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战-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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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土战略是战争中很重要的战术，作战一方往往以一城一池为诱饵，诱敌深入，并在己方军队撤退时，把一切都毁坏，坚壁清野，断其后援，敌军即便进逼，也无处立足，从而在后勤上拖垮敌人。焦土战略在现代法律战争中也应用广泛。在达娃之争中，宗庆后作为娃哈哈实际控制者，可以从人、财、物方面掏空公司；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国有企业的MBO，第一步都是将公司做亏，然后摊薄股权，纳国有资产入自己囊中。
法律战争中，对焦土战略的预防非常重要。通过对法规的运用，对证据的收集，加强实际控制，都是预防“焦土”的重要对策。在经济纠纷中，焦土战略并不道德，也属非法，但是，对之绳之以法有时候非常困难。
法律战争最终都要诉诸仲裁与诉讼。
许多企业家都知道，诉讼与仲裁还有另外一项作用，就是资产转移。从上个世纪开始，许多难以审批的转让项目，通过司法判决的强制执行力，成功得以“转让”，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法律技巧，在很多的场合非常有用。
决战战场与终极武器
当然，在法律战争的决战战场，应当确保仲裁与诉讼的胜利。如何取得胜利？这就是一个诉讼与法官决策的问题，必须按照战争规律行动，按照诉讼自身的规律办案。关于这一点，我浸淫多年，有一些心得，并集成《法官决策论》出版。诉讼结果在法官决策、判决中形成，其过程自然非常重要，在此不作展开，只提示几点：
如果诉讼不直接指向利益，诉讼就不是决战的战场，而只是突袭的战略。在分析“达能之失”时，我们不断地强调战略调整的问题，决战战场的实力对比决定战略目标的认定，并根据战果随时作出调整。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保证决战战场的胜利，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能像达能那样一再修修补补，直至黔驴技穷。
一般来讲，诉讼具有非常特殊的程序，企业除了提供事实，听取法律意见，进行进一步的咨询与磋商外，不宜直接参与诉讼过程。但是，如果形势复杂，企业家自主挂帅的话——因为缺乏足以信托的律师，有的企业家隐瞒部分事实，不向律师交底，这样做当然很危险，企业家必须负责“协调”整个法律战争，切不可打自己的嘴巴，不能为了蝇头小利而丢城失地；更不能顾头不顾尾，使得某处战场事实的认定成为新战役的导火索，从而恶化战局，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在法律战争中，对方可能操纵程序，造成周期拖长，打持久战。面对这种情况，企业家或者主管人员，一定要避免律师或者法务人员被“拖疲”。这是企业法务管理，与律师团队管理很重要的一部分，当事人当然也要注意这一点，因为程序越到后来越关键，而人心越到后来越松散。打起持久战，民营企业对阵跨国公司或者其他大型企业，可能倒有好处：由于监督机制不到位，跨国公司与大型企业的法务部门或者律师，往往非常容易被拖疲，而人事变动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其办案质量。
若要获得胜利，需要在整个法律战争中（包括和平环境），一直保持清醒头脑，干劲十足，提高警觉性，抓住主要矛盾，通过制度建设保证战争结果。
资本逐利新兴市场的大搏弈时代（1）
资本逐利而来
国际资本带着光环与盛装，手持武器与权杖，来到消费品市场——类似中国与印度这种崛起的，拥有大量人口和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富有潜力的市场。
资本远涉重洋，来到第三世界国家，逐的是“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企业逐利的本质都旗鼓相当，采取的手段如同一辙，出现的问题也大同小异。
逐利的方法有几种，可以低价采购、来料加工，压低发展中国家获取的制造业（或者说是代工、出卖劳动力）微薄利润，一般压在5％以下。或者是获取优惠条件直接投资，直接经营，整合资源，设立外资企业，发展自有品牌，扩大自有市场。如我国一些世界级金矿由外资控股，股份比例高达百分之*十，在股份比例的计算中，有些地区根本没有将矿权计算在内。再一种是并购，利用资本撬动利润的杠杆并购，这就对被并购企业本来的规模、品牌、渠道、客户、利润有要求了。事实上，一家以并购为扩张手段的跨国公司，其最核心的竞争力包括三部分：品牌、资本和人。并购的鼻祖是GE的韦尔奇，韦尔奇的CEO生涯就是并购生涯。韦尔奇之后，再也没人能够创造他那样的神话，而且他所创造的神话也渐渐幻灭了。
在发展中国家，并购的合资方式却方兴未艾。跨国公司用钱购买到一个企业的控制权，借以占有原有的销售渠道和市场、吞噬掉非控制方的利益，最终得到垄断利润。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与企业缺乏经验或错误的引导，聪明有钱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除了获得利润之外，还有许多大便宜唾手可得。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中国的多数金矿竟然都由外资开采，而矿权竟没有作价，而开矿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由于没有直接法律禁止，国外资本在“合法”地进行不公平交易；还有人主动地找到跨国公司，串谋分取巨大的国有资产……
然而，虽然外资经营战果辉煌，但60％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却自称亏损，2004年自报亏损额高达1200亿元。这就是行业内心照不宣的秘密——“转移价格”。这给中国的税收带来巨大的损失。
当然，跨国公司并购“做亏”的目的绝不仅仅为了避税。如果只是“亏”掉税收，还称不上是“原罪”。事实上，这里隐含着“合资—做亏—独资”的三部曲，最终亏掉的可能是东道国拿来合资的资产，还有不断贴进去的资源、环境、国计民生的基本物资和设施。
国资委曾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在这之后，跨国公司竞相并购各地行业排头兵企业，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市场的目的。
行业龙头企业身不由己，大多已被跨国公司盯住。等到并购成功，巨大的市场份额落入外方手中，外方要是嫌利润太薄，可能停止生产这种产品；要生产也可以，再并购两家，形成垄断，利润提高到300％。如果是被统一品牌而非多元品牌的企业盯住，那么淡化品牌，损失品牌的状况马上就出来了。这时，“合资—拖垮—独资”就导向了“控制—吞并—垄断”。
