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by 柴静-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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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他说“调色时永不可能调出在海上看到的蓝，那蓝，有了光，有奇异的变化，才是最蓝的蓝。”
方兴东：孤独是一个人的骨头
第一次见方兴东，是在上海。
《新青年》录一期节目，评十大新锐人物。张元，司马南……各色人等，被安排种种名目登场。方的名头是“最具挑战精神”，因为人人都知他跟微软打笔仗的事。录完节目的当夜，大家呼啸一声都散了，只有他和李阳留在酒店。闲极无聊，李阳组织大家去外滩。一路上，上海的声光色影在车里掠过。人语喧哗。方也不大说话，只微微笑，象一个脾气好的小孩子，跟着大家在江边乱走。他问我听什么音乐，我摘下耳机给他听江天的《上海梦》，他听了一会，也不见得有什么感慨。
所以后来看到他的诗很惊讶，是很敏感的人才会写出的那种，他写鸟，父亲和土地，女人，瓦蓝的蓝，被卷起的树荫和大朵大朵砸下来的云。 一颗一颗的字，洁净之极，水墨的风格。有天清早上街的时候，想起他的句子；天已亮了行人纷纷黑下去。就跟他约了采访。
他的办公室在清华附近的学联大厦，玻璃隔开的小房间，有一种粗糙的蔟新。笔记本电脑，文件，他的书，全是计算机方面的。小沙发，小几子，人来人往，都顾不得坐。
他一边招呼我，一边放下电话，说是南嫫打来的，“八几年在西安的时候一起写诗的，包括伊沙。”他倒了杯水给我，“那时候写诗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象今天的互联网一样。”
他穿浅蓝衬衣。有一张清秀而微含忧戚的，但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脸，拿杯子的手很柔软。
“现在？现在已经不写了。有了互联网就不太可能写诗，诗是要孤独感的。这个行业……整天无数的事情，那么热闹，根本静不下心来写诗。”
他是讷于言的，很少直视女性的视线，急起来有些口吃，但一说到互联网却神色自若，看得出他的愉快兴奋，“互联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受益最大的是1965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这天生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就是我们这帮没有钱的年青人。”
“这就是理想生活。” 他很享受自己朝九晚九，没有周末的工作。
“现在偶然看到夕阳，天空还会不会有诗意的感觉？”我笨拙地引导他。
“好象没有。”他回答得非常流利。
“嗯——靠想象力在生活吗？”
“没有，想象力也不多了吧。”
“天哪 。”我实在忍不住笑。
这个人，他还在说，“有想象力也不是诗意的想象力，是想互联网的走向。这个行业的人都是很单调的，如果你已经有条件过得很舒适的话，你肯定不可能这样拼命地往前冲了。”
我惊讶的只是他毫无内心的分裂感，1996年他从西安来北京读高电压博士时，写了10年的诗，带了2000多册，12个纸箱，从口粮里节省下来的文学类的书。8月份，因为电脑公司的同学说“可以增加点收入”，开始写计算机方面的文章，在这以前他对这个行业从无了解，也从不感兴趣，但从那时候起，“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1997年以独立撰稿人身份写稿。1999年批判微软“维纳斯计划”的文章出来，影响力达到业外。去年9月停学办公司。
在朴素的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他居然毫无摇摆。
“我这个人，在文字中是很理想，很浪漫的。但在现实生活里表现得非常现实。象我喝酒，可以喝到十几瓶啤酒，但从未醉过，我知道那个极限，到那里就决不会再喝。”
他并非为自己而生活——他不是投机分子和利已主义者，但他知道什么是肥料，农药，和破旧的房子。“这是真实的生活劳作的人总是疲惫生着病咳着血。”对他来说，贫穷一直是悬于头顶的沉重死板的巨石。
