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心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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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吏不可为而可为，廉吏可为而不可为。贪吏不可为者，污且卑；而可为者，子孙乘间而策肥。廉吏可为者，高且洁；而不可为者，子孙衣单而食缺。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
楚庄王已看清了优孟的身份及其意图，听着优孟后面关于孙叔敖之子贫困状况的如泣如诉的唱词，心中凄然，不觉潸然泪下。优孟歌罢，庄王即召来孙叔敖之子，封以寝丘（今河南沈丘县东南）之地。
从孙叔敖之子生活的贫困中，人们能进一步看清孙叔敖为政时的清廉，明白他所以能成为一代名相的一个重要原因。
优孟以他对故相国的崇敬之心，不愿看到其子在贫困中生活，于是精心策划和主演了这场调笑戏谑的小剧目。他要借滑稽剧目的形式激起庄王对故相国的思恋之情，并借机把故相之子的生存窘态告诉庄王，诱导庄王做出妥善的处置。调笑戏谑是优孟所擅长的事情，但看了这出调笑之剧，庄王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他体会到了自己对高尚清廉之臣的内心依恋，同时又知道了清廉之臣付出的世代的艰难代价，两相对照，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对故相关心得太少，愧对故相，于是立即封邑于其子，以聊补他对孙叔敖的歉意。优孟的目的也由此达到。
优孟逢场作戏，对庄王作了一次生动、成功的讽谏。今人有“优孟衣冠”的成语，足见优孟的这一讽谏形式对后人影响之深刻。优孟配合剧目情节唱了一段回肠荡气的歌子，尤其耐人寻味。
人们根据做官者是否清廉而把他们分为贪吏和廉吏两类。按说，贪吏是不可以做的，因为他们的品格污浊而卑鄙，然而他们的子孙后代却由此得到了丰腴的利益，而这又引诱人们去做贪吏。按说廉吏是可以做的，因为他们的品格高尚而纯洁，然而他们的子孙却少衣缺食，而这又逼使人们不做廉吏。优孟的这段唱词本意是要说明廉吏孙叔敖子孙贫困的必然性，却无意间向人们揭示了贪吏和廉吏各有得失的生活规律。一方是社会所能认定的高尚品格，一方是子孙所能得到的丰腴利益，在公私难以兼顾的条件下，任何做官为吏的人都只能得到其中的一个而被迫放弃另一个。廉吏得到的是前者，放弃的是后者；贪吏追求的是后者，注定要丢失前者。要高尚的品格还是要非分的利益，看来是一个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事情。一个人总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价值观念对二者做出选择，而人们也总是根据一个官吏的行为选择对其进行判断和评价。
对于优孟讽庄王及其歌词，我们有如下一些看法：第一，贪吏得到了非分的利益，注定得不到好的评价和名声，廉吏得到了社会对其高尚品格的认可，却未必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优孟讽庄王及其结果表明，即使社会没有建立起对廉吏健康正常的激励机制，人们也会乐于对他们的利益短缺予以补偿，而贪吏的短缺必定成为他们永远的遗憾。第二，廉吏没有留下物质财富惠及儿孙，却留给了儿孙可以引为自豪的堂堂正正的人格形象，留给了他们奋斗求生、自立成才的客观条件；贪吏虽能留给子孙无尽的物质利益，但却部分地剥夺了他们本应具有的奋斗自立的客观条件，留给了他们一个龌龊的祖宗形象，使儿孙们失去了一些挺胸做人的自豪。第三，贪吏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是极大的，社会总是希望为官者做廉吏而不做贪吏，但不应仅仅把这种愿望寄托于道德的审判和良心的谴责上，而应该形成一种民众参与监督的机制，借法制的手段实现这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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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优孟：优孟衣冠，戏论贪廉（2）
