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就过时-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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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圣了，我该说些什么呢？　
　　回国前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切从头开始。但这不是肉体上的考验，而是精神上的磨砺。死了心吧！反正日本是回不去了。那样大张旗鼓的告别直播，没隔三个月偷偷溜回来，不仅朱迅的脸面全无，在日中国人也不会觉得光彩。继续留在中国，如何计划自己的人生？是平平淡淡，还是波澜壮阔？是无所事事，还是大有作为？是追求真爱，还是寻求一棵大树？我的能力到底有多少？我的作为到底会多大？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下子给自己的人生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我开始迷惑。　
　　一天下午，我早早地来到演播室，张政已经到了。今天晚上要录《正大综艺》春节特别节目，编导们信任我，把这个重要的节目交给我做。不能再辜负大家的信任，我暗地里求张政：“老兄，多帮我对几遍稿子。”　
　　工作灯下，我们的效率很高，接近尾声时，剧组的一个小姑娘跑进来：　
　　“朱迅！”我从稿子里抬起头，她的声音里带着喘，手里挥着一份报纸：“你上中国广播电视报了！”我们平时的关系不错，她看见我的消息总比我还高兴。　
　　我笑了，回国有一段时间了，谁不希望自己受到关注呢？接过报，在版面的左下角有一个豆腐大的一篇报道，一看题目我脸就白了：《可爱而空洞的女孩——朱迅》。根本没勇气接着看下去，把报纸往兜里一塞，张政凑过来：“给我看看。”“别看了，对稿吧。”我的声音冷冷的。　
　　见鬼！整个晚上我的脑子里真的是一片“空洞”！不知道错了多少回？闹了多少笑话？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中，钻进被窝里的。我掏出那张报纸一字字、一句句不知看了多少遍，泪水把那豆腐大的报纸浸得透湿。　
　　从拍《摇滚青年》开始，我就下决心绝不做“花瓶”。十年寒窗历历在目，我现在拿着经济学硕士的学位回国了，得到还是这些字眼，“花瓶、空洞”，究竟为什么？！　　　　　
“海归”变“海待”（2）　　　　　
　　我一会儿伤心，一会儿愤怒，“谁写的？你真的了解我吗？站出来比比，软件硬件看是谁空洞？”在日本已经习惯了夸赞的我，面对国人的批评没有丝毫承受力：“家里人应该对我更好呀，为什么会这样苛刻？难道这十年的努力白费了吗？”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眼睛肿得有些睁不开，朦胧中看见面前是一些报纸的碎片，也许是被眼泪浸湿后，又被身体碾碎了吧。纸上的“花瓶”还在面前摊着，我心里一亮：　
　　“这有什么不好，至少‘花瓶’有美化荧屏的功能。就从做‘花瓶’开始吧，报纸上说的没错，现在我就是‘空洞’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我的确还只停留在一个高中毕业生的水平上，从现在起，一点点把‘空’补上，把‘洞’添满吧。”我笑了，下次见到这位记者要好好谢谢他（她）。　
　　终于明白了痛苦的原因，“我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失重了。”潜意识里，我是带着“海归”的光环，成名后的优越感回来的。这真害死了人！现实告诉我：　
　　在日本的成功并不代表着在中国也会成功。任何事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生在高潮、低谷中奔涌向前。昨日的高潮，今天的低谷，其中因果相连，本该如此。机会就像一把沙子，如果你太想抓住它，攥得太紧了，它反而会从你的手指间偷偷溜走。　
　　明白了这一点，我不再怨天尤人。丢掉包袱，忘记从前，再次回到起点，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新学徒，重新开始。在适应中求生存，图发展。没事做的时候不再愁眉苦脸，我开始细心观察周围的主持人，所谓“偷艺”。一整套“恶补”计划就此出台。　
　　管好嘴巴，夹紧尾巴　
