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就过时-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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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的莱茵游轮上，我偎着栏杆：
莱茵河被德国人称之为“命运之河”，它代表了德国的历史和德国的精神。莱茵河水中流淌着日耳曼民族性格中矛盾的特质，一方面热爱生命并感情丰富，另一方面却深思默想且傲慢不逊，既勇猛好战，又浪漫多情。今年是“浪漫莱茵”200周年，在金秋绵绵细雨中，我们踏上了浪漫莱茵之路。坐在船上，你可以享受莱茵河畔的宁静，一个个美丽的葡萄园和一个个古老的城堡点缀其间。谁知道莱茵河一路走来，会留下了多少段情？心中的浪漫与真正的浪漫距离到底有多远？我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你也想知道吗？请搭乘莱茵河上的浪漫之船。
如果你掉了一地鸡皮疙瘩，尽可以捡起炒来吃。
下了船，随意走进一个不知名的小镇。踏上小巷里的一块块青石板，如同踩着一页页发黄的历史书。一阵面包香吹来，冲淡了这份厚重。我对这种味道十分着迷，闻到就会产生强烈的生理反应。跟着香味一路寻过去，街边一座百年老房子正是那些香味的起跑线。我像卖火柴的小姑娘一样靠在橱窗前。刚吃过午饭，其实并不饿。我会从想像中找到面包的味道。岁月已逝、人不在，面包依旧。百年前的人一定也吃着同样的面包，聊着不同的事。
歌德刚走（3）
顺着莱茵河漫步，拐进了一个小酒窖，黑漆漆的墙上有画出来的古老，点点的烛光，眨着眼迎你来。这里的老板是一个法国人，他拿出珍藏的德国葡萄酒招待远客。从他审视的目光中，我得到了赞美，“为女性的美丽而干杯！”典型的法国人！一饮而尽的酒在心头热起来。太棒了！只要三杯葡萄酒我就敢用德语唱歌了！
晚饭时候到了科隆。直接进了一家颇有名气的猪肘店。什么样的胃造就什么样的性格。德国人也不例外。按中国人的说法，德国人爱吃“硬菜”，最离不开肉食。看见店里挤满的人，想像得出后厨冰柜里塞满的猪肘子。但谁能想到这里猪的大腿比我的小腿还粗。硕大的猪肘子端上来香汁四溢，可让我这个喜欢精细小菜的江南女子没了食欲。倒是邻座的两个意大利小伙子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好奇地看我难以下咽，却在镜头前胡吃海塞的样子。拍完了，摄制组的同事们早就馋得不行，手口不停地招呼起来。旁边的意大利小伙子见我闲来无事，便来搭讪。他们两个一个粗犷有趣，一个腼腆多情，一个直截了当，一个婉转迂回。临别时留下名片，相约如果明年去意大利，别忘了打个电话。
我突然想起了剑桥的“黑手党”同学，这回没那么巧吧？！
为什么用4711这样个不着边际的数字
第二天，大风吹得人站不住脚。
白天去世界文化遗产科隆大教堂。大教堂从1248年至1880年，一共建设了632年才完成。二战时期，盟军把科隆城炸成了一片瓦砾，而大教堂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昔日的硝烟，今天的酸雨，大教堂的表面渐渐变成了黑色，哥特式建筑的塔尖直刺的云霄。
我一边感叹于科隆大教堂冷峻夺人的气势，一边替它担心这样奇形的建筑如何经得住这样的风。
风中带着香味，那是4711的香。
我前世说不定是属狗的，鼻子极灵。每到一座城市总跟着味道走，画出自己的路线图。爱上了味道就会爱上这座城市，鼻子成了我的GPS（卫星导航系统）。这回“GPS”带我找到了一个香水桶。它被招摇地放在店门口，哗啦啦流出的是很香的水。不能喝，但路人可以洗洗手，再用外衣擦干。香气盖住了全身，重要的是这种享受是免费的。
为什么会用4711这样一个不着边际的数字做香水品牌？好奇心推着我往里走。迎面一幅巨型壁画给了我完整的答案。原来德国的街道上没有门牌号码，后来在1296年，法国军队占领这儿的时候，把所有的房子都编上了号，制造香水的这幢房子就是4711号，按照北京话说，这里当时就是某某胡同4711号，来买香水的人都以此为标记，这个名字也就保留了下来。
把这个故事装进一小瓶香水里，带回去送给爸爸，今天是他的生日。