西汉宣帝时的贤臣疏广曾将皇帝所赐巨金散与故里乡亲，转告子孙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汉书？疏广传》）清人林则徐发挥此意说：“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有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有财，则增其过。”这些思想正与我们上述看法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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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臣：贪色废使，爱美弃名（1）
巫臣原姓屈，名巫，字子灵，后改为巫臣，他是楚庄王手下一名文武兼备的人物，曾封于申，号为申公。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率兵###陈国夏征舒弑君之罪时，巫臣随军出征。《左传？成公二年、襄公二十六年》、《国语？楚语上》、《史记？晋世家》和《新序？杂事》记载，楚庄王灭掉陈国后，见到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为其美艳之貌所迷，不能自持，准备收纳为妃妾，巫臣劝谏说：“不能这样。君王召集诸侯是为了###罪恶，现在收纳夏姬，就表明是贪色而战，贪色就是淫乱，不会有好的结果。”楚庄王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楚国大夫公子侧想要娶走夏姬，巫臣对他说：“这是个不吉祥的女人，她使子蛮（夏姬的哥哥郑灵公，因拒绝让大臣公子宋尝鼋肉而被弑）夭死，使丈夫御叔归天，使君主陈灵公被弑，使儿子夏征舒被戮，使孔宁、仪行父二人出逃，使陈国丧灭，哪个人能不吉祥到这个程度呢？人生一世实在不容易，总不会自寻死亡吧？天下漂亮的女人多的是，何必一定要娶她呢？”公子侧于是也打消了娶夏姬的念头。
楚庄王把夏姬给了一位名叫襄老的连尹（楚国主射之官），襄老在公元前597年的邲地（今河南荥阳北）之战中丧生。尸首被晋国所得，襄老的儿子黑要遂与夏姬私通。巫臣传话给夏姬说：“你回娘家郑国去，我娶你为妻。”又想法让郑国对夏姬说：“你亲自来迎取，就能想法得到襄老的尸首。”巫臣极力唆使楚庄王答应夏姬归郑，夏姬临行前表示：“得不到尸首，我就不回楚国。”夏姬到了郑国，巫臣暗中向郑君聘定夏姬为妻，郑君答应了。
等到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即位为王时，楚国打算在阳桥（今山东泰安西北）进攻鲁国，共王派巫臣去齐国联络出兵，巫臣携走了自家的全部财产，路过郑国，他把使命交给副使，自己领着夏姬辗转逃亡至晋国，通过晋国执政郤至的关系做了晋臣，晋国封他为邢地（今河南温县东北）大夫。
楚庄王和公子侧先后都想娶走夏姬，巫臣对他们进行了成功的劝谏阻止。巫臣的劝谏针对不同对象而使用不同方式，表现了较高的智谋策略。
楚庄王是一位志欲称霸列国的君主，巫臣在劝谏庄王时通过贪色淫乱这一中间环节，把娶走夏姬和称霸失败联系起来，他向庄王指出：“娶走夏姬就表明贪色淫乱，贪色淫乱就不会有好的称霸结果。他有意突出娶夏姬和称霸的对立性，逼使庄王为了称霸而放弃原有的欲念。的确，如果一位君主过分贪色迷内，必然会减损其治国的精力，而庄王如果灭陈后娶走夏姬，还要外加一个为贪色而战的罪名，会失掉他在诸侯中的威信。巫臣对庄王的劝谏是很有道理的，庄王能听从巫臣的劝谏，也表明他是一位能以某种价值观念抑制原欲，能使潜伏的心理升华到更高追求上去的贤明君主。
公子侧是楚国的高层官员，曾一度担任过司马之职。他并没有楚庄王那种对国家称霸失败的顾虑，用贪色失霸的道理相劝谏肯定难以奏效，而巫臣也不敢过分忤逆这位高官，于是他变换方式，借口夏姬是一位不吉祥的女人，转而从关心爱护公子侧、使他珍重贵体的角度劝阻其娶走夏姬，这种方法也果然奏效。
夏姬为什么是一位不吉祥的女人呢？巫臣并没有说出任何道理，他对此采取了以事实进行归纳论证的方式。巫臣列举了夏姬的兄长、丈夫、儿子、三位情夫和其所在的陈国未能善终的事实，说明夏姬的不吉祥。此时，人们对巫臣下给夏姬的断语多半是有所相信，无论多么贪色的男人也不愿为此将自己的性命作一次性抵押，公子侧打消了娶夏姬的念头，正表明他对夏姬的不吉祥是有所相信的。