“我爸爸非常喜欢喝酒，我上高中时最大的理想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每天买酒给他喝。结果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爸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喝酒了。”他说起父亲总是有一点悲哀的神色。
他的一首诗写生病的父亲，格外沉郁顿挫，结尾说“大街上田野上谁需要一个贫穷的父亲谁需要一个伤心的儿子”。
父亲近年沉迷赌博，他也不好劝，只有说：“你身体不好，呆一会儿就回来吧。”
他是长子，对父亲一直有这种奇异的了解与悲悯。
直到上研究生，他都在放假前一两个月锻炼身体，为了回家干农活。“累，在三十五六度的天气下，汗也非常多……但非常好。”
我看看笔记本上记的他在1989年的诗，“比我们更高更大的作物们纷纷匍匐下来我们弯腰默默除草让四面八方的波动告诉远方的人种子的由来就是我们的由来。”
我们进了路边的小馆子，他要了几个炒菜和酒，给我要了一份奇形怪状的拔丝苹果。周围是尖叫的小孩子和为股票争吵的男人。
“中国人在骨子里是很有饥饿感的。随时需要争生存空间，再有钱，骨子里还是个贫民——这样也是好的，象美国那样一个‘非磨擦’的社会，人多么寂寞。”方兴东说。
我想起有人说他的文章“快意恩仇”。
“特别是微软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啊，他们动用了四个公关公司，从各种角度要怎么着，压力特别大，但是状态特别好，每天都是要跟人打架似的。这样无所顾忌，”他双眼闪亮，兴奋感久久难去。“互联网是一支爆竹，它在透支你的生命，你现在还年青，兴奋，身体又比较好，感觉不到。但不管将来怎么样也不会后悔，再没有这样的机会让你这样折腾了，”他顿了顿，笑了，口气揶揄。“哪一天落魄了，正好去写诗。”
邻桌几个刚进来的年青人忽然探过头，“方兴东吧你是？”问他办网站的事，约好第二天去他办公室谈。
“中国没有互联网，精神状态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语风简断，“上个月去美国，在MIT，很多人对张朝阳不服气，我说‘那你们去试试看，’互联网让一些没有钱，没有势的年轻人，在合适的时候，站在合适的地方。还应该有更多的人站在这个位置。互联网的变革力量让他们的心态、价值观要比过去的人好的多。——用不用互联网倒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不习惯一个这么有生活兴奋感的诗人。打断他：“老了以后呢？” “一定回农村去吧。我身上诗人的这一部分可能是对过去的迷恋，小时候的春天特别美，那时候上学坐不起公共汽车，一路走回去，真是美。去年回去专门走了一趟。非常累……村里的每一个人一想起来，他这么多年的经历都能想起来。任何地方，十年，二十年前，这里长着什么样的草，我都知道。一下雨，我就知道哪儿会有鱼。”
“小时候， 在村里，一个人。很孤独。夜里，常去小山坡上坐着……”
他声音轻到我听不清。
“现在我很难忍受一个人生活。我曾经非常内向，很自卑，那时候真孤独。高中时的日记里写‘上帝为什么要让我长这么高？’你觉得可笑是吗？但是当时让我苦恼之极。直到中学毕业，从不和女生说话。”他解释性地抬头看看我，我点点头。他的诗里写过“多么苦呀没有爱人的岁月”。
但彼时他已是知慕少艾的年纪，看《平凡的世界》看到骨子里，到西安念书时他专门去问路遥“为什么要让田死？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了。”路遥沉默了一会说：“你就这么想吧。”
他欣赏的女性是哈代《远离尘嚣》那个女主角，《飘》里头的郝思嘉——“挺有个性，挺坚强的。”
“大学里东北一个女孩，1988年一个晚上，我们一起跳舞……可是，要我去表达，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后来1989年恋爱，写信是生活中非常好的一部分，情书……一天两三封。4年。我提出分手。那是我一生中唯一对不起别人的事。”他耿耿于怀，“那时年轻，以为将来还长，还有很多……现在？……我有个最佩服的朋友，1987年到现在，一直在苦苦地爱一个人，我跟他说，爱情，这东西，你要认为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他对自己的话肯定地点点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是最重要的。”