外商一旦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而企业连年“亏损”，这意味着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企业做亏，外方即可收购中方全部股权，一举两得。而合资中芳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丢掉饭碗，政府背上沉重的负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
资本逐利新兴市场的大搏弈时代（2）
如果外资公司在“合资变独资”、“控制到垄断”之后，连税都不交，我是不是能够打这样一个比喻：国外资本吃完了肉，连点汤也没给发展中国家剩下了？比喻或许尖酸了一点，但是这种行为不可饶恕。
全球化竞争，守土有责
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消费几乎是沸腾的。新兴国家的子民恨不能几个月换一部手机，而老牌帝国主义的公民在2008中国的奥运年还拿着十年以前的砖头。奢侈品牌勾引着新兴市场的人民实施“贵族”的消费。
于是，发达国家的老字号蜂涌向新兴市场。老牌帝国主义荷枪实弹地涌进来以后，急需征服中国的市场。跨国公司不可能创造一个市场，它只能与本土企业分羹。这时，争夺市场的战争开始了。
在市场争夺战中，跨国资本的风险比本土企业要高得多。因为所有的“本土化经营”如同高度变异的基因品种，结果无法预见。
如果中国企业家不妄自菲薄，将获得毫无悬念的胜利。总有一天发达国家要面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崛起的新贵也会跳起来向发达国家的老字号叫板。当当网的一位女性高管，曾经提出“资本主义大锅饭”的观点，说宠大的外企里面，那种官僚与效率低下的作风，跟大锅饭没什么两样。日本本土企业的管理为全球所称道，最近我接触一间来华的日本企业，却令人大失所望。这个世界五百强里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多元化企业，总部设在深圳，其中一项业务在深圳运营的摊子是很大的，几千名员工。但该业务总部的雇员年轻、情绪化而没有经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该企业绝大部分的员工在混日子，竟然有某一个部门三个员工连续旷工，而主管竟然称不知情；在被人事部门发现以后，主管仅仅得到了一个警告处分；该公司一个经理的妻子竟然在行政部门任职，由于工作能力的问题，行政经理本身预算紧、人手缺，不愿意用这位家属，而这经理硬是想办法让妻子留在了公司。
我接触到另外一间五百强企业，做零售，其采购部门的员工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因为流程控制与人力资源的失误，公司在中国出现了许多服务质量、商品质量的问题。
我们惊悉：连体制也会老化的。
于是在发展中国家，再热的头脑也会冷静下来，再没有经验的朴实人民也会精明起来。
我想起宗庆后在吹胡子瞪眼：“娃哈哈没有违约，违约的是达能。”真正明白了他的意思：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协议经历了几次变更，最后一次变更，实际上形成“娃哈哈只与达能合资了部分工厂”的局面。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也在从尊重行政命令向尊重合同进步。
合同是自由的，但自由与公平是两回事。契约是“自由”的吗？契约是否也只是制造不平等的工具？自愿签定的合同就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宗庆后一直后悔当初在合资合同上签了字，他为当初的签字隐忍了十年。
自愿地签定合同，并不代表合同本身的真正公平。在全国股民都在深度套牢的今天，我说这句话，相信读者比较容易理解。发达国家财大气粗的老字号走进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走向世界，有点像股市中的庄家与散户。
但是，要等什么都懂了再去做事情吗？不，要摸着石头过河。不然，就可能磨灭了直觉、锐气、坚韧和应变能力。同时，企业家一定要与时俱进，看宏观环境做决策，及时修正所有见不得光的行为——囿于宏观与微观各种原因，谁能十全十美呢。
资本逐利新兴市场的大搏弈时代（3）
公平的市场要求公平的分配，2005年后，我国开始调整对引进外资的态度。
商务部研究院《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外资合作控制差，导致国民总收入与GDP发展不同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未能实现、出现限制竞争的垄断苗头以及各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泛滥等问题；政府没有挣到钱，但是需要为环保问题、劳工退休问题，资源、人才等等的企业发展配套买单。
法律是终级的强权
在处理达娃之争的过程中，我从关注两个企业，逐渐去关注、反思整个国家。我看到，法律战争不但在企业间、跨国企业间，甚至在国家间也在上演。跨国公司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达能用500万为中国人民上了一堂极具号召力的普法课，而五百强的香港声明更使中国走进全球性反贿赂反*的联合战线中。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讲，抵抗外侮、保卫国民经济唯一的武器是法律；从国家经济发展与扩张的角度讲，给中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海外发展空间也要依靠法律；从企业自身的发展讲，企业自保与扩张，处理危机策略，必须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因此，法律是企业竞争的通行证与危机拯救的必杀技。
生产与经营负责把利益从想象变为现实，法律负责把利益从共有变为私有，这就是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没有野心，就没有人类。总有人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如果有机会，人人都希望统治世界，为所欲为。世界上，总有制定规则的人，总有人享有优势的资源。法律保障最*裸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企业内外的各种关系，都需要法律去界定其利益、约束其行为。利益界定的过程中充满了“吃亏”和“占便宜”的主体。
而法律是终极的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