然而，最先提出夏姬为“灾女”的巫臣本人，在襄老被“克死”之后，竟不顾证据更加充分了的自我断语，千方百计地娶走了这位不吉祥的灾女，这表明，巫臣自己并不真的认为夏姬就是灾女，他的这一断语仅仅是要吓唬公子侧，使他放弃娶夏姬的想法，以便自己从中插手。
巫臣：贪色废使，爱美弃名（2）
与夏姬有关的几个人物的确未能善终，但他们的死亡并不都与夏姬有关。郑灵公子蛮是被郑国的大臣杀掉的，夏御叔的死因史书未载，陈灵公被射死罪有应得，夏征舒是楚国伐陈的牺牲品，不能把他们的死因全归于夏姬。世界上的人总会以各种原因死去，每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其生前都会发生许多相关人物死亡的事实，一个人的若干相关人物在一段时间内密集死亡的事肯定是常有的，如果该人是位女性，而且长得漂亮些，能够引起一些男性不能占有时的内心嫉妒，那她周围死亡了的人物就会被这些男性所统计和散布，她就会得到一个“灾女”的名声，夏姬正好就属于这种情况。
巫臣为夏姬美色所动，本想娶她为妻，无奈楚庄王和公子侧在前提出，他痛感所失，难以明言，于是以妨碍称霸劝阻了楚庄王，继而编出灾女之名吓退了公子侧，嫉妒的心理多少得到了些自慰。但因他已煞有介事地劝阻过别人，他自己也难于立即娶走了。等娶走夏姬的襄老战死后，巫臣才获得了了却心愿的机会。
巫臣在夏姬、郑国和楚王面前三方活动，为夏姬找借口离楚返郑，不久又为自己找下赴齐的使命，他抛弃了自己在楚国已经获得的地位、名声和难以携带的家产，顾不得君王使命的重托，路经郑国时，急不可耐地携走夏姬，逃到了楚国鞭长莫及的晋国重筑鹊巢，他是一位只要美人不要名的风流公子。
夏姬是一位轻浮、浪荡的女性，她个人丧夫夭子，磨难迭出，但却难以赢得人们更多的同情。漂亮的女人难免被权势男人视为玩物，而夏姬甘心充当这种玩物，并且反过来视权势男人为玩物，表现出了一种完全迥异的女性价值观。
楚共王：明分公私，宽容叛臣
公元前589年，楚大夫巫臣为娶夏姬为妻，经过精心筹划，借出使齐国之机携带夏姬逃晋，废弃了共王的使命。《新序？杂事一》和《左传？成公二年》载，楚大夫公子侧准备将巫臣在楚的族人流放，为此去向共王请命说：“申公巫臣曾经劝谏先王（指共王之父楚庄王）不要收纳夏姬，现在他却废掉使命，携夏姬逃至晋国，他有欺先王之罪，请求将他的族人流放。”共王回答说：“巫臣为先王谋划则忠，为自己谋划则不忠。他对先王醇厚亲爱，对自己轻薄寡虑，没有什么罪过。”遂拒绝了公子侧的意见。
夏姬本是陈国大夫夏御叔的###，楚国灭陈时，楚庄王和公子侧先后准备娶走，均被巫臣找借口劝阻，尤其是，巫臣有意编造说夏姬是克亲的灾女，才使公子侧打消了娶走夏姬的念头。但时隔不久，巫臣竟不惜冒犯楚国之法，废掉使命而携夏姬叛逃晋国，这使公子侧顿时产生了受骗的感觉，由此又勾引起他失去所爱的嫉恨，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寻找出一条并非捏造的罪名，请求楚共王给巫臣在楚国的族人以株连性惩罚。
楚共王对于贪色叛逃的大臣不会心无所恨，但他出乎意料地做出了宽容叛臣的决定。他把这一决定以机智的回答表达出来，既没有否认巫臣贪色逃晋的过错，又没有肯定其“欺骗先王”的大罪。楚共王的回答界限分明，是非明确，在效果上既婉辞了公子侧关于处罚巫臣族人的请求，达到了宽容叛臣的目的，同时又避免了给人们留下有罪不罚、亵渎国法的消极印象。
楚共王告诉公子侧：“巫臣为先王谋划则忠，为自己谋划则不忠。”这一回答的关键点是把巫臣的事君之事和为己之事严格地区分开来，其暗含的前提是，一个人只要事君尽忠，他个人私事如何处理是不必计较的，这就在承认巫臣贪色逃晋之事实的前提下，彻底排除了对其定罪的可能。楚共王还对公子侧讲，巫臣“对先王醇厚亲爱，对自己轻薄寡虑”，这样一说，巫臣非但没有罪过，似乎还成了一个爱君而忘我的少有的忠臣，公子侧至此再也难有话说了。
楚共王的回答无意间给了世人一条重要的提醒，即分析判断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把他的为国之事和为己之事区分开来，主要看他在为国之事上的立场、态度、能力和实绩，而不要过分考究其处理私事的枝末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