记得我小时候，爸爸曾到德国进修，回来时妈妈的镜前就多了一个4711的小瓶。即使出门做客，妈妈都没舍得擦过。这可逃不过我的“狗鼻子”，偷偷打开闻，浓烈的香气吓得我赶紧捂住，一慌碰翻了瓶，洒出一片，顿时满屋飘香。恨不得把那一小摊舔下去，但还是舍不得那香气，就让它悠悠荡荡装满整间屋子吧，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最多不过是一顿皮肉之苦换来鼻子几天的享受。值！
妈妈一进家门，我就主动承认错误，让她下不了手。妈妈却笑了，“买来许久，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知道了也不敢用，怕人说闲话。今天可好，我们一起来香一香。”妈把桌上的香，弹到了我的颈下，母女俩在香风中跳起了探戈，香水加探戈这两样，在当时都属于西方的玩意，只能关在家里吧。
打那儿以后，那个瓶子再也没有打开过，10多年间，那些香早就不告而别。瓶子空了，几次搬家，妈妈还是舍不得丢掉。也许是因为这是爸爸送给她的第一瓶香水，也许是眷恋那天的与儿共舞，今天买一瓶回去，装满那个4711，当作是弥补儿时的过失。
付钱的时候才知道精彩的故事并不廉价。
歌德就是靠在卧室的沙发上与世长辞的
我们要把香带到下一站——魏玛。
我们的目的地是德国著名诗人和作家歌德的故居，他在这所房子里生活了50年。
我恭恭敬敬地顺着回廊贴边走，生怕惊扰了他的思路。一路数过去共有17间房子，在两个房间的门前，我停足观望许久。一间是书房，里面珍藏着7000多册书籍，全都是按照歌德生前的顺序排列着。另外一间是歌德的起居室兼工作室。听说歌德有一个习惯，他写作的时候总喜欢背着手踱步，绕过3圈之后，构思好了，就在窗前的一个像指挥台一样的架子前把灵感记录下来。比如说《浮士德》《歌德谈话录》等，他的很多文学巨作都是这样完成的。隔壁有一间很小的卧室，歌德就是靠在卧室的沙发上与世长辞的。
现在所有的家具都按照歌德生前的模样摆放着，这位大文豪好像不是离开了我们，只是临时外出，随时都可能会来。
7000多册厚厚的书压在心头沉甸甸的。
歌德刚走（4）
拜别了文豪，溜出古老的木门，墙上的爬山虎正红得光艳，心也为之一亮。歌德也要有调节心情的时间吧，城里有一间他常去的咖啡屋，慕名前往点了杯歌德咖啡，在浓浓的香气中回味着文豪的神韵，不觉有一种想去空旷处走一走的心情。
傍晚时分，驱车到了歌德的summer
house（夏季别墅）。它坐落在郊外的山谷中，前面是一片大得没有边际的绿草坪，星星散散几棵百年老树点缀其间。秋色把树叶染得有红有黄，然后请秋风把树叶吹落树旁，金灿灿地铺成一片，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显得格外耀眼。拾起一片树叶，当作鹅毛笔一样挥舞，铺开一片草坪，当作稿纸一样挥洒，沿着歌德走过的小路寻找灵感，静思中竟然忘记了来时的路。
一块巨大的牌子守在路旁，以为是地图，赶紧凑过去看。唉？英文注解是不是弄错了？一个箭头指向旁边一座不能再普通的房子——世界文化遗产Bao
house。
不可能吧，这间房子就像一家小公司的办公室，没有丝毫特别之处。怎么可能跟“世界文化遗产”这几个金灿灿的字沾上边？但是德国人的严谨是来自于骨子里的，不会在歌德眼前开这么大的玩笑吧。
敲敲矮矮的铁门，一位看门人走出来，我们亮出身份，说明来意。他虽从没见过中国的摄制组，但好象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拍摄。这儿是一个建筑学院的校外教室，进门后也没发现任何惊人之处。
“真是世界文化遗产吗？”我指着门外的牌子。
看门人讲了一个典故。1923年是建筑学老师木赫的新婚大喜。洞房之夜，他躺在床上和新娘一起想像未来的家将会是什么样子？那时一战结束不久，人们都在寻找以一种新的理念重建家园。他突发奇想，跳下床，画出几根简单的线条，说要建造一所几何形状、钢架结构的现代化房子。不难想像这种设计在哥特式风格盛行的年代一出台就遭人嘲笑。但几经周折，木赫还是在这里建了一座长方形状的平顶房，它成为西方现代建筑学的鼻祖，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当之无愧的。
意外的震撼来得意外的强烈。
