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边,美国那边-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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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好感明显会下降。一是律师要价高;二是服务中拉关系的现象比较严重;三是专业化程度低,远不像电影里律师进行法庭辩论那样精彩。 现在,律师的作用在提高。以前,律师主要进行民事诉讼;现在,律师介入到了司法中更多的层面。律师介入到非诉讼领域,如股份制改造的法律见证书、侦察阶段的当事人权益保护等。但是,在这个作用提高的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扩展过程中,律师服务集中在特别有利可图的业务上。对于大量的民事诉讼,如家庭纠纷、家庭小额遗产以及离婚等等,律师不愿意去做,他们更愿意做上市公司见证和房地产等赚钱的经济案件。第二,虽然法律要求的专业能力在上升,但搞关系现象还是很严重的。律师的工作要求他们跟法官搞好关系。我自己就不太喜欢这一点,所以没有选择做律师。 学习法律最重要的是懂得事前制定合理的规则,事后很好地执行规则。我个人觉得,法律训练是一种规范化的训练。这对孩子教育非常有价值。我不鼓励、也不反对孩子做律师。但我建议更多的人去从事法律研究,尤其鼓励将法律与其他社会领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是让人感到忧心的是,在实际的法律职业中如此多地不恰当使用关系,会对律师的职业伦理、工作品质和社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返回目录'  
多年以后,终于可以当医生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成为医生要经历一条辛苦的路。在我毕业很早就参加工作时,我的一个学医的同学还在学习。他要成为医生必须先从大学毕业,再上4年的医学院,学许多专业课程。然后还有一两年的实习期。到了三十几岁,他还在接受培训。最后,他还要做见习医生。从22岁学习,直到34岁他才可以真正当医生。那个学医的同学现在终于可以当医生了。最后,他也娶了一个医生做妻子。除了明星之外,医生的待遇在社会上也是最高的,比律师还要高得多。医生平均一年收入十几万、二十几万美元。这是美国对医生的服务和长时间牺牲时间的报酬。许多医生50岁就可以退休了。 袁岳(Victor Yuan): 医生的收入高,还与美国医院收费高有关系。医院的检验非常细致,服务成本很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这也涉及医疗保险制度。美国医疗保险水平是世界第一的,费用也是。 袁岳(Victor Yuan): 医生从政的多吗?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不多,但是也有。现在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是医生出身。他是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对医疗问题很关注,由于不满意原来的议员,于是就决定自己参加竞选。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医疗服务的改革排在中国老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前五位以内。在普通大学生喜欢的职业中,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是排在前三名的。医生的声望是很高的,但是大部分医院是国有的,医生都在国有医院工作。这使得医生的工作强度大,收入水平却偏低。这与职业声望反差很大。现在,医院正在进行医疗服务改革。在医疗系统中出现了民营化的尝试,也出现了一些靠医疗服务致富的人。我去过一些医生的家,觉得他们的家都比较普通,但是都比较干净,自己家配备的药比较多。人们普遍认为与医生或者护士组成家庭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可以很好地保障家人的健康。现在,许多人觉得医院服务不好。医院人太多,医护人员态度冷漠,药价高,病人的误诊率也很高。这与医生工作强度大、管理不精细、待遇不高有很大关系。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对教授直呼其名
袁岳(Victor Yuan): 我印象很深刻的教授有几个。一是本科时南京大学的周元伯教授,他长得很胖,是个有名的律师。他特别关心学生。二是读法律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绪三教授,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早年的博士生。他讲的中文里带有一些日文语法,有点儿让人听不懂。但他记忆力特别好。上课时,他经常会引用说,某某说过的什么话在书的第几页。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三是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教授。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但接触过的普通中国人特别多。他和年轻人一样,永远追求新东西。还有,北大社会学系的袁方教授、王思斌教授、哈佛的Anthony Saich教授等。他们教授我知识,也教我做人,我非常尊敬他们。 普通家长对教授和老师也很尊重。在普通民众尊重的职业中,教授和老师排在前三位,特别是,如果是名校的教授,更会受到尊重。名教授,以前都是理工科的教授最出名,如华罗庚和陈景润等。现在是经济学方面的教授最出名。 教授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有的教授讲一小时,收入2万元,有的每个月才挣1 000元。教授的平均收入在社会上属中等偏上。如果教授善于运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则很容易跨入高收入者行列。在北京市地税局监控的高收入人群中,有一个群体就是教授。 在中国大学中,师生关系较美国更密切。在美国大学里,师生之间有点儿工作层面的关系,私人之间不是特别亲密。但是中国的教授会把学生看作孩子,邀请去家里吃饭。有时会严厉地批评,就像批评晚辈一样。“一朝为师,终生为父”。中国的师生关系是生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紧密型社会关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想到的第一个教授是教我中文的教授,姓余。她是我读乔治城大学时中文系一年级的教授。在她身上反映了你所说的中国那种紧密的师生关系。除了上课,她还会格外关心你的学习情况。那时,我从头开始学习中文,她特别耐心地强调四声和文法。如果你出错了,她会让你重复,直到你说对为止,非常耐心。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家里,问你有没有做完功课。第二个教授是我读研究生时的Barbara Jordan教授。她在得州大学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讲公共伦理课。她来自休斯顿,曾任国会众议员三个任期。