　　首先是心态，这一点雪纯做得就让人佩服。她曾给我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很出色的主持人，他曾经经历了几次重大的精神打击，但仍然坦然面对人生，用一种非常饱满、热情的态度去面对周围的人和事。很多人非常奇怪，为什么他的心态能如此之好？他告诉大家，悲伤、失望、痛苦、任何一种情感都是有生命的。当一个人遇到一件非常痛苦或非常失望的事情，他可以感觉到这种情感的滋生。他不去抵抗，让这种痛苦、失望渐渐长大，吞噬自己的每个细胞，他放任自己沉浸在这种痛苦失望中，不久他又会很清楚地感觉到这种感情在衰老，在逐渐死亡，离他而去。他又恢复了一种快乐的心态。　
　　白天，我守在妈妈的病床边，抱着本《中国古文精粹》想啃出其中的精华。让人惊喜的是有很多文章还依稀记得。这真多亏了当老师的妈妈。听她说，我小时候有着不凡的语言天分。还在两、三岁的时候，姥姥、妈妈就经常拎着一个小板凳，我们姐妹三个手牵着手，一起去长安街边的军博广场乘凉。到了广场上，姥姥妈妈坐下，我们围成半圈等妈妈教我们背诵古诗、古词和鲁迅的文章，比赛看谁背得快、记得牢。姐姐们大我许多，已经能看书认字，理解力当然比我好。但我就是不服输，不许她们比我快，否则就大哭。　
　　当黄昏把妈妈和姥姥坐在板凳上的影子拉得颀长的时候，我们三代人就拉着手，迎着夕阳往家走，好词好句好文章一路飘在耳边。大姐自作聪明，“谁打的黄盖？为什么打他？”我当仁不让，大声抢答：“诸葛亮打黄盖，就因为他不听话。”真是语惊四座，笑得大家差点摔在地上。　
　　慈眉善目的姥姥、年轻美丽的妈妈连同军博笔直硬朗的线条都构筑了我童年快乐的底色。我12岁时，妈妈随爸爸远行。没关系，我已经完成了几乎所有中学文言文的背诵。虽不理解，但一辈子都忘不了了。儿时的争强好胜，成为我今天的资本。　
　　每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自己看电视的心得：　
　　声音不可过高、飘、抖。　
　　情绪要稳，沉住气。　
　　不要随便笑，不可以讨好。　
　　站的姿势，挺拔向上。　
　　着装，不可超短。　
　　设计“即兴”。　
　　同时，我也正在加紧学习“中国式”的待人接物。少说多听，大事要清醒，小事装糊涂。管好嘴巴，夹紧尾巴。心里有观众，观众心中才会有你。就像电影里说的那样，“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一定会给你面子。”　
　　难道最亲近的人也会像两棵彼此对立的树吗　
　　“海待”的另一大难题：与家人相处。　
　　女人的事业心太重，会让男人害怕。好好想想，这么多年了，自从姥姥临走前交代我要争气之后，我就开始拼。有时这种拼搏虚无缥缈，经常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自己与自己矛盾。　
　　突然觉得，我已经孤独了很久。不论是与家人相处，还是在老同学聚会中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孤独。自己已经很难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了。我是为亲近父母回国的。可是我们真的已经分离了太久。　
　　刚回国的时候，不敢长时间地面对父母，不知道怎样和他们说话，他们的体贴、关心，成为我巨大的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愿回家，一个人在酒店里住着，这让他们很伤心。我心里更难过，虽然爱他们，但彼此之间的交流是那么生疏、笨拙。特别是爸爸，他在我的成长中有太多的空当。有时候碰撞起来，我会变得像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任性，“你从小就没有管过我，现在是不是有点晚了？”　
　　最亲近的人，难道有时也会像两棵彼此疏远和相望的树吗？　
　　在矛盾中选择，在选择中平衡。　　　　　
“海归”变“海待”（3）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僵局。　
　　爸爸妈妈清贫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感谢国家分给了他们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赶上了分房的最后一班车，他们真高兴呀！每天张口闭口就是怎样去打扮这个新家。我也终于找到了能为他们，为我们的家做的事。在我的总体设计下，他们开始这个新家的装修奔波。　
　　想起坐落在东京高级住宅区我住过的那个家，有一种说不出的冰凉感觉。就像北方冬天里一间没有暖气的屋子，虽然可以避过刺骨的冷风，却也难挡住穿透窗缝的寒气。家里的“暖气”呢？那是父母的呵护，姐妹的关爱以及充满每个房间角落中的欢声笑语、酸甜苦辣。　