孤独，在一个人的生活里被成功地，干净利落地拨除了。我打量这个人，再让他接近诗，除非是很大的命运性的力量，或是，很久很久的时间吧。
可是。
“孤独……，”我们站在同方大厦前等车时，黯淡的夜里，他对着一街的灯火，沉默了一会，却让我意料不到地说：“也许，还是有吧。”
车就来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打开他的书，第17页写着“抽掉孤独如同抽掉一个人的骨头而生活就是干活干活就是一种投入就是要无限地重复一个动作使一切不易断裂我必须忍住一种呼吸和哆嗦必须把劳累和紧张平息在尺寸纸间。”想起他在 结完帐出门时突兀地说了一句，“诗不能成就我，但让我发现我自己。”
是的，他是知道的，他早已知道。
莲花说，我在水上飘荡
黄永玉的家在北京边上，去的时候要一路问过去。附近的村民倒都知道他，“往东开，看到路口画的荷花，就到了。”
他的门前写“内有恶犬，非请勿入。”
他开门，贝雷帽，一枝烟斗。扫众人一眼，“啊”了一声，算做招呼。两手插在裤袋里，径直带我们去荷塘，荷池座落在北方村野间，加上几分萧瑟，有一种非现实的气息，像他画过的红楼梦里黛玉引李义山的那句诗，“留得残荷听雨声”。一池的秋光，云和烟。风吹过，檐角铃挡响，那只大斑点狗就吠几声。我冲它轻声说几句，比比手势，“没事的”，它就温柔地呜咽一下，伏下身。
绕过一篱蓝色牵牛，从累累的“红得像假的一样”的石榴底下拐过去，“熟的时候，摘几篓，寄到香港去送朋友”，他在结满暖黄柿子的树下停住脚。
坐进厅里，他指指门前的腊梅，“有嘉庆的，乾隆的，三十几株，淡黄的，香。”
屋角一口老座钟，他书里说一直喜爱古人的句子“风吹钟声花间过，又响又香。”
背后是朱熹的字，四联幅，真迹。“当年人家看字这么大，不信是真的。我说给我吧。谁说朱熹只能写小字呢，嘻。”
隔了几十年，又重新庆幸一番。
头顶是罗马式吊灯，他画的式样，叫湘西的铁匠用黑铁打出繁复的花式。“一千多只灯泡。只亮过一次。那次开画展，来了600多人，那天晚上，车排到几里之外……所有的灯，全
开了，是何等……”
是，何等的似锦繁华。
门外车响，他女儿，孙子要离家去香港。他低下身，小孩子在两颊一边亲一下，挥下手，转了身。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重新坐定后，他无意中把这句话说了两遍。黑狗在他膝边伏下，在一地的阳光里微微打着盹。
四壁都是窗。于是我们聊他一生的窗口。他最初的记忆是在湖南凤凰，两三岁时的“棘园”——矮棘树上青嫩的大刺，细碎浅白的花，黑瓦檐，远一点，是蓝的山和闪光的河流。“最留恋的窗，是它了。”
彼时人生忧患未生。小孩子，躲在窗台上，贪婪地看早春三月。
12岁时离家，颠沛流离。
并无人敢欺侮他，“小的不用说，大的，打了我，我就缠着他阴魂不散地打，他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一连打三天。”
打架，穷，饥饿，冷，热，寂寞。抗战时期的流亡。几卷书。狂热地刻木刻——一个十几岁男孩子的江湖。
1943年在江西信丰，贴街的大窗，没有窗框，每日一早，雾，阳光，满城鸡啼都进来，他斜靠着窗，吹法国小号，给远远走来的女朋友听。
“咦，那么穷还交到女朋友？”
“是呀，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
桌上有他当年的照片，十几二十岁的年纪。我看了看，对他说，“我知道为什么。”
他得意地笑。
当年与褐颊大眼的女友告别时，他说，“等赚到勉强生活钱就来接你结婚。”
一等到了1948年。新家，在香港九龙，极小的屋子，窗用漂亮的印度浓花纱装点，叫做“破落美丽的天堂”，窗前有木瓜树和井泉，还有“钻石般的夜城”。
当然仍然穷，几个朋友一起吃“童子鸡”，吃完面面相觑。他说：“快，给《星岛日报》叶灵凤打电话。”一边拿纸对着饭店水柜里的热带鱼画张速写，手指蘸点酱油抹几笔上色。等他的老主顾叶先生赶到，一边微微笑拿过画，一边支稿费给他。付过账还有节余，几个穷朋友分一分，呼啸而去。
什么都做，投稿，画画，写电影剧本。攒够钱，夫妇两人“装了一大袋钞票”，回湘西看看。一路枕着满是幽兰和芷草的辰河，听对岸终夜的渔鼓，月琴，大筒，唤呐，三弦……
河街一带尽是灯火。
唉唉。听的人眼神飘散，只顾叹息。
他看一眼钟，忽然说到别的事上，“上次杨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