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心智-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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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田单的第四条计谋。“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行军篇》）燕人在两军相争的战场毫无谋虑却轻视敌手，失败已不可避免。第五，田单驱牛出城时，兵法最后一次提醒卧眠于床的燕人：“兽骇者，覆也。”（《行军篇》）野兽惊骇呼叫，是敌军在大举来袭。可惜燕人已被解除了战争意识，根本没有想到这一严肃的提醒，使田单的第五计收到了“攻其所不戒”（《九地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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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活用《孙子》，五计败燕（3）
田单以五条计策彻底扭转了齐燕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夺取了战争的胜利，这五条计策突出地体现了如下一些兵法原则：
第一，“兵以诈立”（《军争篇》）的原则。战争计谋的实质是对敌人的欺骗。胜燕五计充分体现着诡诈多变的计谋特点，其中有假情报、假信息、假恐惧，又有假神师、假投降、假贿赂、假龙兽等等。在这里，仅有目的是真的，一切可以为假。离开了“假”，就不会有田单的胜燕五计。
第二，“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战争自然有胜有败，决定战争胜败的一条重要规律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篇》）取胜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然后才同敌人决战；相反，失败的军队总是先贸然开战，然后企求侥幸取胜。田单指挥齐军战燕，严格遵循了“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从齐人驱牛开始起，两军战场交锋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而田单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之于战前对取胜条件的创造。前四计已经创就了齐军取胜的各种条件，造成了一种必胜的态势，有了这种态势，才任势求战，并迅速取胜，达到“势如弓广弩，节如发机”（《势篇》）的理想效果。因为，“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势篇》）“若决水于千仞之溪”（《形篇》），所向披靡。这就是田单取胜的奥秘。
第三，“奇正相生”“因敌制胜”的原则。战争理论反映着战争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战争实际则包含着任何战争理论都无法容纳的具体要素和特殊情况，人们在战争中接触到的都是战争实际，如何在自己遇到的战争实际中运用战争理论？选择战争理论的哪一条兵法原理？怎样按照兵法原理的要求组织战争实际中相对应的要素，并推动它们相互作用？这是任何一位通晓战争理论的将军在战争实际中会首先碰到并须认真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兵法理论无法回答，但为了引导人们一条正确的思路，《孙子兵法》提出了解决这类实际问题的一条“因敌制胜”的基本原则。它以水随地形而成流为例，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这里的要害是要人们不拘常规，依据实情，出奇制胜，兵法为此而强调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篇》）考察田单的整个战争部署，尤其是最后的战争反攻，无不体现着依据战争实情而奇正相合的策略。在一切战争中，“因敌制胜”的原则不会过时，各次战争的实情不会重复，因而奇正相合的战争策略也就会“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就会变化无穷，千姿百态。