一路上，我盯着所有的建筑。想像力、创新再不是抽象的概念，我们是受益者，每天就生活在近100年前的设计中。什么是大智慧？能引导社会发展，预知时代潮流就是大智慧。100年后的世界会怎样？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房子里？过着怎样的生活？谁能想像得出来？幸福的一半以上是靠想像。充满想像力的人一定是幸福的，把它变成现实的就更是一位幸福的勇者。
回到旅店，电视里说昨日的大风把科隆教堂顶上的石块吹下来了，现在教堂四周已经封闭……
300多个美丽瞬间一去不复返
站在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下跟德国说再见。
我对它并不陌生，所有德国欧元的背面，都有它的图像。自从柏林墙被拆掉，这座门就成为了德国统一的象征。200多年来，城门下走过了历史上无数的风流人物，这时门旁也是群“熊”云集。熊是柏林的象征，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各种姿势的熊。可这儿的熊全是一个姿势，高举两手围成一个圈。来自125个国家的艺术家按照自己民族的风格给这些熊精心设计了外装。有的浓妆艳抹，有的造型奇特。一眼看见中国熊，它穿了一件朴素的黑白两色衣服，上书《论语》——有朋自远方来。虽然每只熊有着不同的风格，但是它们都手拉手说着同样的话：和平理解，理解和平。
我疼得心里冒血！
太喜欢在德国的照片了，组里的同事也抢着看。小助理一不小心碰到了DELETE（删除）键，300多张照片转眼间无影无踪。把数码相机都快拆了、砸了，也没能找回来。高科技有时会让人如此无奈，300多张照片，300多个美丽的瞬间，300多份永恒的回忆一去不复返。小助理在一边哭得楚楚动人，而我恨到嘴边变成了安慰。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把黑森林的一家人牢牢记在心里，谁也删不去。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来自黑森林小凯文的一封信。他说很想我。他妈妈用英文在信中说，凯文已经报了一所中文学校，希望若干年后，在北京见面时，能用中文和我聊天……
两个月后，小助理幸福地悄悄告诉我，她已经恋爱了。那天她哭的样子打动了导演的心。我愕然，又觉得安慰。原来，黑森林的爱是可以传染的……
我恨机场
从小就恨
同在中央台我却从没见过他
道明对我说，身边没有男人的女人相当于半个“失业者”，他说我接下来要寻找的职业就是一个好男人。
那是一段特殊的日子，“非典”横行，国难当前，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进入到最低谷、最残酷的时期。2003年3月，北京开始恐慌，人们开始抢购，流言四起，乌云密布。工作上我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每天“连轴转”的工作弄得我身心疲惫。
就在这时台里的同事给家里送来几箱方便面、榨菜和水，即使北京出现意外，在家里闭门不出也能过几个月了。为此，妈妈常念叨说朋友很义气，关键时候就能看出真朋友的品格。我也只能深深叹息，一个女孩子带着两位70岁的老人在这个时候的确不容易，好在难时还有人伸手相助。
晚上常守在父母身边看电视，这时北京的电视收视率应该是最高的。街上静悄悄、空荡荡，人们足不出户，但都在家里竖起耳朵、瞪着眼睛，注视着电视中播送SARS的动向。电视里一位记者正在采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钟南山院士。同样是在中央台，我却从没见过这位叫做王志的记者。厚厚的嘴唇、深深的酒窝。语风犀利、问题深入，层层紧逼，穷追不舍。“什么是政治？救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钟南山急了。
钟大夫正是这个时期的焦点人物。被看作圈内的杠头，也是病人的救星。这位67岁的老人是战士、是勇者，还是绊脚石？无论为人做事都颇有争议。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在日本的二姐每天都要来几个电话，她很着急地跟我说：“三三，我希望爸妈来日本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