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就过时-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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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在日本的二姐每天都要来几个电话，她很着急地跟我说：“三三，我希望爸妈来日本躲一躲，国外报道老人如果染上‘非典’，死亡率很高。”
“好呀！他们在北京，我还会有后顾之忧呢。”可我心里在打鼓。
“你也一起来吧，日本很安全，没有‘非典’。”
“我就算了吧，台里说了共产党员要坚守岗位！”我半开玩笑地推辞着。这个时候走开那就真是临阵脱逃了。部里的几位外地临时工作人员已经回老家了，我干着几个人的活，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
我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就是爸妈太好
挂上电话，心里有些无助。这个时候爸妈要是真的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心里的寄托何在？更会不知所措了。
转身看到二老眼中的兴奋和焦虑。知亲莫若女，他们现在想去工作和生活过5年的日本。那里方便、干净，没有“非典”的阴霾，又有二姐夫妇的细致照料。常言道：“千孝不如一顺”，顺着两位老人吧。自知此事已成定局，心里一丝酸楚，强笑着说：
“你们赶快走吧，我也好交班了。”
爸妈在日本使馆有着良好的口碑，很快就办好了出国手续。一个明媚的清晨我送他们去机场。今天的首都机场非同寻常。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班机，送机的人都不能进入机场大厅。只有乘客凭机票，经过严格的体温测量之后才能进入机场。机场里的旅客寥寥无几，要不是出于无奈，谁愿意在这个时候冒险坐飞机呀？
爸妈亲亲热热手拉手走进了严阵以待的机场，不时回头向我挥着手，“一个人多小心！”
“没事，放心吧，我习惯了。别忘了上飞机戴口罩！”我隔着栏杆喊，喊完转身就走，不想让爸妈看见我流下的眼泪。要是看见了，我保证妈妈能退了机票跟我回家！
开着我的小吉普“蓝风筝”，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风吹干了我流下的第一行泪，没有第二行流下。我恨机场！从小就恨！习惯了寂寞，是我心甘情愿的吗？从有记忆开始到现在，机场里有我太多的悲欢离合。北京、成田、伦敦、戴高乐……我就像一个没有写清地址的国际包裹，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被不同的人接来送去，怎么也到不了家。回国后，终于有了一点儿家的感觉。爸妈走了，这点刚刚在心里萌发出来的感觉也一起被带走了。
我常开玩笑说，至今我还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爸妈太好，我感觉不到寂寞。每天下班往家跑，不像有些快到30的女人，一到天黑，心就慌。这次爸妈走了，心里真是慌得紧，没着没落的。SARS还紧随我们身边，还是让工作把自己填满吧。
寂寞的日子也是要过下去的。经验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照老法子，逼着自己把承受孤独变成享受寂寞。
这段日子不好熬，前两天录《欢聚一堂》的时候，嘉宾演员都已到场候着了，突然一个指示，根据防控“非典”的需要，不能聚众集会，所以立即取消了录像。众人在一片无奈声中离去。这种情况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箭在弦上，真就不发了，活生生地给嚼了吞下去了。
动真格的了！
两家医院做出相同的诊断
我抖得像一只病猫
SARS的阴霾终于散尽，爸妈早就在日本呆不住了，经不住二老的再三恳求，二姐终于放行。2003年8月底的一个明媚下午，爸妈回到了北京。爸妈的归来填补了我心灵的许多空间，在二老身边；我高高兴兴地忙着筹备去西班牙和法国举办的“手拉手”专辑和《欢聚一堂》的特别节目。
一天，在看完采访一位医生的节目后，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爸爸说：“你是不是该复查了？”
2002年3月，父亲曾因房颤住进了宣武医院。我记得全身体检的时候，他还像小孩儿似的怕疼、害羞，不想做肠镜。在我“大棒加面包”的政策下，好不容易进了检查室。结果查出来肠道里有5块息肉，当机立断就“斩草除根”了。医生叮嘱，一年之后要复查。到了今年，由于“非典”的肆虐，好长时间不敢去医院，把复查的事给耽误了。眼下已经风平浪静，该把这一课早些补上。