她被认为是美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最有道德权威、最正直的政治家之一。这是所有美国人都认同的。她教我为美国人民服务应该是一种什么态度,应该是什么精神。做一个教授,社会地位很高,但收入属于中等。一般年收入是30 000~50 000美元的水平。美国的师生关系一般是非正式的、非密切的。中国学生会很尊重地称呼“王教授”、“张教授”。但在美国,学生经常直呼教授的名字,特别是到了研究生阶段。 袁岳(Victor Yuan): 是的,在哈佛时,对Anthony Saich教授,我们就叫他Tony。龚祥瑞教授受过很好的英国教育,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前面称呼是“袁岳兄”,落款是“祥瑞”。我简直吃惊,过了很久都不能习惯。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我离开学校后,还与教授保持联系。有时我尊称他们为“某教授”。他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客气,还是应该叫我的名字。”在美国,教授和学生之间更像同事,而且他们欢迎学生提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只要这个学生能用事实和逻辑支持自己的论点就可以,而不在于结果的对错。这种灵活、非正式的关系是美国师生关系的重要特征。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美国的父母孩子都不会想到成为公务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成为公务员要通过考试。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考试每年都有,定期举行,有笔试、口试和面试。考取之后就可以去政府工作了。我是外交官。要想成为外交官必须通过另外的考试。 公务员和部门的上一层领导有区别。比如,考取公务员就不会失去这个工作。公务员的工作比较稳定,上层领导的稳定性不如公务员。因为他们是总统任命的。总统换了,就会换高层领导。但是公务员还是为下一任总统服务,他们不是为总统本身服务。 公务员的工作是中产阶级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很受尊敬,但不像在中国那样受尊重。中国尊重官员从清代、明代以前很早就有了。但美国人对公务员的态度是,“你也帮不了我,也害不了我”,所以不会特别尊重他们。公务员的年收入为20 000美元~100 000美元。社会地位是中等的。一般来说,美国的父母和孩子都不会想到成为公务员。这种职业只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外交官有点儿不同,至少美国人都听说过这个词,觉得不错,但并不了解。 袁岳(Victor Yuan): “学而优则仕”曾是一种中国传统。当官意味着有权威,能控制资源。今天,官本位仍旧保留着影响力。在相当的程度上,当官不是很差的选择。特别是当上重要的官,就是很好的选择。但是总的来说,当官的现在的社会形象与过去相比有一定下降。社会越来越开放了,大家对当官的风格、方式越来越不满。当官在人们眼中没有过去的光环了。但是,当官、去机关工作比较稳定。 富裕地区的官员地位不高,但实惠。贫穷地区的官员社会地位高,但不一定富裕。要想获取财富就需要通过其他渠道。中国的官在传统上是不分政务官和公务员的。上世纪90年代,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被区分开了。政府官员和政策班子共同进退,公务员开始侧重专业能力。但是与英美情况不同的是,中国政务官对公务员的升迁有很大影响,比如,部里部长对各个公务员的升迁有很大影响。另外,政治也影响公务员的发展。机关干部中意识形态、政治观点对公务员的前程影响偏大。最近几年,社会对公务员的专业能力要求高了。公务员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了。怎样才能成为公务员呢?以前,公务员是调任的,后来变成机关自己招聘,但人员编制、招聘方面存在一定问题。现在是统一考试了,有一个资格证之后再去应聘。总体上,国家应该削减公务员的总量,提高公务员的专业水平。现有的公务员队伍面临很大的能力提升的压力。  '返回目录'  
犯罪分子白领化
袁岳(Victor Yuan): 警察是个形象变化非常大的职业。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警察的信赖度、亲切感都很高。那时,社会是静态的,但警察常常是动态的。他们总是来来回回的,比如,到你家里去,帮你们做一些事情。警察的职责常常是抓坏人、保障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流动性增加了,违法犯罪案件增多了,警察本身也面临着适应局面的转型。越来越多的跨地区犯罪行为发生了;犯罪分子群体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但警察还是以中等水平的教育程度为主;随着犯罪总量增加,警察的工作量增加但待遇没有增加。这些因素都造成他们积极性不高、服务水平也没有提高。 人们对警察的总体评价不高。与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相比,警察在人们有好感时还是排在最后一位。现在社会发展了,但警察的适应能力提高不够。警察工作多,工作累,工资还低,这使它被人们视为不太好的职业。在县和乡一级,人们很愿意当警察,变成稳定的、威风的国家干部。在中小城市,警察还算可以接受的职业。在大城市,则不算是好工作了。许多警察是转业军人、郊区农民。犯罪分子有白领化趋势,警察还是以蓝领为主。这是对国家治理的一个较大挑战。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警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警察应该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应该有相当多的社会知识。如果警察经常出现,犯罪分子就会减少,但现在的警察很少出现在街头。在我们看见警察时,往往都是出现了问题,并且警察的面孔都是很严厉的。应该让警察巡逻成为制度,提倡看得见警察,警察的出镜率(presence)对老百姓的心理安全很重要。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宣传警察的工作和特点,做好警察形象的传播和社区联系的工作。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主流上,美国人对警察的看法是很重视他们,并且认为他们让人有安全感,觉得他们会保护自己。但是有人指出,实际上,一个人对警察的看法跟他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许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许多地方的黑人对警察没有特别好的感觉,他们觉得警察在骚扰他们。他们没做过错事,但警察抓他们。绝大部分人基本上认为警察是很好的。有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会引起人们对警察看法的争议。前几年有个著名的案子,有人控告警察开枪杀死了一个黑人。后来,发现那个人实际上没有枪,也没有犯错误。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