我们自然不能确认五计败燕的田单一定研习和通晓先他百余年出现的《孙子兵法》，然而我们可以认为，齐人田单一定受到产生于故土的上述兵法思想的影响。田单败燕表明着《孙子兵法》在自己故土的辉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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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能败强燕，难下小狄
《战国策？齐六》、《资治通鉴？周纪四》和《说苑？指武》载，田单任齐相时准备攻狄，他为此去见名士鲁仲连，鲁仲连对他说：“将军想攻狄，那是攻不下的。”田单生气地说：“我曾经率领即墨小城中的败亡之卒，攻破强大的燕军而恢复了齐国，怎么能连狄城也攻不下呢？”于是未向鲁仲连打招呼就上车离去了。田单率大军攻狄，三月都未能攻下，伤亡很多。这时田单又去拜见鲁仲连，请教道：“先生曾说我不能攻下狄城，究竟有什么原因呢？”鲁仲连回答说：“将军那时在即墨，坐下就织蒉编筐，站起则持锹筑墙，鼓动士卒说：‘已经没有退路啦！今日之事，不胜则亡！’那时候将军无贪生之心，士卒有必死的气概，听到鼓动，人人莫不挥泪奋臂欲战，因此能够打败燕国。现在将军有掖邑（今山东掖县）租赋之奉，又有淄上游观之乐，腰间束着黄金，驰骋于淄、渑两河之间，有生存的快乐而没有必死的决心，因此不能取胜。”第二天田单在狄城下鼓励士卒，他率先站在矢石所至的阵地上，亲自击鼓，狄城终于被攻下。
田单是战国时有名的军事战将，他曾以即墨城中的弱兵，打败了强大的燕军，震撼了列国。然而，如此优秀的战将，在任相之后却数月攻不下小小的狄城，这种看似奇怪的现象，局外人鲁仲连早有预察，并向他本人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事后的军事实践也证实了鲁仲连分析的正确性。事情的全过程给予我们不少的启发：
第一，军事争战，乃至于干任何事情，都首先需要一种争胜的决心，一种舍生忘死的气概。自然，有了这种决心和气概，未必事情一定成功；但没有这个决心，事情必定不会成功。一定的决心和气概是事情成功的首要条件。
第二，人们通过艰难的奋斗去追求优裕的生活条件，然而，优裕的生活条件到手后，它往往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包袱，生活条件越是优裕，奋斗的包袱可能越是沉重。人们只有看轻这种条件，有敢于割舍和抛弃的勇气，才不会使自己陷于背上包袱去奋斗的困难境地。
第三，恶劣的环境和生活条件总是人们在本性上希望摆脱的，这一摆脱的行为过程恰好构成了人生的奋斗，因而，恶劣的生活条件往往就是人生奋斗的外部动力。对于有能力创造自我新生的有为之士而言，恶劣的环境终究能够摆脱，因而，恶劣的环境对他们必定是暂短的历程，从而对他们是极为珍贵的生命体验，恶劣环境给予他们奋斗的刺激和人生的教诲会使他们受益终生。由于恶劣的环境一经摆脱后很难重来，因而一切有为之士应该倍加珍惜自己苦难的历程和苦难的岁月。
智慧大师老子告诉人们：“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六十九章》）这一“哀兵必胜”的规律决定了田单攻燕和田单攻狄必有不同的结果。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它指出了人生奋斗和一切社会活动中主观勇气的重要，揭示了恶劣环境对人生奋斗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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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襄王：明嘉大臣，掠收民心
齐将田单于公元前279年以奇计收复了被燕国占领的七十余城，恢复了齐国，立襄王法章为君，被封为安平君，任相国。《战国策？齐六》和《资治通鉴．周纪四》记载了齐襄王为与田单争夺民心而嘉奖田单的事情。
襄王和田单有一次同过淄水，有一位老人涉渡淄水后身体寒冷，不能行走，坐于沙中，田单见之，急让随从寻衣送之，因急难寻到，田单乃脱下自己所穿的裘衣相送。襄王见到后非常反感，对身边人讲：“田单惠施百姓，一定是想夺取我的国政吧？不及早收拾他，恐怕要来不及了。”他征求身边之人贯珠者的意见，贯珠者建议他说：“大王不如为此嘉奖田单，使田单的施民成为您自己的恩惠。”于是齐王公开下令道：“我做君主的担心民众受饿，田单就设法保证他们有饭吃；我担心民众受寒，田单就脱下裘衣送给他们；我担心民众劳苦，而田单也为此担心，他很了解我的心意；是我很称心的相国。”并赐给田单牛酒之赏，表彰其行为。按照贯珠者的安排，过了几天，齐王在朝中会见群臣时，召田单至前致谢，问候他的劳苦，下令寻求缺衣少食的人，让给他们供给衣食。不久，齐王派人到街头巷里打探民众的反映，听到许多男人窃窃私语说：“人说田单爱百姓，唉！那是君王教他施惠的。”