肠道息肉是常见病，嘱咐他一定要复查之后，我就踏上西班牙和法国的浪漫之旅。谁料想在巨大的紧张和压力下，在多瑙河冰冷的寒风中我病倒了，病得很惨。在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做完在法国的“手拉手”专辑之后，我突然发烧，烧得失了声。住在巴黎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里，蜷在一张巨大的床上，我抖得像一只病猫。好冷、好想家！
对面墙上油画中的一位贵妇在冷冷地看着我。我躺在床上和她对视着，几乎也是在恶狠狠地盯着她看，她的高傲激怒了我，让我坚强了起来。在日本生病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咬牙挺着，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说不出话来，更怕父母担心，很多天没打电话，终于熬到了回国的日子。回到家已经是憔悴不堪，只说是倒时差的劳累。这时候，爸爸已经做完复查只等结果了。
憋了半天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1月，一个明媚的中午，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三三，”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反常，“你能抽空回家来一趟吗？”妈妈从来不在我上班时间打搅我，今天很奇怪，她的声音在颤抖。我的心开始往下沉，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下午虽然约了人，但已经顾不上许多，匆匆打电话通知对方更改时间后，开上“蓝风筝”一溜烟地跑回了家。
二老都在客厅里坐着，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爸爸看见我有些吃惊，“怎么回来了？今天这么早下班？”侧头瞄见妈妈正紧张地看着我，“回来取个东西。”我明白了，“妈，我的稿子您看见了吗？帮我找找。”说着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妈妈跟了进来，没张嘴眼睛里已经噙满了泪，“怎么了？”不祥的预感更强了。一行泪顺着妈妈的脸流了下来，“你爸爸得的是癌症，宣武医院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不信，根本不可能！爸爸好端端地坐在客厅看武打片呢。他从来不抽烟、不喝酒。10月，大家刚刚热热闹闹为他过了70大寿。而且只要我有时间就会带着二老四处品尝美味，这是他们的一大乐趣。爸爸是个地道的美食家，胃口极好、饭量惊人。跟他在一起吃饭简直是一种享受。他对每道菜评头论足，细心研究，吃得是滋滋有味，声声叫好，看得我们是兴高采烈，心甘情愿地掏腰包。这样乐观的人怎么会……
妈妈的眼泪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爸爸知道了吗？”我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
“还没敢告诉他，怕他受不了。”妈妈的眼泪已经无法控制，“消化科的主任医生悄悄告诉我已经基本肯定是癌症了，让我跟外科联系，赶快手术。”
不能在房里耽搁太久，爸爸会起疑心的。我替妈妈抹去脸上的泪，却无法抹掉妈妈的伤心，“先别哭，给爸爸看见就瞒不住了。”妈妈看上去是那样无助，“有我呢，我来安排。”我安慰着，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走出房间，爸爸还在那儿坐着，“找着了吗？”
“找什么？”
“你不是稿子找不着了吗？”我这才反应过来，“可能忘在车里了吧。”
“三儿，”爸爸轻轻地唤我，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在钢琴上翻翻找找不敢看他。爸爸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说：“我复查的结果出来了，好像不是很乐观。”每当他有心事，总喜欢用一些谨慎的词。
“大夫怎么说？”我明知故问。
“大夫说‘长了一些新东西’，我有些担心是不是癌变了。”
爸爸的直觉已经告诉了他真相。“别乱说话，”我像训小孩儿一样打断了他，“我们再去别的医院检查一下，有比较才好做判断。”爸爸很乖地闭上了嘴，可脸上挂满了忧虑。