　　“家”在默默地奉献着，我在坦然地索取着，在外边拼搏，能量耗尽之后，在家中歇息。在外面厮打，受到伤害摇摇欲坠的时候，家为我支撑。家永远是我的大后方。在这种无私的呵护下，我长大了。作为家里的两根顶梁柱，爸爸妈妈却一天天衰老了。人老了，就总会不时叨念着要为孩子们留下点什么。　
　　什么呢？当然是一个家。不仅是精神上的家，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一套房子。其中要完成家中每个成员的心愿。爸爸常说，“这辈子的心愿就是给妈妈买个浴盆。妈妈喜欢泡澡，可一直没有条件。另外，就是三儿的衣服多，一定要把这些行头挂起来。”　
　　建造一个家，好累，好难。父母老了。不得不让我成为主力。每一个小设计，每种建材零件的购买，都让我体会到，家就是在一点一滴细碎的实物中奠基建立起来的，它能那样的坚实，是用无数的细心和爱凝固而成的。　
　　我在零星的琐碎中找到了在家中的位置，我的心这才真正地回家了。　
　　碰到一个知道我“底细”的人　
　　机会是为做好准备的人准备的。　
　　半年的空当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时间。这对我以后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真忙起来了，还挺怀念那段静心读书的日子。　
　　2000年的夏天，静止的工作状态出现了转机。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开始了。我被选为现场主持人。连续10多天的直播，对每一个人都是智力和体力的挑战。那么多天，我就像“长”在CCTV…3上一样。在直播开始前的忐忑不安和结束后的极度疲惫中，观众渐渐地熟悉我这样一张新面孔。　
　　一天我抱着一大摞带子，低头走在去机房的路上。　
　　“真的是你。”迎面撞上一个膀大腰圆的男子。　
　　我抬头，一张陌生的脸上春光明媚。我笑着问：“您是……”　
　　“你当然不认识我，可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天天看你的节目。”　
　　一个知道我“底细”的人，我静候他接下来的反应。　
　　“那时打工特累，觉得中国人怎么这么苦呀，好在还有一个在电视上，当时你简直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我在国际频道……”　
　　不久我就经他全力推荐，被调入国际频道《欢聚一堂》。同时《正大综艺》再次派出自己的队伍开始外拍。身兼数职，我开始了职业生涯中的新一轮世界之旅。　　　　　
剑桥让我跟土豆结了仇（1）　　　　　
　　她们的话题从没离开过各国“帅哥”　
　　飞机追着太阳走，生怕被黄昏赶上。　
　　这是我第三次去欧洲，前两次还是个学生。　
　　那时我的“随心所欲”已经出了名，每隔半年，这种“随心所欲”就要发作一次。把长发藏进男式的帽子里，穿上牛仔裤、踏上旅游鞋，到了成田机场一个电话甩给经纪人，“我走了。”　
　　“去哪儿？”　
　　“没定。”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最多10天一定……！”压着他的话音，我挂断了电话。　
　　在城市里呆久了，艺能界的事做长了，自己就像根绷紧的弦，不松松劲，生怕被路过的人，不经意间一弹断掉。因为不喜欢等人，所以每次必定是一个人的旅行。买张机票，降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手里拿着一份早已画好目的地的地图，背着大大的行囊，就像背着家在走。享受着“在路上”的状态，快乐一半是因为方向，另一半来于自由。　
　　终于有一天经纪公司忍不住了。反正要走，与其让我放任自流，不如他们来控制。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段很长的实习期。公司便以我在语言上需要适应直播为由，送我去英国剑桥读书。顺水推舟，我便有了将近半年的游学生活。　
　　剑桥在我的记忆中是温暖的黄色。　
　　我住的学生宿舍楼是土黄色，卧室的墙壁是淡黄色，窗帘是明黄色。早上被融融的阳光唤醒，不急，9点才上课。　
　　麦克老师模样有点“古板”。他教社会学，每到上课，他就一屁股坐在桌子上，从不下来。麦克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巨大的摩托，手把恨不能高过脑袋。一天下课后，麦克对我说，“去游泳吧。”“好。”我一口答应。到了游泳场才发现池子里的人我只认识麦克。这明目张胆地让人感觉像约会。我有些不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