齐王看见相国田单解衣送人，心中老大不高兴，作为君王，他认为相国在自己当面私惠于人，是向百姓衬托了自己的无情，掠走了百姓本来对于自己的爱戴，甚至认为是相国在收买民心，欲图国政。一切正常的当政者都希望辖下的民众能感受到自己的恩惠，他们对民心的归属极为敏感。田单疏忽了这一点，无意间触撞了君主的忌讳之处，受到了猜忌。
为了争夺被田单掠走的民心，襄王采纳了贯珠者的建议，他利用自己的君主地位，对田单的施民行为大张旗鼓地表彰，甚至提出一些更为优厚的惠民措施安排田单去做，他把上述表彰和安排有意公开，使人们传扬出去，实际上是有意显示自己对民众的恩惠之心，使百姓感受到王恩浩荡的滋润，也借以向人们表白，田单不过是君王恩惠的传送者，他所送来的恩惠，其实是君王赐予的恩惠。而当某些地方受不到恩惠时，民众必然认为是田单传送不及所致。齐王采取这种办法，不但彻底取消了田单惠收民心的可能，而且使田单必然承担偶尔惠民不及的责任。
齐王心恶田单之时，对田单有两种对待办法，一是处置他，二是嘉奖他。第一种君臣残杀的办法不仅会削弱楚国的力量，示弱于天下，而且会彻底地失去民心。齐王采取第二种办法，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应该说，齐王对田单的嘉奖完全是在私欲支配下的一种权术行为，这里是虚假的惠民，别有用心的嘉奖，缺少的是诚实和谐的人格形象。事实上，一副狭小的胸怀中毕竟难以长存恢弘的君子气度，古人云：“务伪不久，盖虚不长。”（《管子？小称篇》）任何虚假的面孔因为和本我人格相违背，终究会暴露出来，留给人的只是虚伪的印象。如果襄王具有真正的爱民之心，又具有博大的胸襟，那他必会有对田单由衷的嘉奖，必会有一个诚实和谐的人格形象，人们无疑也会赞许他驾驭下属的高明的施政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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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君臣：口诺实辞，口是行非
列国复杂的矛盾纠葛常使某些国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战国中后期秦国在西部崛起，与关外数国的矛盾异常突出。齐国居处东土，与秦国没有接壤，两国的矛盾稍微缓和些，但这种局面却常常使齐国处于两种势力争夺的两难境地。齐国曾经用口是行非的策略手段谋求对这种困难处境的摆脱。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四？赧王中》记载，秦昭襄王见七国国君都称王号，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贵，于是准备称帝。他为了拉拢齐国，使齐王与自己分担各国的责难，乃让齐湣王也同时称帝。齐湣王受到秦王推举，很是为难。如果接受帝号，势必得罪关外五国；如果推辞帝号，则又拂逆了秦王之意。后来，齐王采纳了苏代之计，采取“受之而勿称”，接受帝号但不使用的办法，一时应付了秦王，又未得罪五国诸侯。
与此相同的另一件事是，《列国志》根据《史记？楚世家》所载楚怀王合纵六国军队伐秦时“齐独后”的事实，生动地描述了齐国当时对出兵###一事的计策谋划：“伐则结秦之仇，不伐则触五国之怒。莫如发兵而缓其行。发兵则不与五国为异同，行缓则可观望为进退。”（第九十一回）按照这一筹划，孟尝君田文率兵参战，但他一出齐郊，就突然称病治疗，一路耽搁不行，直到五国军队在函谷关之外被秦军打败逃归，齐军尚未进入秦国疆界。
齐国在上述两难的场合都是采取了口头应诺但不真正实施的策略手法，在两种势力的尖锐对立中，一种势力首先拉齐国入围，齐国口头上答应了其相约之事，因而取得了该势力的欢心；但另一方面，齐国在实际行动上找他事作借口，并不真的履行诺言，因而也不得罪另一相对立的势力。齐国用这种口是行非的计策来应付两难的处境。
应该说，口是行非的计策使施计人一时摆脱了眼前的困难处境，为其观察事态的发展，选择稳妥的立场和方针提供了较充足的时机。然而，它也给施计人从长远上带来了消极的作用：首先，它是一种伤害施计人信用的手段。尽管施计人在做出违背自己承诺的行动时，会找其他事情作借口，巧妙地搪塞别人，但个中隐秘终究会被他所搪塞的人所看清。如果多次使用此计，其心迹必然大白于天下，会造成世人对其歪曲型人格的塑定。其次，两种势力的对立和争夺，不会与施计人绝对无关。施计人对两种势力一味取中立和观望的态度，似乎避免了矛盾，实际上并未能彻底解脱于矛盾之外，两种势力争斗的长远后果