“医院，医院，哪个医院有熟人呢？”焦急中我猛然想到了王志，在“非典”期间他奔跑于各大医院，应该上上下下都很熟悉。躲进书房，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喂，我是王志。”他的声音轻松而快乐。
“我是朱迅。”憋了半天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有事求你。”
第二天，我和妈妈陪爸爸去301医院检查，2天后，加急化验的结果出来了，诊断书上写着：“初中期结肠癌”。看看拍出的照片，癌变的地方就像是在肠道里翻着长出的一朵菜花，让人作呕心寒。两家一流的大医院，做出同样的诊断，已经再无侥幸可言，这开膛破腹的一刀是挨定了。
我跟妈妈商量有两条路。第一，瞒着父亲说是良性瘤，在宣武或301做手术；第二，直截了当地告诉爸爸病情，然后尽快送进位于潘家园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肿瘤医院做手术。家人都很了解，最终，瞒是瞒不住的。爸爸这一辈子经历了无数政治风浪和变革，他有一种特殊的敏锐。就在这时；王志从湖南出差回来了，他到家里看爸爸，聊了聊天，然后悄悄地跟我说：“告诉他吧，你爸爸很坚强！他已经感觉到了，再瞒无益。”
摊牌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困难。爸爸看上去很平静，好像早就料到了一切，表示将全力配合医生的治疗。这几天一直背地里偷偷哭的妈妈，也变得坚强起来了，打电话把爸爸的病情告诉了二女儿和大女儿。她们听说后，以最快的速度分别从东京和多伦多飞回了北京。全家人拧成一股绳；
如临大敌、全力备战，与癌魔抗争。
一个叫爸爸的人（1）
我隐约听到隔壁屋里有火车跑过的声响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得癌症？
肿瘤医院的病床极其紧张，就在焦急地等待的时候，台里通知我11月22日离京，随《正大综艺》摄制组到阿根廷出差20天拍摄阿根廷专辑。这是早在半年前就定下的事，这几天为了爸爸的病，早就急得把出差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可临出发了，若是请求组织上换人，办手续都来不及，势必耽误整个摄制组的行程。但这个时候我怎么走得开呢？急了，我找爸爸商量到底该怎么办。爸爸笑着说：“一旦住院了可就没好吃的了喽，怎么样？请老爸吃顿好的吧。”
爸爸自从知道自己生病后，平时谈笑风声的他变得有些少言寡语，好久没有提这样的要求了。难得他有好胃口，赶快找了家他最爱吃的上海菜馆。很久没有见他这样大吃了，哪里像个生病的样子，我却一口也吃不下。心里知道，他是在吃给我看呢。
吃完后他一抹嘴，很满足地打开了话匣子。“宝宝，能吃会做是福气啊，你看你瘦得像什么了？”他指着我，“你知道爸爸的这手好厨艺是在哪里练出来的吗？就是在拉丁美洲。我在那里住了6年，那时候你还在你妈的肚子里呢。”
幼年时候的事儿我还依稀记得些，其中就是没有爸爸的影子。记得妈妈说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就被派驻拉丁美洲，直到我上小学他才回国。爸爸在那里采访了10多个国家。当时新中国和许多拉美国家都还没有建交，车马未动，记者先行。毛主席的一句“把地球管起来！”，让多少人满怀壮志，告别亲人，在六七十年代就走出国门，奔赴天涯海角，去铺铸新中国通向世界的道路。爸爸1958年进入新华社后不久也远走高飞了。遥远的拉丁美洲，有多少妈妈的思念和孩子们的迷惑。
在我上幼儿园时，当小朋友问我的爸爸在哪儿？我总会跺跺脚，“就在脚下，地球的那一边。”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一边是什么样子，但是一个叫爸爸的人偶尔会托人从地球的那一边带回几块包得金灿灿的巧克力。这可是件实实在在的新鲜事儿，因为我最小，也最受宠，总能分得多一些。我就像运动员捧着金牌一样，从早到晚都攥在手中，连睡觉都要把它们藏在被窝里。醒来后巧克力汁流了一枕头，染黑了枕巾上的小鸭。我哭着怪小鸭偷吃了我的“金牌”。
在我上了小学后的一天，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去飞机场接一个叫爸爸的人，他从里面一出来就抱着我亲个不停，胡子茬儿扎扎的，好难受。我使劲地推他，无能为力地开始放声大哭。妈妈赶紧哄我：“快叫爸爸呀，忘了你最爱吃的巧克力就是他从那么远的地方带回来的。”爸爸好像想起了什么，赶紧从身上和行李包里往外掏：“这次我带回了好多巧克力，我说是送给小女儿的见面礼，海关的同志见到后都笑了。”
我脸上挂着泪，啃着巧克力，躲到了妈妈的身后。
一个大男人闯进了我的生活真是让我难受，妈妈从此晚上和爸爸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