞大……等等，给人一种貌似有理的感觉。所以，精简机构，全力瘦身，并将其作为政改主要目标的这股劲儿，还并没有过去。

　　但实际上，500多万公务员，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也实在并不算多，只占总人口的3。8％。而根据网上材料，美国1996年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公务员（不算国营事业单位）比例为7。49％，德国为6。45％。其他国家都将“国营事业单位”的人数统计在内，比我国比例高的有英国（5。60％）；法国（9。08％）；加拿大（16。45％）；澳大利亚（7。94％）；新西兰（7。50％）。比我国比例低的有日本（3。52％）；韩国（2。03％）；新加坡（3。67％）。似乎东亚国家都低些。我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目前公务人员有18万余人，由于财政困难，打算在3…4年内减到16万人，该比例与东亚情况差不多。但香港公务员的平均工资，起码比内地高10倍以上。董建华先生的工资比起美国总统，还要高上小一倍。

　　问题是，以上数据虽然花花哨哨，但我认为，只是“精简”二字，并未打在“政府改革”的要害上。

　　显然，经常精简机构和人员也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少的。但最重要的，还不是政府的“人数”，而是政府的“职能”和“功能”。一个政府能不能做好自己的“公务工作”，关键是确立、并尽力使之能发挥出政府的正常功能。当然，人少些，兵精些，能有效率，更好；但即使效率低些，只要能够完成政府最基本的“公务功能”，也就不错。在政府功能和行政效率的关系上，两者的重要性不能颠倒过来。就是说，问题是：

　　应当首先确定政府的“公务功能”、再看需要多少公务员“人数”？

　　还是应率先大量减少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